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话靠得住，母猪会上树。人类对话语的不放心，由来已久。不自信的人会问：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自信的会反问：你确信你知道你正在说什么？神叨叨的会说：主啊，饶恕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语言哲学家来了，说：人类确实不知道自己正在说什么。这下搞大了。前几句还可能是交流和表达的问题；最后这句直接指向语言自身有问题了。
我们看看维特根斯坦是怎么说的：
1.1 世界是一切实况之所是。 1.1 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
1.11 世界为事实所规定，为这些就是一切事实所规定。 1.12 因为事实的总和
...
说实话（这句需要重复三遍），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当年维特根斯坦曾经被周围人们“看怪物”的眼光压迫得受不了，就跑到剑桥去找罗素，请他帮助鉴定一下，他到底是不是个白 痴：“如果是，我就去开飞艇；如果不是，我就去做哲学家”。罗素就让他随便写篇论文来看看。结果罗素说：说实话，他的论文我一个字都看不懂。但从第一句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天才。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逻辑哲学论》时，和今天一样不是哲学家，但也是一个富有阅读经验的成年人了。说实话，从第一句开始，我就意识到这些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懂了。不过我有丰富的经验对付读不懂，还能干什么呢？继续往下读呗，也许冷不丁会冒出一两句能懂得。即使到最后什么也没冒出来，起码我读完了一本书么，算一个成就。
后来维特根斯坦拿他的论文《逻辑哲学论》到剑桥申请博士学位，答辩主持人是罗素和摩尔，随便聊了聊之后，罗素提问说，维特根斯坦一会说关于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一会又说能够有绝对真理，这是矛盾。维特根斯坦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别急，你们永远也搞不懂这一点的”。结果他顺利拿到了博士，理解啊，理解万岁。语言真是有意思。地球人都知道罗素跟我情况不一样，但我们面对同一个东西，有幸共享同一个词“不懂”。有趣的是，他们说不懂时，感觉是某种程度的痛苦，而我却为同一个词享受到丝丝“邪恶的快感”。
光阴虚度，今天来看这几句话。似曾相识。记忆真是奇怪，凡是能读懂的，基本全被我忽略过去了。不懂的，倒是零零落落记住了几句。更奇怪的是，我现在觉得能够懂一些了。也许是因为这些年间杂杂拉拉看了些二手三手货的缘故。不过，我为像这样读懂而悲哀，因为我怀疑如此这般，其实意味着永远失去真正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可能了。好吧，算我不知道正在说什么。来看看为什么说人话靠不住。
如果要选一句话，作为语言哲学正式出场的号角，则非弗雷格的这一句莫属：“词只有在完整的句子里才有意义”。先有词还是先有句子，这是又一个千年“鸡和蛋”的问题。甚至，这里“意义”究竟指什么，我们都不能确定。但这句话却“意义”清楚。如果说索绪尔那里只是广泛地说“词”只有在语言体系中才有意义的话，弗雷格这句话就很具体了。第一次明确地把语言的精度，或语言的有效性底线定在句子层面。传统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去和语词（哲学上用来表示最小语言单位，我们就用词代替）较劲，注定是徒劳。语言哲学的大佬们经常一个靠反对另一个而登场，但这根底线，从来没被撼动过。
但是要说“词”是没有意义的，实际很难讲通。句子是由词组成的。词中名词占压倒多数。名词传统上分为“专名”和“通名”两类。专名就是人和物的名字，如“老子”，“函谷关”等，是最简单的词。“通名”如“人”，“驴”是一类物的名字，“通名”一般形成概念。“通名”有意义较少有争议。因为概念都有内涵和外延，内涵就是“通名”的意义。最早认为专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专名一头是词，另一头就是所指对象。外延确定，所以不需要有内涵。专名天然成为分析的起点。可是，就是这个号称最简单的东西，让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们绕了进去，至今还没绕出来。
专名最大的麻烦，就在于“有”还是“没有”意义。文革中，我们都知道，毛主席就是毛泽东，没别人能用。这两个“专名”指向同一个对象。但全国人民都知道，在说“毛主席”还是“毛泽东”，太大不一样了。明明同指一个对象，这其中不一样的会是什么呢？罗素说，麻烦在于“专名”有描述性，很多都是缩略的描述语。比如一提到老子，有人就说老子就是老聃，那个孔子的师傅；另一些人认为老子只是《道德经》作者，不是老聃；有人认为他是作黑白阴阳鱼的画家，还有人直接就想到太上老君。这下，不单有太多的意义，而且还是分歧的，特别是好像没有人能够掌握全部。
既然说到这里，是不是单独的词词义不定多变，要到句子中加以约束和限制，从而我们才能认定其意义呢？不幸这个认识看来是不着边际。早期语言哲学的一帮逻辑狂们，做梦都想把语言（句子）表达成一种函式，把概念带入，就得出一个值（意义）来。专名本来是想作为常项的，如果专名意义不定，这下一边全是自变元，就没法得出定值了。罗素和早期的维特根斯坦不信这个邪，总觉得可以做点什么。
这个专名意义的问题之所以让人这么痛苦，在于这里面牵涉到一个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早期语言哲学家们，都是不错的科学家，出色的数学家。在他们看来，外部客观世界的存在是一个无可动摇的事实。所以他们从来不谈论“本体论”。但不谈论不代表他们没有本体论。一方面，他们明确了语言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另一方面，反映和谈论现实世界，是语言的主要用途。语言的世界和现实世界是怎样联系和交流的呢？最可能直接发生交流的地方，就在专名。
罗素设想的是，语言世界和现实世界可能沿着一条边线相接。要找到这条边线，就需要找到“逻辑原子”，逻辑原子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些专名，它们只指向简单的事物个体，不再包含任何描述性。他的方法是莱布尼茨式的。“老子”这个专名具有描述性，是因为这个对象不够单纯。要继续分下去。我们说到老子会浮现他骑在青牛上，那就把他和牛分开；他是周的图书馆长，那就把官服扒掉；虬髯重瞳，拔掉挖掉。。。直道我们能够放心地说“老子”不引起任何歧义。对象像物品一样可以一直分到“原子”，我们语言中一一对应会有名称。这种专名是真正的“逻辑专名”。早期维特根斯坦也是如此想法，所以他说：“实况之所是，即事实，是由原子事实组成的。”
那我们的语言中有这样的“逻辑专名”吗？罗素就开始寻找。上穷碧落下黄泉，总算给他逮着一个（两个），就是“这”（或者还有“那”）。再多就没有了。可是，很多人指出“这”根本不是个名词。罗素也因此被同在剑桥任教的斯特劳森好一通奚落：把“这”作为唯一的真正“专名”，是一场逻辑上的灾难。其实我觉得斯特劳森还是比较厚道。应该直说是一场“笑话”。因为我想留着灾难这个词，用逻辑去分析通名（概念）时，才会发生“灾难”。而面对那些超级概念：比如“高尚”和“德行”等等，结果就是直接“崩溃”。别指望我会举个“超级”例子，即使平常说话见到此类词，我都绕着走。
罗素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像“改造数学”那样直接去做，知难而退了。后面人有接着做的，有另辟蹊径的。却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正是哲学家们的失败，告诉了我们一状真相：我们的语言和客观世界，是不相连接的。罗素在这里犯了一个本体论上的糊涂：他认为世界上的个体是一个一个独立的，语言里应有名称一一对应。可实际上，世界之中并没有扒得比光猪还光的老子，或已经完成剜肉剔骨的哪吒，等我们去命名。客观世界总是交织在一起，连续并运动的。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本性图象论，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从某种程度上，认为“语言和世界对应”，隐含一种被动的反映。在这点上就背离了索绪尔德构造说。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改变了想法，认为“语言的功能是对世界的反应而不是反映”。语言是人类依据对客观世界的经验，主动构造出来的试图理解世界的一个人工体系。语言就是世界的逻辑形式（虽然分析起来不怎么合乎逻辑）。语言固然摹画世界，但其的出发点，不是去摹画事物，而是摹画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世界是整体的，并不都像一个人一头驴似的可以自然区分。而我们的命名，是跟据需要在很大的随意程度上将事物区分开来。正是为了摹画“孔子曾向老子问道”的事态，我们需要“老子”和“孔子”的名字，否则我们就尽可让他们淹没在无数的无名古人中。世界上有无数山峰并没有名字，为了表达“华山在恒山的北边”这个关系，我们需要从群山之中命名这两座山。这才是我们理解：“词只有在完整的句子里才有意义”一语的正确渠道。
尽管早期维特根斯坦还持有语言图象论，但他的直觉是准确的：“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就是因为他直觉到了语言不和事物直接联系。他这里所说的世界，是我们所思想和言说的世界，不是指外部客观世界。语言只能理解已经编织入语言体系的一些经验事实，不能去探索实际事物。同样，语言只能在自身结构中理解事实，不可能无限精细分析下去。好像雪之所以是雪，全依赖雪花的结构。再分下去就不是雪了。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比喻。
维特根斯坦把他的书写成一句一句格言模样，与其说是本书，不如说只是个目录。他不准备告诉我们什么，只是给了些路标，希望读者能按图把他的思维过程再走一遍。这个任务，除了他自己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他有他的哲学问题，而我没有任何“问题”，除了闲得慌。所以我按我的理解总结如下：
我所说的想的世界，是语言的，也是对象（物）的。但哲学的世界只能是语言的。对象本没有任何“意义”，语言构造出名称和概念，赋予了意义。意义就是逻辑关系，而逻辑关系是用语句来表达的。我们能谈论的只能是意义，但“名称”误导了我们，让我们错觉是在直接谈论对象（事物）。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