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岁月，我的故事》是旅美知名作家刘荒田的一本散文集，这本书共分四辑，收集了荒田老师的20篇散文。这些文章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眼中的“人”。这些人可以是他曾经的同事，也可以是路人甲。最重要的，他们都是真真切切的普通人。这些人在作者笔下栩栩如生，让人感到他们就是你身边的人。我第三遍读这本书了，依然被这个故事里的爱情，亲情，和同胞情感动得流泪了。】
2005年，是我在旧金山“通达”旅行社当导游的第四个年头。每年夏天，黄石公园这条观光线路最为繁忙。我带的都是七天团，星期六从旧金山湾区出发，下星期五回来。次日一早又上路，连轴转三个月，然后是一个月的长假。紧张是紧张，好在我天生爱游山玩水，正应了洋人一句名言：“你的爱好如果和职业合二为一，那就一天班也不用上了。”我所在的公司，从老板到雇员都是中国人，人脉都在华人社区。我所带的每一个团，几乎是清一色的同胞。
但8月中旬出发的团，50名团友中，有一位白人老太太，八十多岁了，金发早已变为银色，头部闪着蔼蔼的白光，在坐满黑头发的大巴里，格外抢眼。她名叫莎朗，深目高鼻，高个子，不像许多白人女士那般，老来横向迅猛发展，体重增加近倍。相反，她变得清瘦，一袭连衣裙，背后看起来还像个窈窕少女。更加出奇的，是能说广东话。我是在哈尔滨长大的，来美国以后才学了点广东话，几年下来，发音虽仍遭广东人讥笑，但听这一关，基本过了。这可是在以广东人居多的旧金山华人圈子内做事必需的功课。然而，我的广东话，和这位土生土长的洋老太太不能比。团友惊讶不置地告诉我，莎朗的广东话不但顺溜，而且夹着不少台山土语！我还注意到，莎朗虽然身板硬朗，不需人搀扶，但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小伙子跟随。途中，我和小伙子谈过几次，知道他叫小陈，原籍广东台山，是莎朗的贴身佣人。
旅行团的大巴，从加州出发，穿过内华达州的沙漠，爱达荷州的麦地与玉米田，沿着蛇河峡谷逶迤而行，一路有洛矶山脉蜿蜒相伴。大巴上，导游坐在第一排，50位游客的座位，每天按次序调换，以示公平。游览了怀俄明州的黄石公园以后，莎朗以及小陈的座位，从后面移到第二排。我得以就近观察她，交谈也很方便。莎朗耳聪目明，风度极好，连坐巴士也维持优雅的姿势，从来不曾东倒西歪地睡。她偶尔和小陈低声交谈，用的是广东话。
离开号称“世界第一”的黄石公园喷泉群，巴士从海拔1620公尺的北门开出，进入89号高速公路。我拿起麦克风，开始例行地讲解：“眼下，我们刚刚走出怀俄明州的边界，前面的小镇，叫利文斯顿……”
我没说完，莎朗蓦地站起，用右手把麦克风盖住，极急切地问：“对不起，你说的是什么地方？”
“Liwensiton，怎么啦？”我惊讶地看着这失态的老人。
“哦，哦，是这里吗？”她脸色煞白，两手发抖。我连忙安顿她坐下。悄声问小陈，莎朗身体怎么样？小陈说没事，她是激动成这样。一个普通的西部小镇，为什么给了她这般强烈的刺激？我匆忙结束了对沿途风景的介绍。坐下来，和莎朗攀谈。
小陈让莎朗喝了小半瓶矿泉水，莎朗的脸色恢复红润，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仿佛陷进了久远的回忆。我留神观察她的情绪。过一会，她吩咐小陈把搁在座位下的手袋拿起来，打开，她小心地从内层抽出一个记事本，本子的封面破旧，贴上好几层透明胶纸。她戴上眼镜，翻出写了密密麻麻的号码的一页，号码是用蓝墨水写的，原色早已褪尽，变为浅黑。“查理，你能不能替我打一个电话？”她指着一个号码问我，极度紧张而热切的神态，教我纳闷。
“你先试试，看有没有人接。”我迟疑着，有这样打电话的吗？
我勉强地在手机上按下10个数字。那一头是座机，好久没人接。莎朗死死地盯着我手里的手机，呼吸急促起来。“哈罗。”终于有人拿起话筒。
“我是旧金山中国城一家旅行社的导游，请问您是戈登先生吗？”接电的是沙哑、苍老的嗓门，该是奔九十的白人。
“我就是，您找哪一位戈登先生？我还有一个兄弟呢！”
然后，是沉默，和低低的哭泣。小陈连忙拿出纸巾，让莎朗揩脸。我按住莎朗颤抖的肩膀，好言安慰：“不要伤心，这把年纪，有什么摆不平的！说，说出来心里舒服。”我难以用广东话表达复杂的意思，莎朗又听不懂我的东北话，只好用上莎朗的母语——英语。
全车的团友，因为今天赶看黄石公园的“老忠实”喷泉，凌晨4点出发，此刻都在补觉，只有莎朗和我是清醒的。
莎朗和我絮絮而谈。她在利文斯顿市出生，那是1926年。父亲一直在炼铜厂当工人，后来升为领班。母亲是家庭主妇。她有两个哥哥，大哥麦克，比她大3岁，二哥雷蒙比她大1岁半。一家5口，幼年的日子虽然不富裕，但很快乐。莎朗18岁那年高中毕业，进市立初级大学，上了两年课。
那是1941年，欧洲陷入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利文斯顿镇郊外，有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军需品仓库，存储的物品，将发往盟军抗击轴心国的前线。暑假，她在仓库旁边的“星星”酒吧当侍应生，为秋天上爱达荷州立大学化学系赚学费。每到周末，在仓库工作的军人，多半来酒吧喝两杯，跳跳舞，莎朗和他们混得很熟。
军人中有一位上尉，个子不高，面目清秀，乌黑的头发剪成平头，平添了几分彪悍。他在要么白人要么黑人的袍泽中间，是唯一的中国人，叫丹尼斯，姓陈。那年代的利文斯顿，莎朗只见过两个中国人，是在镇的另一头开杂碎馆的兄弟俩，但没打过交道，因为父亲不喜欢中国菜。起先她出于好奇，趁送饮料和丹尼斯聊天，渐渐地，对他生了好感。他是那么温文尔雅，大兵喝高了，动不动爆粗口，两言不合，要摔桌子，打架。他呢，总是微笑着，喝马丁尼，一个晚上只要一杯，谁要灌他，他礼貌地摆手，避开，宁可喝可口可乐，从来没失态过。看他年龄，至多是25岁，人家就有这个定力。
认识丹尼斯一个月后，一个初秋的夜晚，莎朗下了班，脱下工作服，换上牛仔裤和衬衫，走进停车场。他手拿着一束玫瑰花，在入口等候。“送给你。”他脸带微笑，双手把花递过来。街灯下，看到他额角有汗珠子在闪，知道他外表虽淡定，其实心里很紧张，怕被她拒绝。莎朗爽快地接下，称花好漂亮。“和我遛一会好不好？”他轻声问。莎朗没答话，但右胳膊已穿过他的肩下，挽起他的手。那晚，星星好亮，原野吹来麦秸干燥的淡香。他向她倾诉爱慕，他说他知道两人的“不同”，可是，他不怕，他要追求心爱的人。说到决心，他紧紧攥住她的手，莎朗感到一股带电的热。
丹尼斯是第二代移民，老家在广东。父亲从柏克莱加州大学毕业以后，本来要回国，在旧金山唐人街开杂货店的伯父，因为没有孩子，把父亲认作继子，留下来。那时辛亥革命才爆发不久。父亲的伯父去世后，父亲继承了杂货店，娶妻生子。丹尼斯是在唐人街的企李街长大的。他家里有一条规矩：一进家门就不准说英语。丹尼斯14岁那年，被继父送到广州去学了一年中文。高中毕业后，他报考维吉尼亚军校。继母怕他以后上战场，有去无回，死活不让。后来双方达成折中，他不去前线，当后勤兵。入伍3年以后，他晋升为上尉，是利文斯顿军需站唯一的亚裔尉官。
莎朗说到这里，我打趣：“你在那个年纪，可是金发美人，眸子碧蓝，梦一般的魅力！我要是遇上你，怕要变成丹尼斯的情敌呢！”莎朗开怀大笑，好几个团友被惊醒了。
和丹尼斯的恋爱谈了一年，一路在秘密中进行。莎朗的家距离“星星”酒吧和他驻扎的营地，都很远，不会遇到熟人。两人外出游玩，幽会，家里人被蒙在鼓里。1942年底，丹尼斯要被调往加州的圣地亚哥军港。莎朗面临重大的选择：是当他的妻子，跟随他离开；还是分手。她毫不犹豫地选了第一条。
下一步，是向父母摊牌。那一天，碰巧是父亲的生日。一家人吃过晚餐，父亲吹熄蛋糕上的蜡烛，哥哥说，爸爸许个愿！莎朗打铁趁热，说：“爸爸，你的女儿要做新娘啦！”爸爸以为她开玩笑，只笑呵呵地说，新郎还没带进家来见面呢！莎朗说，男朋友是中国人，怕你们不喜欢，一直不敢说。这下子家里炸锅了！父亲不容她往下说，一句话：不准！嫁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嫁中国佬。这时莎朗才知道，这位在炼铜厂里干了二十多年的工人阶级，对中国人的成见无比之深。她当然不会退让，当场大吵。两个哥哥看着暴怒的爸爸和六神无主的妈妈，手足无措，躲在一旁。莎朗的倔强来自父亲的基因，最终摔门走了。好端端的生日派对这样收场，她现在想起还难过。
那一晚，她在汽车旅馆里过夜。第二天是星期六，丹尼斯休息，他来接莎朗并得知了昨晚的冲突。他叹口气，说早就料到，如果中国人不是这样遭歧视，他在旧金山就不必窝在唐人街了。知道中国的孔子怎么教他们吗？一定要孝顺父母。父亲这关过不了就先说服母亲。莎朗说，母亲生性软弱，没有主见，家里从来是父亲说了算。丹尼斯却让她一定把功夫做足。莎朗听从了，趁父亲上班，溜回家和母亲谈了一个下午，把丹尼斯的家世，人品，两人怎么相爱，以后打算怎么办，一一说清楚。母亲低头不语，过了好一阵，无奈地，哀哀地说：“嫁哪个种族不好，偏选上中国人！”莎朗不明白，中国人怎么啦？母亲告诉她，父亲是213号工会的活跃分子，去年起，在“劳工骑士团”利文斯顿分部竞选，当上主席。这个骑士团的纲领是把抢走我们饭碗的中国人赶出新大陆！母亲这一说，莎朗大梦初醒。原来是政治作怪！
一个星期以后，在丹尼斯调防之前，莎朗和他去市政厅登记结婚。父母亲没在场，莎朗对婚姻注册处的小姐说，父母在别州居住，都是残障人，坐不了飞机，无法来主持婚礼，请她担任证婚人。她信了，说没关系，在证婚人一栏签下姓名。以莎朗年轻时的犟性子，在这次冲突中，按说不会低头，但拗不过丹尼斯的央求，就给父母和两个哥各写了一封信，先道歉，再说明尽管他们不接受，她也要和丹尼斯在2月1日那天中午去辞行，然后一起迁离利文斯顿。信是丹尼斯以军邮寄出的，莎朗根本不抱希望。果然，当二人手牵着手回家时，大门上了锁（刚刚换上的，莎朗没有钥匙），里面没有声音。门上钉着一张纸片。没有称呼，没有落款，是父亲的字迹：“从今天起，你的名字不再属于我的家庭。”莎朗看了两遍，眼泪叭地落在纸上。丹尼斯要看，她不让，把它撕成一片片。雪片似地散落的，是她对家的最后依恋。
莎朗说她永远记住那个日子，1941年2月8日。因为受到的伤害太重了！1942年，报上刊载了国会废除排华法案的新闻。莎朗离开利文斯顿前，知道爸爸之所以反对她嫁给中国人，症结在于，他和利文斯顿的工会领导人，在国会就废除这一侮辱性法案作表决之后，远赴华盛顿，到投赞成废除票的爱达荷州参议员的办公室递交抗议书，幸亏没有被采纳。
莎朗离开利文斯顿后，和丹尼斯在圣地亚哥军营安家。1945年，轴心国投降，圣地亚哥的军港每天驶进挂满彩旗的军舰，都是从欧洲凯旋的。同年，丹尼斯以少校军衔退伍，他们一起回到旧金山唐人街，打理“生昌”杂货店。她这个“事头婆”（广东话：老板娘），一天到晚和中国人打交道，广东话就这么练出来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丹尼斯的督促下，每年父亲节、母亲节、两个哥哥的生日，她都按时寄贺卡，希望得到亲人的谅解。可是都没有回音。大哥打过一次电话，说的是：父亲明确交代，谁胆敢和莎朗来往，被他发现，就马上脱离父子关系。打这以后，莎朗才断了念头。他们开店，开到七十多岁，才把店面出租，夫妻俩常常到外地旅游。
丹尼斯夫妇没有儿女。莎朗年轻时去医院作检查，结论是输卵管闭塞。丹尼斯不想妻子为此受没完没了的折磨，声明不想要孩子。2001年丹尼斯患了癌症，去世前两年，他给家乡的一个堂侄子办了过继手续，让他以养子的身份来美，他就是小陈。
不但我，坐在我附近的团友都听了莎朗的故事，几个女士不断低头揩眼睛。
“看，我家代代是‘过继’的命！”莎朗慈爱地拍拍小陈的脸，结束她漫长的回忆。
我问：“你父母肯定早已去世，你想不想家，要不要见哥哥？”莎朗重重地点头。“你的两个哥哥愿意和你见面吗？”
“不知道。丹尼斯生前常常对我说：尽人事，听天命。愿不愿是他们的事，争取是我的义务。”
“那好。”我没征求莎朗的许可，用手机拨刚才挂断的电话号码。
那头有人马上接起话筒。“哈罗，我是两小时前给您打电话的中国导游，叫查理。戈登先生，您认识莎朗吗？她也姓戈登——”那头“啊”了一声，随后是漫长的沉默。
莎朗迫不及待地贴近我的手机，看我没作声，更急，抢过手机听，“怎么没声音？”莎朗的眉头紧皱，眼神黯淡。“哦，是我的妹妹啊！”那头响起了呜咽声。随后他大声叫：“雷蒙，雷蒙，快来！”这么说来，先接听的是大哥麦克。
“莎朗就在我旁边，我们的大巴正在93号公路，往利文斯顿方向开。”
“哎呀哎呀，妹妹啊！”听出来，两个老头子拥抱在一起。
“听清楚了，93号东行，在利文斯顿的第一个出口，有一个雪佛兰加油站，我们45分钟以后到达，你们能赶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