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到9月的诺门罕战役,或称哈拉哈河战役,诺门坎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及苏联在远东地区发生的一场战役。
今天看来这场战争也是一场“代理人战争”,苏日双方并没有向对方正式宣战,而是代表蒙古國和伪满洲国在中蒙边境地区交战。诺门罕战役日军惨败,放弃了“北进”而选择“南进”,从而有了偷袭珍珠港、日本法西斯完全覆灭。日本史学家称这场战争为“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
我的姥爷参加了这次战役,时任伪满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上校团长,给日本人打仗。而且在这场败局里替日本人打胜了一仗。
维基百科的《诺门罕战役》有详细记载,在“参战序列”栏目下能查到。1988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史料著作《诺门罕战争》,更加详细描述了我姥爷打的这一仗。
我跟姥爷一点也不熟。妈妈参军离家,离开了那个“反动官僚”家庭,从东北转战最后到内蒙古西部转业,等到1960年父母带我回东北探亲,我才第一次见到姥爷。
姥爷身材高大魁梧,从小习武的结果,腰杆永远笔直,永远端坐,长方脸浓眉高鼻,上唇有浓密的一字胡,七八十岁时须发皆白,连长长的眉毛都是雪白的,但是面色红润极少皱纹,感觉就像关公(就差下巴几缕长胡须)。
姥爷威严的形象让我又陌生又害怕,我都不记得单独跟他怎么交往过。妈妈也怕姥爷,她烟瘾很大,碰见姥爷就赶紧把烟藏起来。后来姥爷说,你也老了,抽烟这事情我不会管你了。
我在姥爷床边看见过一本厚厚的紫色硬皮的大部头,《资本论》。肃然起敬。
姥爷晚饭会喝一盅白酒,是那种3钱3的白瓷酒盅。先是中指沾一点,向上弹出:敬天,然后才是自己享用。
姥爷80岁的时候二舅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说要一辆自行车,要女式坤车没有大梁的那种,方便上下。全家捂嘴偷笑。我见过他骑着新买的坤车的样子,绛紫色的车小巧灵便,骑车的老人高大壮硕,慢慢悠悠在大街上,有点滑稽。
人生的最后几年,姥爷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人也糊涂了,全靠姥姥伺候。妈妈去探望时,就是不停地给他洗。洗身体,洗床单。
姥爷去世时,我在瑞典,回国才知道。
姥爷去世十来年后,一次跟大舅的小儿子、我的小表哥聊天,不知怎么就聊到了姥爷。表哥说,他下乡在呼伦贝尔草原陈巴尔虎旗,偶遇几个伪满时期的老兵,听说他是“金团长”的孙子,立刻奉为上宾。还感慨地讲了不少姥爷的旧事。
一件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将领苏炳文奋起抗战。1932年3月31日,在海拉尔通电就任黑龙江自卫军总司令,1932年10月1日,正式宣布就任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通电中外,在嫩江西岸坚守阵地,誓死抗日。日伪部队屡次进犯,均被击退。1932年11月中旬,苏炳文的部队在北大荒转战于冰天雪地之中,孤军奋战,终至弹尽粮绝,迫不得已,于1932年12月4日夜,苏炳文率领军民由满洲里退入苏联境内。
当时姥爷任满洲里边防守卫,苏炳文派人商榷由满洲里撤退到苏联,希望姥爷开关放行。姥爷当下拒绝,说守卫边关是我的责任,我不能随便放人。谈判代表失望而归时,姥爷又派人悄悄告知,自己的团明夜(今夜?忘了)要换防,中间有几个小时空档没人管。就这样,苏炳文率4千多军民通过满洲里退到苏联境内。此事算是功劳一件,日本战败投降后,姥爷因此减轻一些刑罚。
第二件事:日本战败后。姥爷率部投降,一行上百人被数名苏军押解送往俘虏营。因为走错路耽搁,断粮断水,途中经过沙漠,又热又渴饥饿难耐。姥爷对押解的苏军说,把枪给我,咱们打点野物吧。苏军警惕,不肯给枪。姥爷说,我们不想打仗了才投降的,要是反抗,你们这么几个人怎么能防得住?
苏军士兵将信将疑,把枪给了姥爷,姥爷走上沙岗瞭望,不多时举枪,一只狍子应声倒下,苏军士兵高兴了,竖起大拇指:要求多打几只,姥爷放下枪拒绝:就一只。
第三件事:六十年代初海拉尔郊区两个村子的达斡尔族为了粮食起了内讧,在公社的院子里对峙。达斡尔族生性彪悍,真动起手来可能会出人命。形势紧张,政府来劝解根本没人听他们的。无奈,他们进城请来姥爷,期望借姥爷的威望缓和局面。姥爷走进大院,还没有说话,双方就放下了手中的棍棒铁器。
听表哥讲姥爷,就好像讲一个传奇英雄,我后悔他生前没有能听到这些故事。表哥说,姥爷自己是不会说的。若不是那些老兵讲,他也不知道。
我们约定,下次见面把他知道的姥爷都讲给我听。
世事难料。一年后,表哥去威海探望女儿,夏日的傍晚横穿马路去对面的理发店时,被威海当地检察院的一个女检察官开车撞飞,不治而亡。从此再也没有人给我讲姥爷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