五四运动过去已经几天了，本来不想说这个话题的。今天赫然看到有人说“54运动就是反对北洋政府”，所以我又必要说几句。五四运动不是就是反对北洋政府，正如六四不是反对中国政府一样。没有一个六四人愿意把六四着实成反政府，同样，现在认为五四就是反北洋政府，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把它与八个月前发生的深圳佳士维权事件相比的话，两者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事件中的北大学生，可以是1915年入学北大的江西青年许德珩，也可以是2014年考入北大的北京女生岳昕。许德珩写下的是《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岳昕写下的是《北大学生就'深圳7·27维权工人被捕事件'的声援书》。
虽然他们的诉求不同，一个是争主权除国贼，一个是工人权益；规模不同，一个数以千计，一个只有几十个学生；方法不同，一个出现暴力手段，一个完全非暴力，但跨越百年间的两场运动，相似之处要远大于不同之处。
这种相似性间接回答了一个问题：一场百年之前的运动，为何要纪念它？
已故的《五四运动史》作者、美国威斯康辛教授周策纵早已给出更直接的回答——“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因为它的精神还活着，它所提出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还有更年轻的人志愿为他而推动。自由、民主、人道、科学，都是永远不会完结的事业。”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秦晖在其论著中进行了“小五四”与“大五四”的划分——“小五四”指1919年5月4日那天北京学生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大五四”通常指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起点标志而持续到1920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
1919年，人权与科学的口号，逐渐变为民主与科学，也就是广为人知的“赛先生”（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
长期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民主与科学已成为五四精神的代名词，但是深入历史细节和后世学者的研究，不难发现，五四的精神内涵是“个人主义”。
1989年后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学者和社会评论家金观涛与刘青峰在其著书中曾表示，“民主”一词在五四时期具有极大的含混性和歧义性，1918年时的中国，民主的价值核心已不再是个人权利，而是一种反对儒家纲常的新道德。
在台湾，2018年5月4日，台大大学自主联盟在校园举行静坐与罢课，抗议教育部不依法遵循台大新遴选校长的结果，是以政治力摧毁“大学自主”与民主法制精神。适逢五四运动99周年，发起者也将其称为“新五四运动”。在台湾大学校门不远处建有名为“傅园”的陵墓，用于追念其已故校长傅斯年。而傅斯年恰是99年前，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在我们身边，现在正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