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文革初批判“三家村”，自己因为说了一句“锄掉毒草可以变成肥料”的话，被批判是为毒草辩护，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其后开了个群众大会，对一些“黑五类”进行表决，以决定是否要赶回农村。大会在工厂篮球场的空地上进行。群众整齐地坐着，然后有人逐个宣布被赶人名字，群众逐个举手表示。当然在那时的大形势下，都是整齐划一的一致举手同意。说不同意的举手时却悄无声息。当念到我的名字时，同意的当然也整齐划一，而说到不同意的举手时，却有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举着手还站起来，大家用惊异的眼光看着他。他没有说话，然后坐下。这个年轻人就是MJ。他成为表决中独此一举的特立独行者。其后领导比较开明，只赶了很少几个人，而我和其他大多数人被编入厂劳动大队，进行了一段劳动改造。
66年山毛厂初建，职工来自四面八方。那时MJ刚刚从上海纺织学校毕业分配来厂，我和他还不熟悉。由于自己搞技术工作，所以对分配来的学生比较注意。知道他是山东人，曾入伍海军，后来上了中专，学了纺织，仅此而已。但是他在当年严峻的政治环境下，不随波逐流。在众人畏惧自保情况下，不怕引火烧身的反潮流行为。让我惊讶，感动，钦佩。虽然他这独此一举并不能改变什么，甚至可能会给他自己带来伤害，然而他却义无反顾不计利害地举起理性的手。这个举手的形象，多年来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难以忘怀。
一直以来，我认为他刚来厂，我俩还不熟识，了解也不多，更没有利害关系。他之所以冒险而行，应当是对这件事，而不是对我这个人。因此感觉他除了胆量和勇气之外，他对这句话这件事有自己的理念和判断。举手是一种理性的表达，而不像是一时的冲动。认为他是个有胆有识的人。同时也认为他的胆量也来源于他的红色背景，出身好，当过兵，这双重身份使其气壮腰硬，不必谨言慎行。尤其在那个以出身划分阶级和敌我的年代，这是重要的资本。另外还认为他是山东人,性格豪爽,见义勇为，像梁山好汉,爱打抱不平，或许也还有一时冲动的感性因素。所以对他当初行为的理解并不真确。他与众不同，但肯定是个正直的好人。
批“三家村”只是文革的序幕，而后更有十年的剧烈动荡和反复。人们在这个舞台上不断地转换角色，或整人，或被整，或退出舞台做逍遥派，做看客当观众。印象中MJ只在序幕时独此一举，其后就退出舞台，既没整人，也没被整，更没有激进地当个派头头。一个有红色背景的退伍军人，性格豪爽，关心政治，又有独立见解，理应会热衷于政治活动，成为文革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然而他却在独此一举后,难得看到他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他和运动保持距离，没有过激的行为。十年文革他沉稳低调的度过。
这十年他在政治运动中保持了低调，但在文体活动方面却表现得非常活跃。他篮球打的好，是工厂代表队。经常能在球场上看到他的身影。他有一付好嗓子，是美声唱法，看来经过一定专业训练。所以在一些演出场合，也能听到他完美的歌声。当然这些文体方面的出色表现，再加健壮魁梧的体貌和男子汉硬朗的面容，也吸引刚刚入厂年轻女孩的眼球。很快他就有了对象并结婚成家。媳妇小王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文化基础也不错,又喜欢舞蹈，而且跳舞的水平也很高，常常是个领舞者。这样俩人一个能歌一个善舞，组成一个文艺家庭。MJ参军后又上学，和小王比年龄偏大些，婚后小王成了一家之主。他温顺随和地和媳妇相处，同时也受到一些约束。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两人从此彻底退出歌舞演出，回归家庭。人们常常开玩笑说他怕老婆，是个妻管严。他也淡然一笑，并不反驳，但他俩感情不错。于是这样一个山东大汉，性格豪爽正直，又热衷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不仅在政治上低调，也从群众文体活动中退出。他就这样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全身心地投入了家庭。当然也不知道这对他后来有什么影响，但总感到有点遗憾。
文革十年我俩交往不多。除了文革初期我说了一句话，他举了一次手之外，其后两人都淡出了运动，再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发生。对运动保持低调，更避谈敏感问题，基本上是回家闹革命。所以两人也从未谈起过那件敏感的举手表决的事。文革中，工厂生产不正常，常常因武斗停产。那时我下放当工人，他也到车间劳动。但两人不在一个车间，也没有太多交往。到运动后期，开始抓革命促生产，我参加了工厂的生产组，协助抓生产，并后来回到技术科。他在车间当技术员。于是在生产方面接触和交往多起来,关系逐渐密切。
打倒四人帮后我入党，后又担任总工副厂长。其后毛条车间从山毛分出成立毛条厂，他也调到毛条厂工作。这样彼此交往也越来越少。84年我调任市纺织公司经理，对下属企业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他升任副厂长。其程序是先由厂长提名，公司考察任命。作为经理，我举手同意对他的任命。而此前他并没有为此找过我，我的举手和他文革时的举手一样，并不带功利意识，都是理性的表达，不同的是一个是反对，一个是同意。然而根据他的品德和能力，担当此任当之无愧。作为企业主管领导，我会经常下厂，也多次去毛条厂。当然主要是厂长书记接待，有时他作为副厂长也会参与。但他对我总是不远不近，保持一定距离，见面时客客气气，很少单独交谈点什么。我和厂领导交谈中，他也不多说话。总感到他已把我当作领导，有点敬而远之。我理解按他性格，他不希望把关系拉的太近，尤其在公众场合。其间我俩没有单独交谈过，他更没有为自己和别人找过我帮忙。他也从未提起文革时举手的事。他既无意提及此事，我也不想旧事重提，因为这毕竟是个既敏感又伤感的话题。因此几十年来，时过境迁，独此一举的事也就渐渐淡忘。但是在我心底深处依然留着痕迹。
2001年退休后，十多年来没有和他联系。2012年我的回忆录出书后，由于书内“经历文革”那篇文章写了他举手的事，所以想送给他一本。借此就可以把多年来一直想和他说的话，不必直接用语言而可以用文字来表达。并想好一句写在书上的赠言，“一个独此一举的特立独行者”。如有机会还想和他交流和沟通一些我的疑问和思考，同时听听他当时的一些内心想法，以及对他的影响。事过多年，世事已变。我们的思想和心境也会改变。根据他的性格我推想，到时他也许不愿意提及此事，会说不记得，或不值一提，或一时冲动，并未多想…….。他可能回避或者轻描淡写地应对。但我会表达自己多年来一直留存着的这个记忆，借此表达一种钦佩之情。
2013年5月，我约定和几个山毛老友聚会，并让他们代为告知MJ希望他也来参加，借机可送他那本书。但他们却说MJ不久前在一次唱歌时，心脏病突发而故去。这让我先惊后悲无语。感到原来想到的这些已经永远无法表达，几十年来想说的话已失去听者，将永藏心中，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但同时又想，他酷爱唱歌，退休后有了闲情逸致，可以尽情释放，在引吭高歌中成为他人生的谢幕，虽然不幸但也不必悲惜。这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是让他在歌声中告别人生的仪式。在后来老友聚会时我说了这件事，大家也一致对他的人品给于好评，对他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其后决定把回忆录转交给小王，表达对MJ的哀思和对她的慰藉。小王回话说感谢我还记得MJ。我立即感到非常惭愧，人生有些事必须该办当办，不留遗憾。欲想见，人已去，更与何人说。
过后就决定把MJ这件事写篇文字，想把一些未曾当面说的话，用文字表达。但一直没有动笔。近来偶然发现毛泽东“毒草变成肥料”原话的根据，让自己惊异之后不甚感慨，世事无常。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事虽然早已淡出，但并未失忆。然而已经人事全非，不堪回首。这迟来的证据虽然可以证明，当年我说得那句话的正确，他独此一举的正义，我俩应当庆幸，然而这又有什么意义。我曾经想过，见面时要不要说点客气的话，表达自己的谢意。但我立即否决这种想法。是的，时时怀着一个感恩之心，是一种善良的美德。但却把这件事以及我俩的关系放在一个低俗层次。如果当年他曾经为此事而受到过牵连，我也许应当表达歉意。然而我们的关系，不该夹杂其他多余的成分，应当是两个特立独行者的君子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