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太宗到唐高宗的的近30年里（627-655年），唐代政府把隋代的科举制发展成为一套较为完备的考试制度。唐代科举中分为秀才、明经、进士三科，其中尤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和显贵。有唐一代，进士及第人数不多，一科取士少时只有十几人，多时也不到30人，所以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中进士后，还要经过吏部复试后铨选合格才能授予官职。这种复试叫做关试，名诗《枫桥夜泊》的作者张继就是因为铨选不合格，中进士十年后才授官。铨选合格初次授官的品级不高，名次靠前的不过正九品上的秘书省的校书郎，一般是品级更低一些的县尉，但升迁要比其它出身的快。从宪宗至懿宗七朝的133个宰相中，进士出身者有104人，约占宰相总人数的78%，唐代高官如不是进士出身，大多引以为憾事。
唐朝进士考试制度显然没有后代完备，其最主要特征是诗赋取士，除了武后朝个别时期，初试考卷都没有糊名，考生公开在试卷上题写姓名，主考官收阅试卷并不密封，谁都可以知道哪一份试卷是谁的。当时还通行所谓“通榜” 的做法，主考官（尚书省的礼部侍郎）可以采访举子在社会上的才德声望，根据这个制成所谓的“榜贴”即名单。在采访过程 中，社会名流，文坛巨子，达官贵人的推荐延誉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有在考试之前，主考官就已 经根据“榜贴”内定了及第者、乃至状元的人选。由于“通榜”的做法，产生了所谓“行卷” ，举子在考试前，将自己平时所作的诗文择其佳者汇集成册，制成卷轴，投献给当时 的 名公巨卿、社会贤达，求其赏识，制造声誉，向主考官推荐。投献一次不够，再投、三投的就称为“温卷” ，因此唐代进士考试走后门是公开和合法的。甚至若不按照惯例向权贵们行卷，反而会被认为你目中无人，恃才自傲。投献对象官位不必很高，名气却必须很大。据史料记载，唐代一些著名的文人在考前都有过这样的活动，留下许多行卷趣事，其中不乏浪漫气息。
陈子昂（约659～700）24岁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大概是因为行卷风气刚开始，又是来自四川射洪这个偏僻小地方，连投献的门路都找不到，就想出一个绝招。 他在街市上高价买下一把许多人正在围观的名贵古琴，对众人宣称：“吾擅弹此琴，请明天到敝处来，我将为尔等演奏。” 次日，陈子昂住所围满了人，陈子昂手捧古琴，忽地站起，激愤而言：“我虽无二谢（谢灵运、谢脁）之才，但也有屈原、贾谊之志，自蜀入京，携诗文百轴，四处求告，竟无人赏识，此种乐器本低贱乐工所用，吾辈岂能弹之！”说罢，用力一摔，千金之琴顿时粉碎。还未等众人回过神，他已拿出诗文，分赠众人。众人为其举动所惊，再见其诗作工巧，争相传看，一日之内，便名满京城，不久就中了进士。
白居易十七岁时从江南来长安，向前辈诗人顾况行卷。一开始，顾况以他名字打趣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啊！当看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马上赞叹：有这样诗才，实在难得，就是走遍天下白居也易啊！。“因为之延誉，声名遂振” ，虽然不久顾况因宰相李泌去世而受排挤，但已为白居易后来考中进士，名列前茅起了铺垫作用。贞元十四年（798），张籍（约767～约830）北游，经孟郊介绍，在汴州向时任推荐进士考生官员的韩愈行卷，次年在长安进士及第。张籍的代表作《节妇吟》，表面完全是一首抒发男女情事之诗，骨子里却是一首政治诗。本题下注云：“寄东平李司空师道”，即是拒绝藩镇军阀李师道的勾引而写的一篇名作，至今“恨不相逢未嫁时”已成为不事二主的标准委婉说法。文宗宝历元年（826），朱庆馀赴京参加会试，向时官居水部员外郎的张籍行卷，也借用了张籍的手法，这就是有名的《闺意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当然看懂这首诗的含意，大为赏识，同样写诗酬答。诗云：“越女临妆出镜新，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朱庆馀果然因此中进士。
项斯科举落第，功名不就。武宗会昌三年（843）听说国子祭酒（唯一的国立大学校长）杨敬之“性爱士类” ，最喜提携后学，便带着自己诗作前往拜访。“杨苦爱之”赠诗云：“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意，到处逢人说项斯。”一时广为传颂，这就是成语逢人说项的来源。项斯“由是显名” ，“诗达长安” ，就在第二年考中进士科，且名列第二，“说项”也就成为文坛千古流传的一段佳话。
还有更浪漫的，元和十四年（819）卢储赴长安，向尚书李翱投卷，求其荐举。李翱以礼相待，因有急事外出，便将诗文置于案上。李翱长女刚刚十五岁，来此间见到卢的行卷，爱不释手，连读数遍，对侍女说：“此人必为状头。”李翱刚巧回到室外，听到这句话深感奇异，就派下属到邮驿向卢储表明招婿的意向，卢避嫌当时婉言谢绝。因为李翱的延誉，次年卢储果然状头及第。随即，这位新科状元应允了去年提起的婚事，与这位红颜知己洞房花烛，并乘兴挥笔写下一首催妆诗：“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去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有唐一代，这是唯一一次“雁塔题名”和“洞房花烛”双喜临门。后来卢储为官，将迎夫人到任所，适逢园中芍药初开，又即兴题诗一首抒情：“芍药斩新栽，当庭数朵开。东风与拘束，留待细君来。”从而为行卷增添又一段佳话韵事。
还有一个推荐者直接要求主考官录取高名次的事例，文宗大和二年（828），杜牧向太学博士吴武陵投送《阿房宫赋》，引得击掌称好。吴武陵收起《阿房宫赋》，赶紧骑驴到主考官、礼部侍郎崔郾寓所直荐。崔郾听说一向恃才自傲的吴太学居然登门来了，很是惊讶，立即迎了出去。吴武陵说：“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君选才，仆敢不薄施尘露。向偶见文士十数辈，扬眉抵掌，共读一卷文书，览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其人，王佐才也。”说着便从袖中取出杜牧的文章抑扬顿挫地高声诵读了起来，崔郾听后发自内心大加赞赏。吴武陵趁热打铁地说：“那就请你选他做状元吧。”崔郾面露难色地说：状元已经定了。原来，有人比杜牧先走了后门。吴武陵只得降低要求，请求将杜牧取为第二名或第三名。想不到就连第四名也被人捷足先登。吴武陵说：“实在不行，就第五名吧。”崔郾未及作答，吴武陵愤然对崔郾说：“取不上就算了，把《阿房宫赋》还给我！”崔郾赶紧赔着笑脸说：“我答应你”。这样以来，尽管杜牧才高八斗，也只能屈居第五名了。不过对于这个名次，杜牧自己倒是很满意。
通过行卷可以看出举子的史才、诗笔、议论之高下，可以 增加考官录取的准确性。对于那些公正无私，致力求才的主考官和公卿名流来说，“行卷”是 全面了解，考察人才的较好办法，因而对于举子录取与否，行卷事实上比单凭考场一纸试卷定乾坤确有积极意义。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它又为请托、通关节、私荐、场外议定等提供了方便由于行卷的作用很大。唐朝应试者都是只怕声名不著，恨不得无所不用其极。还有不少等而下之的举子偷窃抄袭别人的好诗文，冒充为自己的作品，以沽名钓誉，甚至市面上有人将往届举子们的诗文汇编成行卷出售。当时就有靠偷了别人的行卷进士及第的，五代南汉国宰相王定保的笔记小说《唐摭言》卷二中，就写了这样一件事。代宗大历年间（766—779）杨衡隐居在庐山，表弟偷了他的文章行卷，居然进士及第。杨衡很生气，于是也到长安参加科考并及第。随即找见到了表弟，气愤地问他：“我的‘一一鹤声飞上天’这首诗还在吗?”表弟回答说：“知道表兄最爱惜此诗，不敢偷。”杨衡见他说得如此坦白，倒把自己逗笑了，说：“犹可恕也。”科举中有些弊端的出现是和当时社会政治上的腐败联系在一起的，中唐以后日益腐败，营私舞弊的现象更是愈来愈严重，防范营私舞弊便成了科举考试中一个突出问题，到唐代灭亡以后，“通榜”的做法也就退出历史舞台。纵观中国历史，许多政策，其设计初衷和开始执行阶段，效果不错，到后来渐渐变味了，所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古已有之，只不过于今犹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