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一份同行评审的女权主义地理学杂志《性别，地点和文化》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海伦·威尔逊 （Helen Wilson）的文章： “人类对波特兰狗公园强奸文化和酷儿效应的反应”。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波特兰狗公园是一个纵容强奸的地方，是猖獗的犬类强奸文化和“被压迫的狗”遭受系统性压迫的场所。通过这个公园可以衡量人类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文章讨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像训练狗那样训练男性，是否有助于抑制强奸文化？文章作者思路之前卫，文笔之大胆率直令人印象深刻，比如这一句： 我认识到，由于我是人而不是狗，我对于在什么情况下一只狗骑在其同类身上抽动属于强奸这件事上的判断是有局限性的 。论文的发表得益于若干审稿人的正面评价，其中一位审稿人的评论是，该文“极具创意，分析透彻，写作和组织俱佳”。
该文的发表对社会的影响有多大我们不能确切知晓，但我们知道至少有三位学者确为文章的发表欢呼雀跃，他们就是杂志编辑海伦·普鲁克罗斯 （Helen Pluckrose）, 数学家詹姆斯·林赛 （James Lindsay）和哲学家彼得·柏格森 （Peter Boghossian）。 他们高兴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三位其实就是所谓的“海伦·威尔逊”。这篇投给《性别，地点和文化》的“狗公园”论文，是这三位作者随后共同撰写的20多篇论文中得以发表的第一篇。
这个由20多篇论文组成的恶搞行动，后来被称为“苦情研究事件”（Grievance studies affair）。按照三位作者当中唯一的女性普鲁克罗斯说法，“苦情研究”是指一种以“后现代主义”思潮为指导的研究模式----以特定的对社会的不满为中心打造一套褊狭的理论体系。三位作者一致认为，在当今大学的某些社会和人文研究领域，包括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酷儿研究，批判性种族研究和肥胖研究等等，重苦情轻真相、用话语特权挤占科研平等的后现代主义学术已经站稳脚跟甚至可以说蔚然成风。对这三位学者以及许多人而言，这种学术既不科学也不严谨是一个明显的事实，问题是需要证据。他们因此萌生了这样一种想法：故意撰写一些用后现代词汇带后现代风格但想法荒诞或者道德可疑或者两者兼具的文章，然后把它们提交给这些领域的各种同行评审的期刊，借此测试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底线到底在哪里，从而揭示苦情研究学术水平实际有多高或者实际有多低。于是就有了针对苦情研究的恶搞行动。这项行动用意够狠够毒，属于那种月黑偷营截人粮道的阴招，一旦得逞后果会很严重，使我不禁想起电影《地道战》里的那个胖汉奸给他的鬼子太君的建议：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的地道到底能盛多少水。
然而此类恶搞其实早有先例。先前的恶搞对象是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建构”的信条。社会建构信条可以说是苦情研究的一个成果吧。说一个概念是社会建构，就是说这个概念完全是由主流群体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强加给被压迫群体的。该概念一旦被说成是社会建构，就无需事实和证据的支持而变成了一个可以随意解释的概念。比如亚裔是模范少数族裔的概念，在后现代主义学术看来并不是一个反映亚裔吃苦耐劳特性的概念，而是一个白人强加给亚裔的神话，目的是诱使亚裔屈从于白人的压迫。随着身份政治在学术界的蹿红，社会建构的信条大行其道，越来越多的常识上清晰的概念，比如性别，种族，肥胖等等，现在都被认为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社会和人文研究俨然进入了言必称社会建构的新时代。不难想象，这样一个迅速膨胀的信条必然引起不同意见的反弹。于是就有了在苦情研究事件之前的两次恶搞。第一次是纽约大学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 （Alan Sokal）1996年恶作剧地撰写了一篇名为“越过边界：走向量子引力的变革性诠释”的文章。文章否认存在一个独立于任何个人甚至全人类的外部世界，宣称女权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判揭示了隐藏在“客观性”面纱背后的西方主流科学实践的实质内容和统治意识形态。文章断言，物理现实，显然如同社会现实一样，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简言之，引力也是社会建构。这样一篇明显蔑视常识的反智反科学的文章竟然于1996年被左翼的《社会文本》杂志采纳并发表，造成轰动。受到索卡尔的启发，林赛和柏格森变本加厉于2017年5月写了一篇更加出格的文章：“作为社会建构的概念性阴茎”。文中宣称，尽管阴茎在解剖学上的存在也许没有异议，但一个自认为是女性的男人在完成变性手术成为女性之前也有解剖学上的阴茎，所以有无阴茎并不是判断是否男性的标准。据此，人们不应该将概念性的阴茎理解为一个解剖学的器官，而应把它理解为一个表现男性特质的社会建构。老实说，我是硬着头皮很花了一些时间才将作者在这段文字当中关于阴茎的逻辑大概理出了一点头绪。你也许想不到，如此令人尴尬的荒诞不经的挑战男人底线的文章竟然最终被堂而皇之地发表在《可信社会科学》杂志上。
不过，这两篇让人瞠目结舌的奇文，和苦情研究恶搞行动后来取得的成果比起来，就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后者因此被叫做“索卡尔平方”。其实“概念阴茎”一文的发表并未能使林赛和柏格森满意，原因有二：一是《可信社会科学》杂志排名不佳，二是文章的发表有付费，这有违项目的初衷。林赛和柏格森重新检视了自己的计划，并为自己定下三条规矩：第一，只向同行评审期刊投稿，而且尽可能以该领域高端期刊为目标；第二，不付费投稿；第三，如果被编辑和评审人员问及文章是否恶搞，直接承认。作为一个新的开始，林赛和柏格森特邀了对后现代主义语言颇有心得的普鲁克罗斯加盟。普鲁克罗斯的到来使这个恶搞行动的覆盖范围迅速从“社会建构”的神话扩展到苦情研究中的至少15个子领域，包括（女权主义）性别研究，男性特质研究，酷儿研究，性研究，精神分析，批判性种族理论，批判性白人理论，肥胖研究，社会学以及教育哲学等等。从2017年10月到2018年8月，三位作者共提交了20 篇文章，其中有4篇得到发表，3篇被接受但最终没有公布，6篇遭到拒绝，7篇当时仍在审查当中。三位作者的工作热情让人叹为观止，效率也令人震惊：平均每13天就有一篇新论文出笼；论文草稿字数达13万字；文章的送审率平均达80%，到项目后期竟高达到惊人的94%。问题是，面对论文如此高的成功率，是应该为论文的水准喝彩，还是为杂志的质量起哄，却是一件让人颇费思量的事。
看来还是得让文章自己说话。在公布自己恶搞行动真相的报告中，三位作者对自己的文章做了一个概括。大致说来，他们撰写的文章分这么几类。第一类是蓄意的粗制滥造：要么用不令人信服的数据造假，比如“狗公园”一文宣称他们以巧妙的方式对近1万只狗的生殖器进行了检查；要么做出一些完全没有数据支持的论断。第二类是提出高度可疑的道德规范：比如像训练狗那样训练男性；比如建议因为历史上的奴隶制而惩罚男性白人学生，让他们带上锁链坐在教室地板以获得体验式赔偿；比如把肥胖欢呼为健康生活的选择，断言用肌肉而不是肥肉来衡量健身的成就其实是一种压迫性的文化规范；比如把男性自慰时想象（不认识的）女性的行为定义为对该女性的性暴力。第三类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三位作者用女权主义的语言重写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的第一卷第十二章，该文却被有关权威杂志愉快接受。第四类是提出一些愚蠢透顶的问题，故意装弱智：比如追问为什么像Hooters这类“大胸餐厅”会存在，假装把（异性恋）男性被辣妹所吸引看成一件特别神秘的事；比如试图证明男性之所以一般拒绝使用插入肛门的性玩具是因为他们担心被视为同性恋或变性人。如此等等。
我必须说，就我而言，别说读原文，光是这些“研究课题”已经把我雷倒了，打蒙了，镇住了。从理智上说，这些课题处于我这颗脑袋能够思考的事物的界限以外，它们对我而言是不可理解，无法触及的。也许是因为理性对它们无从把握的原因，与此同时我也感到一些心理和生理上的不适。我必须说对我而言恶搞的尺度实在有点太大。同时我也必须佩服这些文章的评审人和杂志的编辑，他们得有什么样的认知结构、欣赏品味和暗黑心理才能从这些不可思议的胡说八道当中淘捡出与他们格调相符金玉良言的啊。如果说文章已属不可思议，它还能找到如此共情的知音，那只能说是人间奇迹了。我这里仅举一例，来说明这种令人咂舌的情投意合。对上段提及的最后一文（性玩具从肛门进入），一位审稿人的评论是，该文对性和文化的研究，特别是男性特质和肛门期人格交集的研究，做出的贡献是无比丰富和令人兴奋的。。。。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贡献是重要的，及时的，值得发表的。这么高级的评价真是让人叹为观止。然而你也许会问，如果同行的专家权威都不能区分真诚的严肃探讨和故意的胡言乱语，这些后现代主义学术的公信力何在？此类研究的价值何在？在这些领域中充斥的，究竟是怎样奇葩的学术和学人啊？不消说，推荐者的美意终究落空了。在苦情研究恶搞行动曝光之后，所有发表的文章都被杂志撤回。
苦情研究恶搞行动的曝光也颇有戏剧性。恶搞行动原计划于2019年1月结束，但文章的恶搞特征终于引起了若干媒体人的注意。有人最先在推特上怀疑“海伦·威尔逊”宣称的“狗公园每小时发生一次狗强奸”的论断太过惊悚。这些媒体人做了一番人肉搜索后发现其人并不存在，其所属的机构“波特兰无性别研究计划”也属子虚乌有。当2018年8月《华尔街日报》记者也开始询问的时候，三人决定提前公布他们的恶作剧。他们于10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布了恶搞行动的全部细节，包括所有论文，电子邮件存档，审稿人的评论，以及一段记录了项目幕后故事的视频。为期14个月的恶搞行动宣告结束。
真相浮出水面之后，引来的是两极分化的评价。对三位作者的批评来自几个不同的方向。首先是来自“受害”方的抱怨。那些决定采用恶搞文章的编辑们“深感失望”，认为这个恶搞行动违反了道德和学术规范。这种指控得到的支持虽然不多，但他们的抱怨也许不无道理。在我看来，三位作者适当地对多少有些无辜的有关评审人和期刊工作人员付出的劳动表示感谢，以展示他们并非不端的品行和其实一直具有的严谨的专业精神，还是很有必要的。另一些批评者坚持，这项实验由于没有把严肃的学术论文作为对照组和恶搞文章一起提交给期刊杂志社评定，因此得的结论并不科学。这种批评由重体验轻证据的苦情研究人员提出来，有一些反讽的味道。还有一种声音说，这项实验至多是揭露了同行评审制度的缺陷，却并没有证明，比起其他人文研究来苦情研究更容易接受假论文因此学术水准更糟糕。他们强调，如果你成心的话，对任何人文领域都可以恶搞得逞。对此林赛反驳说，这好比警察突击一家夜店抓了一批毒贩，你却站出来批评警察说，这算什么本事，你们为什么不抓隔壁杂货店卖酒给未成年人？像这一类的辩论错失了焦点因而不值一驳。当然，说对几乎任何社会和人文研究的恶搞都能成功绝非无稽之谈，这从另一方面揭示出目前的社会和人文研究令人堪忧的学术环境。
与这些沮丧和略带敌意的声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正面的评价。人们把三位作者誉为不良学术研究的吹哨人，称赞这个恶搞行动揭露了当代社会和人文研究的许多弊端，包括对常识，科学，和逻辑的蔑视。而更为率直的赞扬把恶搞行动的成功，看作是对身份政治和后现代主义话语的一个打击。虽然有心理生理上的拒斥，我个人对苦情研究恶搞行动还是赞赏的，并且坦率地说还带着忍俊不禁的愉悦。我之所以这样看，是因为面对着一些后现代主义苦情研究的无理取闹，过去常常生出有理说不出的无奈。比如当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查尔斯·米尔斯 （Charles W. Mills）指责罗尔斯在2000页的书里不提原住民，并据此把罗尔斯说成是当代种族自由主义者的时候，你知道他是胡搅蛮缠，但你真会跟他解释这是两个不同的论题吗？长期以来，围绕着性别和种族等身份课题进行开放、真诚的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像苦情研究恶搞行动这样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战术，反而成就了一个后现代主义不得不认真对付的敌手。后现代主义一直都在自说自话，现在他们终于被迫要回应了。后现代主义一直在进攻，现在他们终于要防守了。这恐怕就是这个恶搞行动的意义所在。
普鲁克罗斯和林赛2020年出了一本新书： Cynical Theories: How Activist Scholarship Made Everything about Race, Gender, and Identity – and Why This Harms Everybody。这本书对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理论的分析很到位，而且易读，是《今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和 《出版商周刊》的畅销书，在Goodreads上也获得4.19的评级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