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刚完成土改，党产共让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初级社，之后迅速升级到人民公社。每家每户把土改分到的田地和牲口交出来，归公社所有，实行集体经济。这个集体分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小队）。因此农民又叫社员（队员）。
土地和生产资料是大家的，大家一起劳动，一起耕种一起收割。打下的粮食上交公粮，剩余的归给所有参加劳动的社员个体。
一开始大家很开心，新鲜啊，回到了原始社会。每个人不再是独立的个体，都成了集体的一分子，有福一起享。人与人之间再也不用比谁更勤劳致富了，要富一起富，因为都是一家人了，这个家就是人民公社。即使是下地干活这种不讨喜的事也变得很有趣啦，集体劳动，大家一起干，劲往一处使，人多力量大，那场面热火朝天的，太好玩了。
然而事与愿违，人民公社不好玩，从1958年“人民公社好”到1982年分田包产到户，整个生命期24年。很短命。
人民公社实行的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在这个集体里面每个人都没有权力决定地里种什么。种什么由国家政策决定的，国家让种什么就种什么，当然是以粮为纲。而农产品也是不能自由买卖的，农民分到的粮食留下自己吃的，剩下的不能拿市场上自由出售，因为没有市场，要卖也得卖给国家指定的供销社。种地用的东西：农具、农业机械、能源、化肥、薄膜、农药，甚至种子，这些工业品的定价都是由国家定的，而农产品的收购价也是国家定的，农民没得选择。两者一高一低形成的“剪刀差”让种地的利润大多被国家剥削干净，靠种庄稼收入非常低，结果造成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农民排除在国民待遇之外，任其自生自灭。
七十年代，我的老家无锡农村种双季稻，不是农民自愿的，是国家指定要种的。5月底种早稻，8月初种晚稻，农时不等人。农民的劳动十分繁重，增加的双季稻米（早籼）产量低质量差，农民生活更加困苦。在人民公社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的生产活动成为一种被动的机械式的劳动，极大抑制了生产者的创造性、自主性、积极性。
那时我看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没希望。
生产队以种粮为主，兼经营一些副业，收入以按劳分配的形式分给大家。如何量化社员参与劳动的多少？公社发明了一种计量单位叫“工分”，以一个成年社员劳动一天（一个劳动日）为一个工分。挣的工分多的多得，工分少的少得。
这样的按工分分配是一种计时制，只考虑了劳动的时间，没有计算劳动的效率。一个生产队里，各个社员的情况是不同的，体力有强有弱，技能有高有低，年纪有老有壮，品行有懒有勤，大家无差别对待，加上男女同工同酬这样显然不平等的政策，每个人做一天得同样的工分。这种平均主义大锅饭的计分制从根本上挫伤了人的劳动积极心。更遑论队里年终可以拿出来分的钱少的可怜，在文革期间，苏北盐城淮阴一些穷队，一个工分的合不到一毛钱。
人民公社的分配制表面上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实质上是多劳少劳平均分配。这种体制使得能干的吃亏，老实的被人占便宜，其结果是大家都不想好好做了，反正出一天工算一天的工分。
消极怠工的现象导致劳动效率低下，在人民公社的农村成为普遍现象。社员出工不出力，在田头边劳动边玩闹。作家张贤亮回忆他当年右派时下放去宁夏农村劳动的见闻，农民不干活，在田头胡闹，一群妇女社员捉住一个男社员，按倒在田里脱裤子，再把泥巴秸秆往那男的性器上乱塞乱擦，这种情景跟我在老家农村看到的田头场面相差无几。
人民公社到了八十年代搞不下去了，如果第一个原因，计划经济捆住了农民的手脚是属于外在的因素，那么第二个的原因，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让人失去劳动的积极性则是直接从内部摧毁了这个集体经济。
人民公社是在当年苏联集体农庄的启发下建立起来的，从共产党的理论说，新一代农民作为公社的主人，经过共产主义教育的改造，具有了高尚的思想道德，这种道德所产生的劳动自觉性可以对分配体制中的不足作出补偿，人人以劳动为光荣，因此劳动积极性应该比以前任何历史阶段都要高涨。可事实不是这样的，这种思想道德所产生的作用如果有也是微弱的。这里面有一个深层次的因素被忽视了，那就是人本性的自私，这种自私来自于人这种生物的原罪之中。而原罪是无法通过道德的力量得以改变的。
人的自私本来是正常的，可以通过建立有效的社会契约来约束。道德可以抵御自私，但这是暂时的，如果靠道德自觉来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生产关系那就靠不住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办法建立一套完备的契约来约束人的自私，那么由此而产生的生产关系一定会崩塌。
人民公社企图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激励出来的劳动积极性来消弭分配缺陷带来的消极，这种企图是反人性的，其结果徒劳无功。道德在人性面前不堪一击。
从人民公社运动的实践和失败中可以看出，人性中不劳而获、少劳多得的恶在公有制的庇护下得以滋生壮大，并且对善（积极勤劳）进行合法的掠夺和寄生。为了抗拒这种掠夺，善也不得不改变自己，变的不那么善，尽管这个过程对于善而言是痛苦的。
因此，任何形式的公有制对于诚实勤奋的善良人来说都是一场灾害，而对于好吃懒做、贪图不劳而获的流氓则是一场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