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强调一下笔者自己的态度：算！凡是当初属于知青管理部门的，都应该算知青。这个问题本是由插队知青提出，而且并非毫无道理。
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最根本的原因是老邓强调的“农民不满意”。在“三个不满意”中，前两个是自打有知青那天提起就存在的“知青不满意”和“知青家长不满意”，可是上山下乡不但不能被终止，而且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最后一个“农民不满意”，不满意用集体插队的模式把城市就业危机转嫁农村、转嫁给农民的政策。这个“农民不满意”不关兵团知青的事。
1973年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回信中说：“此类事全国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个“容当统筹解决” 不关兵团知青的事。
1968年12月毛主席最著名的动员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里的“农村”，这里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是不关兵团知青的事。
来自中央最重要的三条有关知青的指示，居然都不关兵团知青的事。难怪有人会提出“兵团知青算知青吗？”这样的问题。
“知青”二字，给人们真正深刻的印象，是文革期间才出现的大批跨省的集体插队，“老三届”这批人属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只要提起“插队”二字，连“知青”都不用说了。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把“插队”当作“知青”的别名，虽然“知青”也包括了去兵团、去农场以及去干校的，但有些地方不管是否插队，统称“插青”（据了解苏州就是如此）。甚至听到有些兵团战士也把自己的知青经历叫作“插队”。漂流海外的知青及同龄人，更是统称“洋插队”，没有、也不可能有“洋兵团”、“洋农垦”、“洋干校”等等说法。
笔者一向主张，讨论知青问题，一定要分模式分阶段，否则永远无法自圆其说。“兵团知青算知青吗？”要解释这样的质疑，就必须把知青分模式分阶段讨论。不分模式不分阶段地混为一谈，永远无法自圆其说。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上已经出现模糊不清的概念了，有人在故意把所有知青混为一谈。网上广泛流传的《知青是怎样回城的？什么原因才回城的？很多很多的知青是不知道的！》就是这样一篇被故意篡改了标题的文章。篡改的结果，混淆了不同模式不同阶段的区别。
尽管标题几经篡改，但是在文章中我们恰恰可以看到，正是云南兵团知青自己，把“农工”和“知青”互斥地对立起来，反而在认为：当了农工的兵团战士就不算知青。
也可以说，是云南兵团知青不认为自己是知青，才有了“还我知青”这个口号。这个“还我知青”的真正含义，是要和体制外的插队知青得到一样的回城资格。
前面提到，知青是分模式分阶段而不同的。插队和兵团（含农场）就是体制不同的两大模式。生产建设兵团历史悠久，是文革前五十年代就出现的模式，是体制内的上山下乡，属于国家正式编制。而插队是体制外模式，是到农村生产队当社员。下面详细分析两种模式的重大区别。
生产建设兵团，是内地派驻边疆或边远地区的半军事化组织，去边疆的具有屯垦戍边的性质，并同时具有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移民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兵团要经过政审和体检，合格以后才有可能被批准，名额有限，不是谁想去都可以的。笔者自己政治条件不合格，也亲眼看到其他不具备政治条件的同龄人报名兵团被拒，想去够不着，只好去体制外的生产队插队。
兵团是享受体制内待遇的，有基本的生存保障。国家提供后勤，食堂、宿舍等必要设施。兵团知青按照农工的级别发工资，同时享受各种劳动保护，公费医疗，节假日带薪休息。除了周日和过节的假期，还有探亲假、结婚假、生产假。所有收入待遇国家负担，旱涝保收。为实现屯垦戍边的目的，国家不惜承担兵团历年的巨额亏损。
兵团自打成立，就不关农民任何事。引起“农民不满意”的只有插队。
插队是到生产队当社员，没有严格的名额限制。但不同阶段的插队知青待遇不同。笔者1968年插队，了解到的政策：国家发给安置费用到大队，提供知青一年的口粮，不论性别年龄，一概按照每月44斤带皮原粮的标准执行。一年以后自食其力。安置费中有伙食费、工具费、建房费、医疗费（？），不含照明费、文具费等。伙食费主要用于购置口粮，炊具包含在工具费。但没有后勤费用，所有柴米油盐、烧火做饭的事情自己负担。和当地农民一样，自己负担后勤。无论队里派人做饭还是知青担任做饭，吃饭人给做饭人提供工分。和当地社员一样，病事假不在队里记工分。生产队是自负盈亏企业，“年龄歧视”“性别歧视”是一定要存在的，工分评定每年进行。收成的丰歉直接影响工分值和口粮分配。
插队知青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存问题——不是兵团所谓的“生活关”。当地人已经解决了的生存问题，插队知青在同样自然条件下要从头解决。1968年插队，是六届中学生同时毕业安排，很多插队知青尚属未成年人，没有任何必要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生存关难以度过。因此造成了“此类事全国甚多”的状况。
1968年的“老三届”插队，并不代表所有阶段的插队。文革前的插队，有些地方是提供生存保障的，比如山西就有水文队组织北京知青参加。但是和“老三届”插队不同，1968年12月前的插队知青具有相当于贫下中农（牧）的政治地位，没有因“接受再教育”的帽子而被当作“臭知识分子”。
1973年“容当统筹解决”以后的插队，由大队提供后勤以保障生存。1973年以后的插队知青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两年以后“再教育”毕业，回原城市安排工作——体现在农村“待业”的本质。和“老三届”插队不同，这些后期插队的“小知青”不在生产队承担责任，不当队长，不当会计保管，不当饲养员、放牧员，也不作为队里普通劳力被派出参加修路植树、兴修水利等县社工程。这个阶段的知青，就不是一个普通社员，安排工作也不占用农村青年的农转非指标。
而“老三届”插队知青，尽管刚开始也宣传什么“扎根”什么“一辈子”，模仿着屯垦戍边的要求。但知青中“扎根”唱得最响的，反而是最早“拔根”离开农村。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还被派驻了“北京干部”加强管理。但因为无法制定必要的奖惩条例难以实现真正的管理，赋予“北京干部”的“尚方宝剑”，就是在知青分配工作的时候具有生杀大权。
在这一举措下，插队的“待业”本质无可奈何地浮出了水面——不仅仅是1973年以后插队的“小知青”，即便“老三届”插队知青，什么“扎根”，什么“一辈子”也都不过是个口号。
但兵团知青从五十年代起就不是口号，而是从移民角度出发的真实要求。文革期间为安置突然增加的几百万城市冗员，临时改建和增建了一批兵团，当然也要沿袭这一要求。
这些生产建设兵团是在革命狂热中匆匆成立的，接纳了过多的知青，因此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及生产效益问题。本来国营农场已经赤字连年，转到军队掌管之下更是每况愈下，简直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从1967年到1969年，亏损额增加了近5倍，达到4.6亿元，而投资实现经济效益则下降了13%。……从1971年到1973年，生产持续下滑。黑龙江兵团仅在1973年就亏损了近2亿元，而整个兵团系统的亏损额竟然达到了11.1亿元。（摘自《失落的一代》P97-98）
国家承担如此沉重的付出，本来是要达到戍边移民的目的。但插队“待业”本质的显示，动摇了通过政审体检合格，得到体制内“就业”本质的兵团知青的人心。七十年代是“走后门”最时兴的时候，一些兵团知青通过门路转插，放弃体制内的待遇也成为插队知青，为的就是改“就业”为“待业”，得到回城的机会。
有转插门路的兵团知青毕竟只是极少数人，但某些“老三届”插队知青回城的途径还是可以借鉴的。尽管兵团都是体检合格才被批准去的，为回城也要模仿未经体检就被打发插队的知青——病退！没病？找病呀！找医生走后门开“有病”证明呀！“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营业员”是四大肥缺的七十年代，给医生送礼，好使！
尽管1973年以后的“小知青”已经明目张胆地不提“扎根”“一辈子”，但“老三届”插队知青毕竟有过和文革前兵团完全一样喊，但完全不一样执行的这些口号。兵团知青也就有理由把自己和“老三届”插队知青划等号，不要和文革前的兵团知青一样了。更何况兵团知青中也不乏“老三届”成员，插队知青“回家”了，“还我知青”也一样要“回家”。
1978年云南兵团知青以“还我知青”为口号闹事的时候，“老三届”插队知青留在农村的已经所剩无几。离开农村是地方工商业发展的优先选派，占用了本该属于农村青年的农转非指标，也是一个引发“农民不满意”的重要方面。“老三届”插队知青回城和云南兵团事件毛关系也没有，八竿子打不着。
据说是因为准备打越南，对云南兵团闹事松了口，而后来新疆阿克苏兵团知青闹事就没有那么幸运。却有人把云南兵团闹事吹嘘成什么伟大功绩，不惜用篡改文章标题的手段将其拔高。其结果，不但将不同模式不同阶段的知青混为一谈，而且让后代人误以为知青，就只是这些兵团知青。
写这篇文章，就是要澄清被误导了的历史。兵团知青当然应该算知青，而且是历史最悠久的知青。兵团知青在知青总人数中占的比例很小。和兵团知青不同历史阶段曾经同期存在的，不但有过数量庞大的“回乡知识青年”（邢燕子是典型），还有过“容当统筹解决”的“老三届”插队知青，还有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小知青”，那些完全不同的体制外知青，那些引起“农民不满意”的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