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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白文娟，离她后来成为凶杀案的犯罪嫌疑人还有一年时间。
那是2014年7月3日，星期四，我的接访日记中记得很清楚。离上班时间还有十几分钟，接访大厅门口就已经聚满了人。卫生我头天晚上就已经打扫好，再准备两瓶开水就行了。开门之前，我才把接访领导的名字和职务换好——老访民都知道，每月的第一个周四是县委书记接访日。
大厅里很快坐满了人——塑料椅子固定在大厅四周的墙边。方书记有个会，县委办来了个副主任先替他一会儿。副主任个子很高，四方脸，身上堆满了肉，看起来比方书记派头大，更像书记。副主任端正地坐在那儿，面前摆着写有县委书记名字的红色座位牌。没有人上来讲自己的诉求，老访民都认识方书记。他们来反映的事也都不是一般的事，接访的副县长过问过，人大主任政协主席也过问过，甚至县长书记也问过，有的是历史原因，有的确实无从甄别，有的是明知错误却纠正不了。比如那十几个老人组成的集体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参军到云南，后转为工役制工人，任务是国防公路工程的施工。上级是有文件，让市、县人民政府帮助解决“符合相关社会救助条件的人员”的基本生活困难。但没有具体标准，要么访民嫌少，要么政府难以承受。还有针织厂棚户区改造项目，职工要求开发商停止非法拆迁，第一次接待他们的是人大赵主任。赵主任那天很生气，跟县长书记汇报后，责令执法局立即下达停工通知。通知是下了，可开发商一直没停过工，还连夜把家属区唯一的公共厕所给扒了。道理很明显，有领导在背后撑腰。那些散兵游勇的上访户也不能小瞧，他们大多都多次去过北京、郑州，算见过大世面的人，能够来这里走一趟，几乎算是看得起群众工作部了。
潘县长让我看，说白文娟正跟牛军政交流上访经验呢。牛军政我见过多次，他的诉求是让政府给他找爹。牛军政到乡政府反映村支书的问题，并带着他老年痴呆的爹威胁乡里。有次从乡里回去，他爹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失了，非缠着政府给他找。白文娟我只知道她是个老访民，见面还是第一次。离老远看，白文娟也就四十岁的样子，人生得很清秀，跟她的名字还算贴近。她那天穿着一件暗红色的短袖上衣，裤子是米黄色的，稍微显旧，但很大方。她和牛军政坐在大厅的西北角，我暗中观察了一会儿，觉得两个人并不是很熟。
副主任叫我，一个戴草帽的老人正坐在他面前。
我问他有什么事，草帽老人说，他想反映个问题。我指了指副主任，说领导在这儿，你只管说。老人说，他的粮食直补款被乡里扣了。我在乡里干了十几年，知道这笔钱谁也不能动，就问，人家的都发了？发了，老人肯定地说，我跟老刘一块去乡里领的，他领到了我的就没领到。我到后面小屋给柳寨乡政府打电话，乡里支吾着说，可能是他们家的麦秸烧了。我问他们怎么跟农民解释的，乡里说，还能怎么解释？有文件啊，我们按上级的文件办。
文件我看过，我记得是一个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的简报，麦收前下的，主题是禁烧秸秆。当时我和同事们还有过讨论，说常委会的文件其实是违法的，会给今后的信访工作增加隐患。尤其是最后一段，“对焚烧秸秆者，证据不足的，按照‘谁烧罚谁’的原则，乡、村要核查登记，凡是过火的地块，罚款直接从该农户粮食直补款中扣除，是低保户的，取消其低保资格。”
我没烧，老人争辩说，我没烧凭啥扣我的？
“谁烧罚谁”是政策，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我心里发虚，不知道该怎么向他解释。
哪有这样不讲道理的政策？我的房子被人点了，政府还来抓我？
“谁烧罚谁”是省长讲的，副主任插话说，你去找省長去。
老人被噎住了，盯着自己手里的粮食直补本发愣。
政策又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我试图为谁烧罚谁找依据。你也有孩子家人吧？要是都烧了，污染了环境，他们不也遭殃吗？全县这么多地，政府没办法监管，发动群众看好自己的地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你是老人，更应该理解。
好说歹说，总算在方书记过来之前把老人劝走了。九点一刻，两个警察站在门口开始叫号。陪着方书记接访的还有公检法的一把手，政法委书记。潘县长也在边上陪着，他还兼着我们群工部的部长。
白文娟是第一号。
她刚走进来，潘县长就半真半假地说，白文娟，跟你的访友学了不少经验吧？
访友？白文娟蒙了。
潘县长说，老牛可是经验丰富啊。
老牛？白文娟又是一愣。
不认识？潘县长不信，不认识你们刚才聊那么热乎？
你是说刚才坐我旁边的那个男的啊？白文娟意会过来。看着面熟，就是不知道他姓啥。
小白啊，方书记看着白文娟手里的诉求单，你的问题不是都有结论了吗？被毁坏的果树都按最高价赔偿，村支书的事纪检委公安局都调查处理了，土地使用证办不了，不合法啊。
毁了就毁了？赔点钱就算了？该处理的为啥不处理？白文娟在县委书记面前讲话一点儿也不怯。
白文娟，讲点理好不？潘县长说，毁你两棵果树就把人家关起来？
我捅你一刀赔你点钱好不？白文娟挺直腰身，转向潘县长。
派出所和法院的事，政府也管不了，法律最大。方书记说，你要是觉得处理得太轻，可以到他们的上一级单位申请复查。
我一个老百姓去哪儿申请复查？我不懂法，就知道理在那搁着。你们，白文娟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哪个不是官官相护？
官官相护你还来这儿？潘县长问。
方书记也说，听说你去北京跟赶集似的，一年得几趟。
北京又不是谁私人的，我为啥不能去？
能去能去，潘县长笑。那好吧，我们改天去给你开个群众评议会好吧？
白文娟问，评议啥？
让群众评议评议，政府这个处理结果公正不公正。
方书记接过话，我看中。白文娟，就这样吧，过两天让潘县长组织相关部门的同志去你们柳寨乡一趟，让群众对我们的这个处理做个评议。没等白文娟说什么，方书记接着就警告她，小白啊，今天我接访，你来，说明你相信我，我先谢谢你。你的诉求我们会依法解决，但再像过去那样越级上访公安局可是要打击的。
你们打击得还少？白文娟不买账，梗着脖子反问。我不怕你们吓！打击吧，反正你们又不是没打击过我，动不动就把我关进小黑屋里，连个手续都不给我……
叫下一个，潘县长说。
白文娟坐在那儿不动。我走到她跟前，劝她，走吧，领导不是都答复你了吗？她黑着脸，不理我，可能是觉得我官太小，跟我說话浪费精力。我一个男人，又不敢动她，站在她身边干着急。
是我们的朱部长把她弄出去的，连劝带拖，我在旁边不时谨慎地搭把手。
白文娟自己在门外待了好久才离开。回过头来看，她当时肯定很无助，说不定就是从那时候滋生了鱼死网破的心。
2
大概又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我才又见到白文娟。不过，这一个多月里，群工部里却没断过有关白文娟的消息，她去市里了，去省里了，去北京了，听说还见过省里的主要领导。县里很紧张，一方面安排潘县长亲自包着白文娟这个案子，一方面指示公安局整她的材料，适当时候再次对她采取强制措施。我私下找来白文娟的案卷，想看看能不能找到突破点，也好为潘县长减轻点负担。
我是潘县长带到群工部的。2008年之前我还是乡中学的一名历史老师，学校那年没给我分课，让我在城里盯着退休的薛老师——我家离薛老师的家只隔了一条马路。北京要开奥运会，乡里怕薛老师再去北京。他是县乡两级关注的重点稳控对象，省里去过，北京也跑过无数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薛老师的儿子杀了一个路人并用手抠掉其眼珠，后被枪毙。薛老师不服，说儿子有间歇性精神病，不应该负刑事责任。薛老师年龄大了，送去劳动教养吧，人家不敢收，拘留所更不敢要。我不了解信访工作，领了这个任务还挺高兴，老婆和孩子都在县城，这下终于可以天天厮守一起了。夜晚还好，我们在薛老师家的楼道里装了一个大功率的感应灯，半夜里一有动静，强烈的灯光就刺醒了缩在外面储藏室的我们。最难熬的是白天，他有时候骑着三轮车去亲戚家，有时候像收破烂的一样乱转。我们也得跟着折腾，什么也干不了。不过，每天上午老两口都会在椿树巷的那个市场里卖土鸡蛋，下午再到处去收——他老伴没工作，他一个人的退休工资养两个老人有点紧张。跟了二十多天，我觉得不行，太拖人，得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什么办法呢？薛老师的诉求我们学校肯定是解决不了，但我们可以想办法拖住他啊。我决定从鸡蛋上做文章。我问了价钱，县城收一个鸡蛋得6毛钱，薛老师转手卖7毛，从中间赚一毛钱的差价。我给几个乡里的同学打电话，问他们乡里的鸡蛋行情。还好，有个乡收购价5毛5。我让同学每天给我收200个，让公交车带进城。我的意思是，我们以低于县城市场价5分钱的价格供给薛老师鸡蛋，每天200个，让他与我们形成一条断不开的利益链，让他欲罢不能，还有时间跑北京？奥运会结束，算下来我们几个人赔了一千多块钱——那个差价很快被其他人发现，我们只好每个鸡蛋赔5分钱卖给薛老师。这事潘乡长听说了，非要调我去乡里，说我脑瓜子活，适合搞信访工作——那时候，乡里的中心工作已从计划生育转向信访稳定。
后来，潘乡长调到万牛镇任党委书记。起初，他并没有把我带走，我还在原来的乡搞信访工作，挂着一个文化站长的头衔。没想到，那个万牛镇的上访户更多，让新去的潘书记很是头疼。主抓信访工作的是镇人大主席，年龄大了，有点得过且过的意思。潘书记到任半年，去郑州接访民六次，北京三次。他觉得还是我有办法，就把我要到了万牛。我还真没什么办法，搞信访几年才明白，化解农民的信访问题，光靠嘴不行，靠拖也不行，你得办实事，帮人家真正解决问题。当时万牛最有名的一个上访户姓罗，是一个不到60岁的农妇。老罗与邻居发生口角，不断地到上边去告状，说邻居的房子占了其半米宅基地。镇人大主席多次去调解过，都是无功而返，邻居补多少钱老罗都不同意，她就一个要求：扒房。我去了之后，潘书记也嘱咐我，重点先放在老罗身上，她可是咱万牛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上访户。人大主席却给我泼冷水，劝我别在老罗身上浪费时间，她纯粹是无理取闹，别说是我，就是方书记来了也没办法！我当然不能放弃，那可是我去万牛的第一炮，必须得打响。我偷偷地去找老罗的邻居，邻居说他们和老罗本来是亲戚，因为房子朝向问题，确实占了她半米宅基地，但建房时有口头协议，北边占了南边补，而且，邻居南边的院子补了一米给老罗。我相信邻居的话，农村解决此类问题大多是口头协议。那是个老村子，村里没几户人家了，大多都搬到公路两边去了。老罗还住在老村子里，一个人，两间瓦屋。瓦屋很旧，应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建成的。村主任是老罗的亲戚，表姐弟。他介绍说，老罗四十多岁就成了寡妇，靠一己之力抚养大三个孩子，所以个性很强，与自己的儿子媳妇都合不来。听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定下来。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农村妇女，她们看起来很强势，其实心理上比任何人都脆弱。想了两天，我决定帮老罗重新组织一个家庭。那一段时间，我见到人就问，身边有没有合适的单身老汉。还真让我碰上了，万牛镇上有一老人，65岁，老伴是五年前不在的，两个女儿也不在身边，一个大学毕业在外地工作，一个嫁到了四川。我想办法让他们见了面，可老罗待人家不冷不热的，老汉有点灰心。我撺掇他主动点，老罗肯定早就认识你（老汉年轻时是镇街上的屠夫），既然愿意见面，说明她对你还是满意的。人家一个女人，年龄又这般大了，哪能像年轻人一样不矜持？果然，没出一个月，老汉就来请我喝酒，说老罗已经搬来同住。我让村主任再去探老罗的口风，老罗轻快地说，给我赔个不是就中，我争的不是钱，是一口气！
一年后，潘书记推荐我晋升为副主任科员。去年，潘书记调到县里任县长助理了，兼职群工部长。我呢，也跟着沾了光，跟着他到群工部负责调解群众矛盾纠纷。
白文娟这事按说不属于我的工作范畴，但我急于表现自己，一是想给潘县长减压，二是想让同事们看看，我来这儿凭的可不是什么裙带关系，是咱硬邦邦的本事。
案卷上写着，白文娟46岁，柳寨乡白楼村后白庄人。2000年1月，她花了6000元从白楼村支书刘大铁手里买下一片靠公路的宅基地，后来刘大铁反悔，以手续不合法为由要收回，遭到白文娟拒绝。刘大铁盛怒之下，将栽在其宅基地上的20棵梨树撅断。白文娟还反映了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刘大铁于2002年4月强奸后白庄王某某，报案后柳寨派出所还来调查过。上访人诉求：一、赔偿其被毁坏的果树；二、为其办土地使用证；三、调查刘大铁强奸、腐败问题；四、扒掉东邻强建在她宅基地上的房角。
案卷让人看了一头雾水。我问同事，大家七嘴八舌，几乎全是声讨白文娟的。
占她地了，为什么建房时不说？当时她跟人家协商过，后来惹气了，又反悔。
房子建好了，怎么扒？于情于法都说不过去。
那女的不告，只能算通奸，关她白文娟什么事？
果树给她按最高价赔，她还不满意！
老支书纪检委也处理了，她还嫌不解恨。总不能杀了人家？
别理她，整个一个神经病！
……
我能理解我的这些同事，每天见的都是急着想解決问题的上访人，嗓门大不说，话还冲人，时间长了谁不烦？像白文娟这一类的事，拖得越长越难解决，当事人急了骂人也是有的。我们呢，还得孙子一样忍着，耐着性子给人家解释。这有点像医生，见惯了生离死别，对病人的疼痛就会很漠然。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从基层一步一步上来的，对那种“疼痛”有着更感性的认识。第一次执行稳控任务，很单纯，看着访民就行了。从学校调出来之后，为报答潘乡长的知遇之恩——当教师真是世界上最乏味的工作，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循环往复，一眼能看到十年二十年后的自己，我早够了——我工作兢兢业业，帮乡里化解了无数的信访案件。是一个访民的责骂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那个访民发牢骚说，群工部应该改成踢皮球部，一会儿让他去找这个，一会儿让他去找那个，问题还是没解决。我像被人抽了一耳光，坐在那儿左不是右也不是。回想我们的工作，大多数还真是从侧面补偿，以达到息访的最终目标。对白文娟，我力求自己做到客观公正。凭经验，案卷上的话只是一方的说辞——官方的说辞，白文娟的事不可能这么简单，要都是一目了然的道理，能缠了十几年？我准备第二天就去柳寨乡，去听听白文娟自己的理儿。
白文娟的家就在公路边上。宅基地很大，差不多有六分地那个样子。两间低矮的板房——我后来才知道，连那两间板房都是政府救助她的安置房——在周围两层三层的小楼映衬下，格外夺人眼球。和我一同前去的高春秋说，上访户最后哪个不是访得家徒四壁？没家破人亡就不错了。一个个心思都放在了上访上，哪还顾得上经济、家庭？高春秋不愧是哲学专业的毕业生，大学生辩论赛的冠军得主，听说当时面试时他就口若悬河，把主考官都镇住了。
公路边上正对着白文娟的宅基地建了一间更小的简易房，一个中年妇女坐在里面。我没认出是白文娟，她穿着一件大红T恤，褪了色，像是孩子淘汰掉的。裙子撸到大腿根那儿，看到有人来才慌忙朝下拉。高春秋老熟人似的跟她打招呼，白文娟，生意咋样啊？
我才注意到那个简易房是小卖部，地上堆满了日用品，房子外面还有一个冰柜。白文娟看看我们，不热情，也没有太冷淡。要饭的，你说生意能咋样？
手机铃响，办公室的电话，我摁了拒绝键。耽误你一会儿时间吧。
我们跟着白文娟朝那两间板房走，迎面跑过来一个十岁上下的男孩，喘着气说，妈，墙根那儿好多蚂蚁。白文娟没吱声，那孩子上来拉住她的手，妈，你来看，蚂蚁想干啥，黑压压一大片。
墙根那儿还有一个女孩，比男孩大几岁，仰起脸问，弄火烧死它们吧？
碍你啥事了，烧死它们？白文娟没好气地说。
男孩晃了晃白文娟的胳膊，蚂蚁要是进了咱家咋办？这么多。
兜里的手机又响，誓不罢休的样子，我只好接了。是朱部长，让我赶紧去汪楼村一趟，一个老头昨晚上吊死了。我正要问，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朱部长接着解释，老头的一干亲戚堵住了县委大门，说政府有责任。末了，朱部长说，白文娟的事不急，等两天也不迟。
我站在门口跟白文娟道歉，临时有点事，改天再过来。白文娟没说话，看看我们，一副习惯了的样子。
白文娟的表情让我很不爽，不是对白文娟，而是对这临时生出的事。就像去拜访一个朋友，到了门口又临时撤退，肯定会让人家以为我们没有诚意。
汪楼离白楼并不远，几分钟的路程。
老头的亲属解释说，老头去乡里领粮食直补款，一块去的都领到了，只有他没领到，信用社的人说是被乡里扣掉了。问乡里，乡里说是县里的规定。老头又去找县里，人家说是省长让扣的，有本事去找省长。老头跑了几天也没结果。今早上他屋里一直没见动静，进去一看，上吊死了。
我怀疑是前几天我接待过的那个戴草帽的老人。近前一看，果然是。
乡政府的人机灵，这次没敢说老头烧麦秸钱被扣了，改说信用社可能是分批打款，全乡那么多，一次哪能打完？哄小孩呢，我心想，早晚最多相差几个小时，哪能晚这么多天？
到县里上访的那批亲属也回来了，他们的诉求并不复杂，老头都81岁了，还能活几天？一是厚葬，二是多领两年的粮食直补款，三是给老头的闺女办个低保，另外给10万元精神抚慰金。乡政府的人出来和我们商量，我觉得这个条件并不过分。所谓厚葬，农村大不过1万块。老头两年的粮食直补款也不多，4千块钱左右。闹大了，50万也得出。私自截留农民的粮食直补款，本来就违纪，况且，说老头烧麦秸又没证据。退一万步说，即使抓住老头烧麦秸了，谁也无权扣他的粮食直补款啊。我这话是说给乡领导听的，不依法办事，恶果你们自己吃。但也不能答应他们太快，我建议乡里再拖一拖，就说他们做不了主，得跟县里汇报请示。
协商到半夜才有结果，乡里一把手出10万，一包到底。
3
不久，省市群工部专程来人召开白文娟案的督办会。白文娟这段时间老是给上级领导发短信，上边很重视，列为省市重点督办案件。
会议开始前，朱部长照例给上边来的领导讲说下边稀奇古怪的上访事。朱部长是群工部常务副部长，之前在妇联工作，有跟女性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上次方书记接访就是她亲自把白文娟拖出去的。朱部长说，柳寨乡——又是柳寨乡——刘老三家的母猪拱吃了村支书家拌了农药的花生种，死了。两家因为赔偿问题闹了几年，始终达不成协议。刘家因此集中了村支书的十项罪状，上告纪检部门。纪检部门调查之后免去了村支书的职务，群工部为息访罢诉，也责令村支书赔偿刘家的母猪。但刘老三索价3万，说母猪一年出两窝猪娃吧，一窝按10头算，一年20头，一头200元，八年也得三万二，还少要了2000块。朱部长边讲边笑，我们也跟着往脸上堆笑。但省市来的领导没笑，其中一个还问，为什么拖了八年才解决？潘县长急中生智，说那刘老三当初并没索赔，不占理嘛，谁让你不圈好自己的猪？几年之后听人说有人因为上访得了不少好处，才又扯出旧事。
还不跟白文娟一个样？方书记说。好在梨没有猪娃值钱，要不然，政府可赔不起白文娟那20棵梨树十几年的收成。
督办会没什么新意，省市领导肯定了我们县前期所做的工作，随即就转到白文娟的案子上，希望我们下一步深入到柳寨乡，化解矛盾。方书记接着作表态发言，说我们已成立白文娟案的调查组，由包乡副县长亲自任组长，群工部部长、人大副主任任副组长，成员涉及人大、政协、纪检委、政法委、群工部、公安局、林业局、乡政府等部门。我偷偷地碰了碰朱部长，真有这个调查组？朱部长瞪了我一眼，没理我。
督办会第二天，县里还真召开了白文娟案的专项调查小组会。方书记头天提到的相关人员都到了，柳寨的党委书记秦天朝先介绍白文娟信访案的前因后果。
白文娟2000年从白楼村时任支书刘大铁手里买了块公路北侧的宅基地，后来刘大铁让她留出一条生产路，白文娟不愿留，村里就威胁要收回土地，刘大铁一气之下还撅了她栽在宅基地上的果树。白文娟和她的东邻本来有亲戚关系，双方建房前应该有协商，东邻占了她一个地角，总计20多平方米，人家也撇了20多平方米给她，但后来两家小孩生气，白文娟遂告东邻侵占她的宅基地。不得已，东邻答应按市场价补偿，但白文娟不同意，非要扒掉东邻的房子。后来，白文娟又告刘大铁强奸后白庄妇女王某某。告来告去，白文娟的诉求无外乎以下五项：一、东邻退出占她的宅基地；二、刘大铁撕毁了她乡里发的土地使用证，耽搁了她向上一级申请办证，政府得帮她办；三、刘大铁强奸王某某，得法办；四、刘大铁赔偿毁坏的果树；五、处理刘大铁的其他违法违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