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鸞鳳廣播】昔我往矣——我的出生與成長 鸞鳳2022-10-18 18: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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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重庆，是我出生之地。
我降生在重庆沙坪坝西南医院，原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建于南京的国民政府中央医院，抗战时期内迁至重庆沙坪坝，1950年中共建政后，由西南军区接管，将其改名为西南医院。
我出生时，我父母住在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这是抗战时天津南开中学内迁重庆后，由沙坪坝当地乡绅捐地八百余亩所建，校园广大，有山坡、湖泊、田地、果园，到处郁郁葱葱，十分美丽。
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创建，抗战爆发，天津南开被日寇炸毁，学校内迁重庆，张伯苓先生比照天津南开的形制，在沙坪坝南开中学内兴建了一片教师宿舍，全是北方四合院，相连成排，青砖青瓦，各院以青砖镂空相隔，为纪念天津南开，起名为“津南村”，张伯苓先生住在津南村三号。南开校园内还有桃李湖、南园、蕉园等，风光旖旎。《巨流河》的作者齐邦媛先生，抗战期间就在沙坪坝南开中学求学，她的书中对南开中学和张伯苓先生，有很多细致描写。
重庆南开中学的校歌就记载了这段历史：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汲汲骎骎，月异日新，发煌我前途无垠。
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
大江之滨，嘉陵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多年以后，我父母在津南村十二号结婚，及后我在西南医院出生，出院即随父母从津南村十二号搬到蕉园一号。据说张伯苓先生住过的津南村三号后来改为幼儿园，我在南开上过幼儿园，但不知道是不是就在张伯苓先生故居。
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津南村
@成都
成都，是我成长之处。
成都城东北部很大一片地方，是加拿大基督教会英美会（Canadian Methodist Mission）的教产。自清末鸦片战争后，满清被迫开放实行一百多年的教禁，允许西方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西方基督教界欢呼雀跃：四亿羔羊等待着基督的牧者，那是巨大的未闻福音的处女地。
欧美各国基督教会急遣传教士入华，争夺自己的羔羊，尤其是基督教新教最有活力，最具行动力。但是由于路途遥远，交通困难，各派在广袤的中国内地势单力孤，于是新教各派联合起来，成立了基督教中国内地会，其中就有加拿大英美会，属于起源于英国、扩展至美加的基督新教卫理宗（Wesleyans），主张圣洁生活和改善社会，通过医疗和教育，在平民中进行传教活动。
英美会从加拿大、美国、英国募集资金，买下成都城内东北部一片菜地，于1894年建造起当时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教堂——四圣祠教堂，即基督教恩光堂，也是四川神学院所在地，至今仍是成都最主要的教堂。教堂在建成次年（1895年）即在成都教案中被焚毁，重建后又在1900年义和团教乱中再次被焚毁，之后又再次重建。
围绕教堂，教会陆续用海外捐款买下土地，创办了华英书局、华英女中、协合女子师范、育婴堂（孤儿院）等，并建立起西南地区第一家西医医院——仁济医院，由于当时中国妇女不愿意去医院与男人混杂，教会又特地派遣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圣三一学院的医学女博士来成都，创办女仁济医院，让妇女可以与男子分开看病。
男女仁济医院这些毕业于英美加拿大的医学博士们，后来又参与创办了中国西部第一家现代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的医学院，及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即华西医院，成为西南地区现代医院的翘楚，也是中国现代牙医学发源地，1907年来成都创办中国第一家现代牙医诊所的加拿大人林则博士，就是中国现代牙医学鼻祖，他创建的华西协合大学牙医学院，是当时东亚地区最著名的牙医学院。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华西协合大学校园，占地上千亩，校地之大，校园之美，在当时中国高校中无出其右。
华西协合大学由英美加拿大五家教会（加拿大英美会、美国美以美会、英国公谊会、浸礼会、圣公会）联合创办，为表各教会协同合作之意，因名“协合”。1910年华西协合大学从美国募捐一百多万美元，在成都城南锦江南岸华西坝购地建校舍，校长是美国教育管理专家毕启，主持校务三十多年，教授均来自英国牛津、剑桥、加拿大多伦多、美国哈佛、耶鲁等英美名校。当时的中国，教会大学学费最昂贵，私立大学次之，国立大学最经济，当然各方面条件也与学费高低相配，因此教会大学也是物质条件和师资水平最高的。华西协合大学的组织方案、专业设置、课程计划、教育管理都达到当时英美先进水平，因此有“东亚第一”的美誉。
抗战时华西协合大学接纳了十几所内迁的中国著名教会大学，因而华西坝与内迁的南京中央大学所在的重庆沙坪坝、上海复旦大学所在的北碚夏坝、几十所内迁中小学和文教机构所在的江津白沙坝，并称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四坝”。
1949年中共建政后，教会的所有土地、财产均被没收，外籍传教士、医生、教师全部被赶走。
我成都的家，就在建于1895年的华英女中校园内，小时候校园里还有保留的巨大银杏树，和英美会建造的教学楼、办公楼、宿舍楼、食堂、浴室、厕所，都是中西合壁的建筑风格，成都本地的青砖墙、青瓦顶，中式的飞檐翘角，西式的拱顶大窗，室内木地板、木楼梯，油光水滑的宽大木扶手，我们小孩子经常用来当滑梯玩，房间里有英国式的大壁炉，宽宽的炉台和窗台，屋顶有阁楼，楼下还有阴森黢黑的地下室，我们摸进去，然后自己吓自己，尖叫着跑出来??
后来要盖新宿舍楼，拆旧宿舍，巨大的木柱和柱础、砖头瓦砾，堆在废墟上，我们整天在废墟上逡巡翻检，记得翻出好多金属为轴卷得整整齐齐的油纸卷，剥开拉成长长的油纸条，至今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初中时，学校大操场中间一幢很大的办公楼毁于火灾，把存放在阁楼的几十架钢琴和各式乐器也一起烧毁，那是当年华英女中用于音乐课和唱诗班的乐器，因为华英女中是以高水准音乐和艺术教学闻名，女指挥家郑小瑛就是华英毕业的。
我自幼生活在华英校园里，初中、高中都在这里读书，这一方银杏飒飒、古色古香的校园，就是我幼儿和青少年时期的天地。我从这里考上复旦，离开四川去上海。我的中学母校，比我的大学早成立十年，比复旦大学历史更加悠久。
1949年后基督教会和西方人都被严重污名化。华英校门外是育婴堂街，因路口就是教会办的育婴堂而得名，我上小学就要每天走出育婴堂街过马路对面去，据说路口的育婴堂是洋人抓小孩吃小孩的地方，所以大家害怕，总要结伴同行。我们看病，则是去附近的二医院，已经没有人知道这就是教会创办的仁济医院了。
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我成年后在中国大陆东奔西走、南下北上，最终竟飘洋过海定居加拿大，我自幼蒙加拿大人的余荫，现在变成了加拿大人。
有一部英格丽·褒曼主演的美国电影《六福客栈》，就是讲述一位英国女传教士克服重重困难，自筹路费到中国山西传教的真实故事，故事背景已经是1930年，离满清开放教禁已经近一百年了，西方基督徒的狂热依然不减当年，后来抗战爆发，这位女传教士带领许多中国孤儿历经艰辛，一路徒步撤退到西安。
基督教从清末开教禁，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历经多次教乱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教堂焚毁，教会屡受重创又顽强重建，到民国时蓬勃发展，欣欣向荣，为中国现代教育和医疗作出突出贡献，可惜至1949年戛然而止，西方传教士和教师、医生被彻底驱逐，真正的教会荡然无存。
@上海
高中毕业，我从成都负笈上海，在复旦看见中西合璧、古色古香的老校区建筑，风格与我自幼见惯的华英校园一模一样，只是没有银杏，而是和华西协合一样，满校园的法国梧桐。我后来知道，这种建筑风格，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风靡半个世纪的中国建筑古典复兴主义，是中国传统建筑与西式设计的完美结合。
复旦大学老校区
复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出身世代天主教家庭，他本人也是天主教耶稣会神父，1900年马相伯先生捐出松江三千亩良田，给教会办学，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立现代大学震旦大学，但是因为反对在校内进行神学教育，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与教会分歧，便带领部分师生退出震旦，于1905年另创复旦公学，1917年成为复旦大学。
主持复旦校务三十年的老校长李登辉先生，是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南洋华侨，虔诚的新教基督徒，他和马相伯先生一样，虽然自己是基督徒，却反对在学校进行神学教育，把思想自由放在第一位，这大概就是复旦学生特别推崇自由的根源。
复旦不仅宗教信仰自由，政治也放任自流。抗战前上海时期，在其他大学因政治原因被开除的学生，复旦可以接收：抗战时期内迁至我的出生地重庆，又使复旦所在的北碚夏坝成为任何党派任何政治主张都可以自由活动宣扬的自由圣地，夏坝也因复旦而成为大后方文化四坝之一。
普遍来说，天主教在中国的纠纷比新教多，大概因为罗马教廷比较僵化教条而且霸道，清初禁教的主要原因，就是罗马教廷禁止中国信徒拜天、拜父母祖宗、拜孔子。清末开教禁后，天主教、新教深入中国内地，就连小小的合江县，也数次发生教案。
早在1856年即有法国天主教神父来合江传教，也是以诊病施药的方式发展信徒，但是因为禁止拜祖宗，入教的多为投靠求庇的无赖子，常常仗势欺人，教会名声不佳，最后教堂遭本地绅商捣毁；1900年开始有德国新教牧师来合江传教，竟鼓动本地一个和尚改信了基督教，和尚把二百余石田地的庙产全部捐献给牧师，清代合江稻谷老石一石是五百斤，二百石就是十万斤，二百石田，就是每年出产十万斤稻谷的田地，这些田地都是信仰佛教的乡绅们捐献给寺庙的。牧师收下田地，捣毁佛像，将寺庙改建为教堂，被本地乡绅吿上县府，知县上报洋务处，英国领事派员进行中外会查，最后判定外国人来华无侵占中国土地之理，将德国牧师驱逐回国。
虽然发生这些纠纷，但是基督教会还是继续派人到合江传教，天主教主要是法国神父，新教有英国牧师，办小学校、诊病施药，他们在合江发展了上千信徒，直到1949年后，基督教才在合江绝迹。
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有发展，有挫折，有和谐，有冲突，他们高举万能排他唯一神大旗，在五千年敬天法祖，尊崇万物有灵自然神的中国，注定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但是确实是他们，给中国带来了现代西方文明。
虽然现代西方文明建基于信奉多神教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欧洲蛮族在毁灭古希腊罗马文明后，被基督一神教捆缚千年，直到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才挣脱愚昧，捡拾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遗骸，发展出现代文明，但是现代文明却是随着基督教传教士的脚步，进入中国，深入县城乡村的。
从重庆到成都，从成都走出四川，从中国西部长江上游到东部长江入海的上海，再北上北京、南下香港，横越太平洋到美国、加拿大，我居住生活、学习、工作过七个城市，山水迢迢，光阴层叠，回望我的来路，点点滴滴，似乎都有断续的线索，串起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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