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两家在1952年九月末的一个周日对调搬家。还掉学校的家具后，家具大大减少。从此我家再也没有当时认为是奢侈品的沙发、茶几。我们姐仨的三个一头沉大书桌；三个单人大木床等，又回到抗日住外婆家时使用的小书桌和折叠钢丝小床，在燕京时他们被堆放在储藏室。一辆卡车3个小时搬家完毕。
回想1945年抗日胜利后从城里搬出城到燕京是郭胖子搬家队7、8辆大马车完成的，壮观的搬家车队从南到北浩浩荡荡穿过北京城，走了八个多小时。
住到城里后妈妈继续找打鼓的卖字、画、瓷器等去掉一切豪华的东西，向工农看齐，生活变得极其简单。
我们新家在北京小石座胡同2 号。从“往事”知道这是汤用彤教授抗日前买的独立四合院，抗日时期全家搬到昆明，抗日胜利之后在汤夫人的主持下对这所房子进行大修，成为汤夫人的极爱。他们在这里有许多值得回忆的故事，对它有深厚的感情。
这所房子处于北京市中心的风景区，在北海前门旁，出胡同口就见故宫的角楼，去东城、西城极为方便。他们家从没想离开这里。但为了服从组织的决定，汤老不得不同意搬到58号。
为了支持汤副校长的工作，汤夫人同意卖掉心爱的房子搬到燕南园58号，这所房子被政府用8000元人民币征购。他们再也不可能住回这所房子，汤老为此终生对夫人深表歉意。
看到8000元人民币征购费，又能住到比他自己的房子大得多燕南园58号，真应当知足了。我猜大概汤老是世界著名教授，现任北大副校长，要处理好，不能暴露中共的共产本质，所以给出在当时算是高价的赎买。下面举出几例让大家欣赏中共是怎样充公和共产的，体会当事人尝到的滋味。
我的朋友在看了我写的“燕京人”公私合营这段后很有感慨，给我看了1956年她父亲在上海收到的公私合营化学制药厂领息凭单。上面写他持有110，000股，国家统一按股息 每年5厘，即5%的年息计算，从1956年第一季度开始每季领股息为5.5元人民币，每年是22元。
原来说赎买20年，但到文革时就停了。共领了十年零三季度，一共得到利息236.5元人民币。他的十一万股政府定的本金只是440元人民币。
我查银行资料看到当时银行的年息：活期2.88%，3月定期5.04%，半年定期6.12%，一年定期7.92%。实际上是用银行3月定息5.04%来打发资本家的。他除拿了这236.5元股息外，本金也都归国家了，钱没拿多少背了一辈子资本家的沉重包袱，多么倒霉。
年轻人不了解当时的币值，这里介绍一下。我1961年正式工作的工资每月是56元人民币，这位资本家一年的利息22元不到我半个月的工资，他十年多的利息是我4个月工资。说是赎买，其实是共产了。
文革结束，没人再说公私合营政策和执行情况，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多么可爱，一声不吭。1980年后一些人趁改革开放的东风，大发私财，特别是官二代、红二代，一些资产已转移海外，他们活的轻松、得意，没有扣上资本家的帽子。现在的阔佬们是不是资本家？在国家困难时例如2020年的新冠疫情、洪灾会无私地把自己全部财产奉献给国家吗？现在还会共产吗？
另一位朋友告诉我她父亲的好友曾是国民党的教育部负责人，他们家有3进的极大房子，解放后作为官僚资产没收（充公），给某部作职工宿舍，国家给他们家一个极小的房子。每个运动都会以各种理由让他们搬家，住房不断压缩，最后只剩一排东房。但子女不断结婚成家，实在挤不下。最后一个儿子结婚的婚房只能建在填平厕所的那小块地上。那时北京规定填埋各家土厕所，每条街盖街道集体公用半土厕所，厕所内有一个下水道，有自来水，由工作人员统一冲洗，比土厕所稍微干净一点，仍然臭气熏天。
从三进的大房子，没得分文，最后缩成一排东房的国民党的人士，对比挣得8000元人民币，和住入燕南园58号北京大学的副校长，这真是天上地下的区别。因为这位国民党人士不够有名，排不到统战队伍上。所以充公，没人会为他们愤不平。汤老看到此事应当满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