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矢志报国到迫害至死：剑桥心理学博士曹日昌的不幸人生
作者：伏灵
2016年，荷兰作家Carolijn Visser出版了她一部纪实小说《Selma：Aan Hitler ontsnapt. Gevangene van Mao》，在书中，作者讲述了一位荷兰犹太女性Selma的故事：先是千辛万苦逃脱了希特勒的迫害，后来又成为毛泽东的“囚徒”，最后不幸丧生。2017年，该书赢得荷兰历史读物最高奖项Libris历史奖。作者在书中讲述的其实是中国著名心理学家曹日昌夫人色尔玛（中文名吴秀明）的不幸遭遇。47岁的她，1968年9月8日，因无法忍受红卫兵殴打羞辱，在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隔离室自杀。数月之后，她的先生、伤心欲绝的曹日昌，也在持续不断的隔离审查与批斗之后离世。他们的冤死，不但成为两个家族的巨大创伤，也折射了一代爱国留学生的悲怆命运。
曹日昌1911年生于河北束鹿县，生于辛亥革命，也许他一生注定就与20世纪“革命”无法分离。据他自己写的自传，其出生时，家庭在经济上接近“富农”，但10岁父亲就病故，家中境况日衰，土改时被划为中农，他父亲仅念过三年私塾，但已有基本书写计数能力，鼓励他认真学习。1918年曹日昌入本村初级小学，后入宁晋县北圈村高级小学，学习一直非常努力。1925年考入河北省冀县中学，思想受左倾老师影响较大。由于对当时县政府腐败不满，曹日昌15岁时就加入了当时左派控制的国民党，成为当时中共河北青年团组织看中的积极分子。1928年曹日昌考上北平师大预科，1931年升读教育系。1932 转学清华心理系。专注于实验心理学，从心理记忆角度对珠算教学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校期间曾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座谈会。
1935年曹日昌自清华毕业，到定县晏阳初举办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研究农民识字记忆方法。又兼办《教育短波》杂志，这是当时南京政府教育部针对小学教员进行宣传的一本刊物。曹日清1936年发表“桑代克学习心理的分析研究”，提出研究工作要结合实际生活应用。他自己在定县做了许多心理测验，撰写实验报告。后来又提出使用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研究心理学的方法，这在中国也是开创性的。1941年-1945年，曹日昌在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系任教，继续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活动。
1943年曹日昌考取了庚款留英公费生资格，于1945年11月抵达英国，入剑桥大学心理系学习。他在剑桥期间作了三件事：第一当然是潜心继续实验心理学研究，对学习和记忆中的时间间隔问题进行了探索，并对图形再认、学习中练习分配的转变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其卓越的研究结果发表在英国《实验心理学季刊》、《英国心理学报》、美国《实验心理学报》、《普通心理学报》等刊物上，1948年曹以“学习与记忆中的时间间隔”一文顺利通过博士论文考试；第二则是延续一贯的左倾思想，到英国后不久就开始参加英国共产党的剑桥地方组织活动。1947年由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加入了中共，曾担任中国留英学生会秘书兼主席，在留学生中宣传中共主张。又奉中共组织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之指示，在英国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国分会，动员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回国工作；第三件事则是与从荷兰来剑桥读书的犹太社会主义者Selma从相识到相爱，1947年他们在荷兰结婚。
1948年9月，曹日昌在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后，应聘到香港大学心理学系任教，成为香港大学公开招聘的第一位全日制心理学教师。但其香港主要工作，其实是代表中共进行海外科学界统战工作。他曾在香港组织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创建香港九龙科学工作者协会。曹日昌也是中共在1949年前后劝说中国留学欧美的学生回国服务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在香港担任重要的联络与接待工作。据知情者透露，1949年至1950年上半年回国的欧美留学生很多大都是由曹日昌经手办理，为红色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奠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曾接受党组织的委派，写信给许多许多在海外的知名华人科学家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如留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葛庭燧等人。数学家华罗庚放弃美国教授职位经香港回中国，也是由曹日昌接洽联系。香港九龙科学工作者协会主要任务是团结过港和在港九工作的科学工作者及其家属，协助其到中共解放区工作。曹日昌还曾受香港新华社邀请去解放区参加了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1950年韩战爆发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曾在发言中指美国为帮助中国，接受一万余名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过一份500余名曾在美国学习过的中国留学生的的声明，痛斥奥斯汀的讲法，这其中许多人其实都是曹日昌在香港接待过的归国留学生。
1950年，中共开始在北京筹建中国科学院，电召曹日昌返回北京工作。曹日昌先后担任该院计划局副局长、联络局副局长、办公厅副主任等重要职务，在郭沫若、竺可桢等人领导下具体负责院务工作。同时，他又和好友丁瓒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中国心理学会。联系海外归国留学生的工作他也在兼办，因此曾担任欧美同学会理事长。中共对知识分子，既想利用，同时又担心其政治倾向，因此一开始就对其发起“思想改造运动”，要求从海外归国的留学生向党交心。随之而来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使这些知识分子无法招架。曹日昌也处于不断向党检查自己，自我批判之中。1952年初，曹日昌87岁高龄的寡母去世，他想告假回乡奔丧，郭沫若与竺可桢指其家里有长兄，劝他不要回去，一心参加院内工作与运动。曹日昌虽然身居高位，但政治怀疑的阴影从来没有从他身上移开，尤其是他的夫人因为是荷兰人，政治上更加不利。为了自证清白，1955年肃反运动开展不久，在曹日昌的劝说下，Selma决定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并取了一个纯粹的中文姓名吴秀明。其实她的荷兰公民资格在她跟曹日昌结婚后就已经丧失。
尽管如此，肃反之后，曹日昌仍失去了中科院院务领导的职位。1956年他回到中科院心理所，担任研究员兼副所长，希望能够全力投身于他热爱的心理学研究工作，同时他还兼任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心理学报》主编。他撰写的《普通心理学》一书成为中国第一本通用心理学教科书。但是不久心理学这个学科在中国已经被政治红人康生、姚文元等人质疑为“伪科学”，地位岌岌可危。曹日昌为捍卫这个学科的存在价值，一直通过发表与演讲与质疑论做斗争，但最终决定权其实仍牵涉到高层路线斗争。到1965年10月28日，姚文元奉命在《光明日报》化名“葛铭人”发表《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的方向吗》，其实是将火烧向了指导文教科研工作的高层领导，两个礼拜后，姚又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的大幕缓缓揭开。
正因为这种“资产阶级学科”的存废问题，已经与文化大革命背后的政治使命直接相关，因此，“文革”爆发后不久，捍卫心理学学科的曹日昌就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受到隔离审查、接受无休止的批斗，身心俱伤。他的夫人Selma当时正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书，也被心理研究所造反派抓走关押，受尽虐待，最后自杀。曹大概从1958年心理学大批判之后便一直抑郁愤闷，文革开始后的审查、批斗、重体力劳动惩罚等让他不堪忍受，他的好友丁瓒与自己太太的惨死，对他更造成致命打击。造反派甚至要曹日昌站在他太太的尸首前谴责她的自杀，要他批判自己亡妻，与之划清界线。到1969年1月，被关押中的曹日昌显然在饱受迫害后生命濒危，心理研究所才将其匆匆送到医院，不久就去世，官方公布的原因是“肝癌晚期”。
Selma在惨死于北京之前，应该对自己的命运已有一些预判。因此，她一度经常去荷兰驻中国的代办处交涉恢复荷兰国籍一事，最后她终于在1966 年得到了前往荷兰的为期三个月的签证，4月抵达荷兰探望亲人。但一个月后，文革就开始爆发，虽然她在荷兰设法获得了护照，但由于没有合法逗留签证，被迫在9月返回中国。不久她和丈夫的家就被抄了，他们所有书信日记照片等全被没收，成为指控他们的“罪证”。曹日昌夫妇两人也失去了研究与教学的资格，接受造反派的审查与批斗，曹只能在单位中打扫厕所。1967年 5 月，已经无法接受羞辱的Selma与荷兰代办处联系，希望能够返回荷兰，但未能成功。到1968年3月，曹日昌与Selma被关进心理研究所的牛棚，无法见自己的孩子。当女儿曹何丽去内蒙插队前，她去探望了母亲，但Selma已经目光呆滞、沉默无言，不到一月，Selma就在绝望中自杀。
从1968年底开始，得不到女儿消息的Selma父亲Meijer Vos一直在给荷兰外交部门写信，希望他们能够与中国当局联系。不知他何时知道女儿及女婿的噩兆，但是这对于他的打击显然异常严重，因为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犹太人，他一家人在纳粹德国占领荷兰时期就已遭受了家破人亡，1943年妻子死在纳粹的枪下。但是他没料到的是，25年后，从战时逃难中幸存的的女儿，又死在了红色中国的非正式监狱。1979年，当他留在中国的外孙曹增义（Dop）与外孙女曹何丽（Greta）终于来到荷兰，他却在前一天不幸去世，没有机会见上最后一面。对于曹日昌的家族来说，农民家庭难得培养出来的英国剑桥心理学博士，也成为家族成员的严重心理创伤。曹增义到荷兰之后，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也不愿意再进科研院所工作，甚至再也不愿意回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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