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夏季特奥会在日本举行。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在阿富汗的事情上，没人注意这个比赛了。
我一生对体育运动基本上不感兴趣。从不主动观看任何体育比赛节目。可以说是个体盲。但几十年来参与的各种志愿者活动，大多数又是和各种体育活动有关的。参与志愿者活动不仅仅是一种回报社会的个人意愿，更重要的是可以接触到社会各界的人，是扩大了解和观察社会及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除了参与一些社区志愿者活动。我还参与过两次大的国际性志愿者活动。一次是2003年的都柏林国际特奥会，另一次2007年在上海的国际特奥会。两次志愿者活动总共加起来的时间有近一个月。参与这两次国际特奥会志愿者服务活动，才有机会从内向外窥视到国际特奥会这么一个庞大国际体育机构在很多管理混乱状态下却能成功举办如此盛大的体育比赛简直是个奇迹。
国际特奥会的起源主要是由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家族的几个姐姐在五十年代发起推动的。肯尼迪其中一个姐姐罗斯玛丽也是智障患者。最主要的推动者还是尤妮斯肯尼迪。尤妮斯肯尼迪从六十年代开始从美国各种弃婴机构中挑选一些智障人士在马里兰郊外她的居所后院（当然比体育馆还大的后院）逐步训练，而后又成立了智障人士体育基金会。自六十年代初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它发展的速度就更快了，到六十年代中后期已形成一定规模并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在芝加哥体育馆举行了第一届美国夏季特奥会，当时只有加拿大和美国两个国家智障运动员参加比赛。直至八十年代后期随着越多国家的加入才开始在全世界产生影响。直至2000年以后国际奥委会将特奥会和奥运会做同等待遇的国际运动会。并从2003年开始将特奥会和奥运会一样由每个国家轮流举办。
爱尔兰是第一个获得自六十年代以来在美国以外举办国际特奥会的国家。单从社会基础设施。爱尔兰一个西欧小国，举办这样的大型世界体育活动，虽然是特奥会，无论是从场地，管理和人员调配对她是个巨大的挑战。
爱尔兰由于是第一次举办这样的国际特奥会，整个国家为之兴奋了好几个月。为了给各个参赛國留一个好印象，国家奥委决定给每一个参赛国家特奥代表团配发了一个助理联络员（简称DAL）。其实就是翻译。我被分配给了中国特奥代表团作助理联络员。本以为做双语翻译对我来说轻车熟路。按特奥会章程就是每天早上陪同代表团团长出席奥委会每日简报会，然后和团长奔赴各个运动场所，协助奥委会和代表团之间处理一些大小事宜。哪知其实要管的闲事远超过翻译规定的职能范围。包括代表团的饮食起居和安全，媒体采访，车辆调配，所有代表团对外事务，都要找助理联络员。最后变成了代表团团长的团长。这倒也没什么，最糟糕的是每天要面对这个台湾代表团的蠢货团长和后面接二连三发生的丑事，让我苦笑不得。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2003年6月20至30日国际特奥会在都柏林举行。爱尔兰奥委会安排我给中国代表团作助理联络员，但在临近开幕前，因我个人变故，只能告知国家奥委会无法参与此次志愿者活动。国家奥委会就临时重新安排另一个沈阳女留学生接替我作中国代表团助理联络员。（这女留学生给中国代表团的故事也绝对精彩，后叙）03年因为‘萨斯’病毒的爆发，台湾队虽然在萨斯爆发前几个月就已经在泰国隔离训练了。但国际奥委会还是以安全原因拒绝台湾队参加特奥会。这是后来台湾队的张建勋团长和古秘书在车上对我讲的。经过台湾方面坚持不懈的抗争，最后在夏季特奥会已进入比赛至第三天时，国际奥委会最终决定允许台湾参加’。虽然已延迟了四天，错过了开幕式。但能来参加比赛胜过所有的一切。
6月23日下午国家奥委会给我打来电话，告知我因明天台湾特奥会代表团准予到达爱尔兰。目前已实在找不到人去担任台湾代表团助理联络员，所以恳请我无论如何能否克服困难给予帮助，并约我晚上去奥委会总部面谈我的困难。晚上在国家奥委会总部开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的会，最后破例允许我带着我四岁的女儿一起参加。
第二天下午按规定时间我带着女儿去机场迎接台湾代表团的到来，在机场警察局办好了机场临时特别通行证，在一个警察陪同下，我们进入机场里面专门为台湾队的到来新辟的一个欢迎大厅等候代表团的到来。
爱尔兰为了举办如此盛大的体育活动，除了国家奥委会自己注册在案的志愿者，动员社会各界总共招募了近两万志愿者。为了便于管理和区别志愿者的职能，衣服分成浅蓝色和深绿色两种颜色，浅蓝色是代表团助理联络员的颜色，志愿者是深绿色，也是爱尔兰国家特定颜色。
在欢迎接待大厅里，台湾驻爱尔兰的全权代表及本地台湾人协会的一些成员大概也有十几个人早已在等候。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也没人向我介绍，所以大家也就像不认识一样，心理上有点尴尬的感觉，不过也早已习惯这种中國文化氛围。不是吗？自己人和外人，同乡和非同乡，个人内心自我认可的社会地位，都是在和同种国人初次见面时内心的一种优越感屏障。接待大厅还有当地十几个当地的志愿者，我和身边的几个志愿者稍点头打了个招呼，有几个就开始和我女儿说俏皮话逗她乐来打发点时间。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台湾特奥代表团一行大概三十多人在机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引领下进入了接待大厅。一进入大厅，等候的人群就冲上去和代表团成员互相拥抱在一起放声嚎啕大哭，那哭声是特别的凄惨，是一种心理上压抑长久的释放，也是一种最后总算到达能参加特奥会的喜极而泣吧。其中一个年龄五十多岁的姓赵男教练，我记得他哭声特别的响。另一个女教练叫方芳也哭的很伤心。哭声也感染了在一旁迎接他们的一些本地女性工作人员，有的也在暗暗抽泣和擦泪。我内心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凄惨哭声而震动，呆呆地站在一旁目睹着这一切，因为我一点不知道他们是经过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了这个机会。几十个十几岁神态各异，身患各种智障残疾来参加运动会的孩子，在几个男女教练的指令下席地而坐。其中几个年龄低一点的也被哭声感染在低声哭泣，旁边的一个女教练一遍安慰着孩子一遍也在不断擦拭自己的眼角泪。
我女儿看着这场面，右手不由自主紧紧的抓着我的手，眼中也出现了恐惧和不安，我知道她被这突如其来的场景吓坏了，轻轻的抚摸了下她的脑袋，安慰她；‘这些人太累了，需要释放一下他们的情绪’。
这种场面，是我人生第一次面对，看着旁边席地而坐几十个需要特殊理解和帮助的孩子。有几个只比我女儿大几岁，我侧头看了看身边的女儿，内心忽然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感悟，也非常难受。有一种不知向谁去问为什么！为什么！
地面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看他她们哭得差不多了，也慢慢开始上前安慰和接洽。因为按特奥会程序他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和我办理完在机场的移交手续。那个团长及领队和我互相问候。大家彼此都会说国语就比较方便了。台湾代表团的团长叫张建勋，三十多岁四十岁不到。执行秘书古碧珍，四十岁左右。除运动员以外，包括教练在内一共十四个大人。大家稍作寒暄和简单介绍后，在征询和安排好了孩子们的廁所等事宜后，离开机场上了专用大巴。在车旁我简单告诉了张团长到达特奥会基地酒店的车程和时间等。大巴的座位分配由他们自己决定和安排。我和我女儿坐第一排。团长和秘书长坐在第二排。
一切似乎都进行的很正常，我和女儿在车上坐定，等待他们都落坐完毕准备启程，但意象不到的事情开始了，上车后那个张团长就和其他几个教练来问我；‘助理联络员不是说好了是个女的吗？怎么换人了？那个女助理在哪里呀’？我就回复那个姓张的团长，我不知道你说的哪个女助理。我是国家奥会委派来给你们台湾代表团作助理联络员。张团长就和旁边的古秘书嚷嚷；“说好了是女助理，怎么就换人了呢。我们要女助理。。。”虽然这种语言让我非常反感，但我还是平心静气地告诉他目前国家奥委会实在找不到人，所以才委派我并让我带着我孩子来做你们的助理联络员。不知是他不相信我的话还是对女助理情有独钟，或认为他是台湾代表团团长，有权选择助理性别。我不得而知。他还走下车去用很简单的英语询问地面的几个普通志愿者。为什么女助理没来？我看着几个地面的普通志愿者根本不知道他的意思，当然她们也无权回答他的提问。就找来几步之外的负责人来解答。那个负责人是个中年女人，她按程序做，她走到车旁一只脚踩在车上先问我他有什么要求。我还没回答，那个张团长就在一旁对那个地面女负责人用很简单的英语重复着他的要求。那个女负责人听了也有点摸不着头脑，看着我然后客气的对张团长说她在此是维护次序和提供服务，有任何问题可以向奥委会提出。然后扭过头来对我悄声说如无其他问题你可以带他们离开机场去酒店了。
那个姓张的台湾团长估计也没听懂她语言的含义，还在自我嘀咕；“说好了是个女的怎么换人了。。。”一副心有不甘的样子。这个张团长的语言从一开始就已不是仅仅对我的人格冒犯，而是严重违反了特奥会的章程和规定。不过我还是在内心告诫自己，就原谅这小子一回。他们这次来得也实在不容易，毕竟都是华人。但在这几分钟里我看着他上串下跳的样子，决定无需再和他解释什么了，必须让他受点教训。我拉着女儿站起身来走到车门边用平静但严肃的语调对他说，张团长，如果你对性别不满意，你现在应该向爱尔兰国家奥委会提出换人。说完，我用工作电话接通了奥委会总部，通报了目前的状况，同时告诉总部我准备回家。总部的人说请稍等片刻马上再和给我联系。我拉着女儿的手下车等待奥委会的回复并准备回家。大巴驾驶员一个三十多岁本地志愿者也一脸神情严肃的坐在驾驶位置上显得有点不愉快。大概几分钟时间，一路小跑过来一位和我差不多岁数的看上去更高一级的负责人，经过我身边轻声对我说了声对不起，上车就问张团长是什么问题。张团长还在重复他的要求，那个经理一听就很严肃的对他说，他，指着我，是国家奥委会配给你们代表团的官方助理联络员。请你必须尊重他和奥委会的决定。说完随即下车又对我小声说了声抱歉，然后又说先带他们去酒店吧，让奥委会去处理此事。旁边几个地面志愿者也神情严肃的看着这一幕，他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对他们宽慰的笑了笑拉着我女儿的手再重新上车坐定。大巴驾驶员一声不啃地又看了我一眼，我知道驾驶员的眼神是在向我询问，是不是可以启程了。因为每个程序关节上都有严格时间规定。
一路上坐在我后面的代表团古秘书也一直在边上劝说和责怪那个张团长。又对我赔不是又重复的解释说不是针对我，是误会。。。
那个团长可能自觉有点过分了，也对我打招呼说不是针对我。。。奥委会太不尊重他们了，有变动也不预先告知。。。我也赖得和他俩对话了。
另外我想说的是，在英语社会里，不管是工作或人际交往，哪怕是对方有错，人们也很少直接用较重的语言来处理或教训对方的。（特殊情况除外）这是因为这样对待他人会严重影响自己的心理情绪。更会直接影响自己的家人的生活和心理情绪。那个负责人对张团长使用的语言，在这儿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语言用词，已经到了接下来就要使用制度来解决问题的临界点。我过去也认识和接触过一些台湾人，也去过台湾旅游。觉得对台湾人有些了解。这次和台湾特奥代表团一起相处了六天，才真正了解台湾人和大陆人之间在思维和表达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虽然同种同文，台湾人身上集台湾当地的土著文化，中国的旧式文化和西式文明社会的某些文明特征。是个综合文化矛盾集成体。
从机场一直到达酒店，一路上他们这群正常人就一直不停地在争执着什么。刮进我耳朵里的好像是在这次行程安排上，什么人没来，缺少沟通，台湾驻外代表处的什么人说话不算数等等。
半个小时后，大巴终于徐徐驶入了酒店。这个酒店我以前来过几次。它是一个很大的高级标准高尔夫球场，占地非常大，风景优美，条件和环境都是一流的。整个酒店分配给了三个国家代表团入驻。因为比赛已经进行了第四天，台湾是最后一个到达的比赛团队。也是整个酒店唯一一个亚洲团队。一下车，地面志愿服务马上和我接洽当下的日程安排。在和团长，秘书和教练们简单的传达交流后，决定所有人先吃饭，因为这些孩子经过长途奔波，心里和身理上需要休息和平静。在此期间他们可以有时间作出房间等事宜的安排。
因为我们到达的晚，已错过了运动员的晚餐高峰时间，所以餐厅比较安静，而且餐厅经理已得知台湾队的到达，早已在餐厅里另辟了一个区域给台湾队用餐和休息。下了车，教练和领队等一众人还在唧唧喳喳讨论着他们的事。我和几个教练带着孩子们进入餐厅。经理和服务人员迎上来问孩子有些什么特殊需要的服务。我问其中一个女教练，她是羽毛球教练，姓陈。孩子们是否有对什么食物和饮料过敏。然后我问经理今晚提供的晚餐是什么。经理和厨师拉着我进入厨房，一边掀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大锅盖一边介绍；这是水煮蘑菇，这是欧式鸡蛋饼加油煎西红柿，这是西芹洋葱炒牛肉等。。。我一看就知道西方厨师已尽了最大努力了。我回答经理和厨师，让我先问问他们有什么具体要求。他们连声说对对，先问问他们。回到餐厅，大人孩子都兴奋的叽喳喳说个不停。那个团长和秘书及另外几个教练还在外面和另一个台湾人叫张群满。是国际特奥委会东南亚地区的高级官员。（这家伙后来干的丑事，连我这稍微见过点世面的人都吃惊）他们在外面述说着什么事。我只能对旁边的另一位教练和女领队说，目前餐厅能提供制作的只有这几种菜，你们有什么其它特殊要求可以提出来。他们你看我我看你。也说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这也是西方奥委会管理上的一个大问题）我看着一片乱哄哄的人群走来走去，根本没人把我当回事，更没有人来和我配合，好像我对他们来说是个可有可无的外人。我的内心其实挺矛盾，这本来就不是我该过问的事。或许这样说，这本来就不是事。到达酒店，我的工作就完成了，他们的吃饭睡觉由基地服务部门安排管理，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奥委会也早已安排好我的睡房，在旁边另一座楼房里。但看着这些孩子，心里觉得好像不好这样离去。我思来想去，还是觉得给他们做点什么事再回我的地方去休息。今晚总要让大家特别是这些孩子有点吃得饱的食品。那餐厅经理和服务员在我和教练商量时已经把一盘盘热气腾腾的菜拿出来放在了每个桌上。孩子们有几个稍微偿了偿就不吃了，提供的又是刀叉。孩子们也不怎么会用。餐厅经理也满脸愧色，我问他餐厅有没有筷子。他也吃不准，但立马唤来另一个服务员叫他马上去询问，服务员飞奔而去。一会儿抱着一大箱餐馆专用的袋装食用筷子快步走上前来问；这可以吗？只有这种筷子了。他们立刻换下刀叉。我再接着问经理，厨房还有其它食品么？他马上说有，有。一边带着我快步走向冷库，两个厨师也跟在后面说；实在是抱歉，不知怎么做孩子们喜欢的食物。。。。进了冷库房，经理指着所有的食物对我说；你认为什么合适就做什么。当然他不知道的是中式食品靠的是佐料。我看着熏肉香肠和鸡蛋，对经理说能不能做爱尔兰早餐？那个经理和另两个厨师把眼睛瞪的大大的看着我，恐怕听错，稍带着疑问你说现在做爱尔兰早餐？我对他们稍作解释爱尔兰的鸡蛋肉肠和熏肉是爱尔兰人的早餐，中国人是把它当可以下饭的菜。经理和厨师听完如释重负，不过鸡蛋要另外做。你说鸡蛋要怎么做？一箱大概两百多个鸡蛋，煮六十个，剩下的鸡蛋我来做葱炒鸡蛋吧。厨师一听立刻唤来旁边几个服务员帮忙，大家马上鸡飞蛋打的忙开了，米饭也重新做。半小时不到在厨师和经理的一再道歉下，葱炒鸡蛋，白煮鸡蛋，肉肠和熏肉一盘盘放上了餐桌。米饭也不在是半生不熟的了。大人和孩子一阵欢呼，今晚总算能吃饱了。看的旁边的经理和厨师都喜忧参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