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礼贤才有资格谈中国， 通过翻译《易经》而影响了西方，包括荣格在内的德语汉学家 Zt。黑格尔靠二手资料歇歇吧 TXY2022-07-02 22:51:07
1930 年 5 月，荣格在慕尼黑为理查德·威廉举行的追悼会上发表了悼词。 荣格通过研究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翻译的《易经》、《太乙金华宗旨》，以及从 1920 年代初一直持续到威廉去世的频繁互动，将东方哲学融入他的心理治疗和人类心理原则
荣格说，威廉“给我们接种了中国精神的活生生的种子，当我们体验易经的鲜活力量时，我们发现自己分享了东方精神。它能够对我们的思想产生深刻的转变。” 荣格说，威廉的工作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证实了他一直在努力减轻欧洲人的精神痛苦。 这本书既是人类经验的载体，也是通向原型能量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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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原名为理查德·威廉，来中国后取名卫希圣，字礼贤，亦作尉礼贤。汉学家。1873年10月10日，他出生于斯图加特——当时符腾堡王国的首府。
他的父亲是来自图林根的一位手工业者，母亲则是斯图加特人，他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德国汉学研究影响较大的人物当推卫礼贤，他是魏玛差会的传教士，在他57年的生活道路中，有 20多个年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以一名传教士的身份来到青岛，转而将兴趣和精力投向办教育、办医院，从而踏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门径，他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的一位功臣。
陆续完成和出版了一系列对中国古典作品的翻译，包括与迪德里希斯达成的出版计划中的后几部，其中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之一，就是在他的中国师长劳乃宣的指导下完成了对《易经》（耶纳，1924）的翻译工作。《易经》的德文译本是在劳乃宣向卫礼贤进行详细而深入的文本解释和介绍的基础上产生的，为使德文译本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原有思想，他又把德文译本返译回中文。卫礼贤认为，只有在体现原作精神前提下，方可被视为真正的外文译本。这是卫礼贤耗费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从开始着手学习、研究和翻译它，到最后出版，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卫礼贤是一位独立特出的传教士，他一开始便是以一个正直的办学者和一个友善的求学者姿态出现的，而对于本职传教事宜却十分淡漠，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作为传教士他没有给任何一个中国人行过洗礼，自己反倒变成了踏实的孔教徒，这是他本人和教会始料未及的。中国著名的新儒家张君劢(1887—1968)在其《世界公民卫礼贤》一文中说：“卫礼贤来到中国时，是一名神学家和传教士，他离开中国时却成为孔子的信徒” ，并写到：“他曾对我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作为一介传教士，在中国我没有发展一个教徒”。
在卫礼贤所作的贡献中，最主要的是儒家经典的译解，尤其是他在德国出版的德文版《易经》翻译使他享有盛誉。他深入地掌握了《易经》所具有的中国文化源渊、背景，使译本拥有广泛读者，至今已再版20多次，成为西方公认的权威版本，相继被转译成英、法、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多种文字，传遍整个西方世界。
从这部《易经》诞生那天起，它就对西方文化发挥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容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曾在《易经》德译本英译本前言中高度称赞卫礼贤的德文译本《易经》说：“在西方，它是无与伦比的版本”。还说：“他为理解《易经》原文的象征意义尽力开辟道路。他之所以做到这点，因为他从德高望重的劳乃宣那里学习《易经》的哲学和方法，并在许多年间一直实践这个问卜的独特方法。他掌握《易经》原文的灵活思想，这就使他的《易经》版本在看法上具有一种深度，那是仅凭对中国哲学的学术知识不可企及的”。
受到这部《易经》的启发，荣格提出了他的重要创见“共时性原则”(synchronicity)，并将这种“共时性原则”作为其分析心理学发展的基石，因为建立在共时性原则基础上的思维方式，在《易经》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对卫礼贤翻译的包括《易经》在内的中国传统经典倾注了极大的热情。1929年他在给卫礼贤的一封信中曾“表示由衷的感激”。黑塞从一个基督教徒转向佛教，又从佛教转向中国的道家、儒家，卫礼贤翻译的《易经》等中国经典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容格还为卫礼贤另一部有关养生学的译著《太乙金华宗旨》的英译本写了序言，再次盛赞卫礼贤的功绩。
1897年德占胶澳后来华传教。1899年，卫礼贤来到刚刚成为德国租借地的青岛，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同任何虔诚的传教士一样，他当时来中国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向广大的中国人传播上帝的福音，但卫礼贤并不属于那种宗教狂热分子，他是一个对文学与艺术有着较高天赋和良好修养的人，所以从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对于了解中华民族及其思想与文化的兴趣就远远超出了宗教事务本身。
兴办学校、医院及其他各种慈善事业，通常是欧美新教会在“异教地区”开展工作的重点，这既是传教士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其实现自己传教使命的一般手段。卫礼贤从一开始就对为中国孩子办学表现出特殊的兴趣。1900年5月，也就是在来中国刚刚一年后，他就与新婚妻子在一所租来的房子里为中国男孩开办了“德华神学校”(Deutsch—chinesische Seminar)，规模不大，只有几名学生。
后来，办学计划得到同善会的支持和资助，于1901年春天建立起独立的校舍，定名为“礼贤书院”(Richard—Wilhelm—Schule)，并聘请了一些中国旧文人和新式知识分子担任教员，有学生20余人。1903年，学校迁入新址，规模进一步扩大。由于该校师资力量雄厚，办学成绩优异，1906年清政府赏给卫礼贤四品顶戴，他成了青岛赫赫有名的“卫大人”。
在卫礼贤聘请的中国教员中，有不少是熟读儒家经籍的旧文人，他们几乎都是科举出身的举人或贡生，其中不乏饱学之士。例如平度籍举人邢克昌，就是卫礼贤最早的经学老师，卫礼贤对《论语》、《大学》、《诗经》等儒家经籍的学习、理解及早期翻译，多得益于他的帮助。正是在办学和同这些旧文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卫礼贤对中国古典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的汉学家生涯，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