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茶树的原产地在中国，而且我国也是最早利用茶叶作为饮料的国家。茶在中国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很受重视，被列为开门七件事之一：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国的古代史料中，早已有关于茶事的记载。普遍认为是成书于东汉的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有这样一段话：“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 所以唐代陆羽在《茶经》中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
那么，神农是什么时代，何等样人呢？据《庄子 盗跖篇》和东汉班固整理成书的《白虎通义》称：神农时代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当时人类已进入新石器时期，原始的畜牧业和农业已渐趋发达，距今应有五千多年。神农尝百草是我国流传很广、影响很深的一个古代传说，许多古籍中都有记载。神农是略早于黄帝的东夷部落首领（姜姓），有人说他就是炎帝。这样看来神农应该是一个男性，和前面说的母系氏族社会有矛盾。这并不奇怪，因为文字的出现是在进入父系社会以后很久的事情，写作的人自然不愿意说神农氏一个女性。估计还是庄周说得比较接近于历史真相，在母系氏族社会中妇女更多进行采集活动，神农是一个女性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 三皇本纪》写道：“炎帝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太史公在这里给了神农一条神鞭，用来识别草木的性能。西汉淮南王刘长的《淮南子8226;修务训》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西晋学者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尝味草木，宜药疗疾，救夭伤人命。”北宋政和年间，寇宗爽根据传说中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所使用的采集、尝试方法，撰写《本草衍义》二十卷，硬是辨正了药物四百多种。所以后来李时珍十分推崇寇宗爽，他在著《本草纲目》也采用了这种实践出真知的方法。
上述文献都十分严肃，不如民间传说有趣。传说神农有一个水晶般透明的肚子，吃下什么东西，人们都可以从他的胃肠里看得清清楚楚。那时候的人，吃东西都是生吞活剥的，因此经常闹病。神农为了解除人们的疾苦，就把看到的植物都尝试一遍，看看这些植物在肚子里的变化，判断哪些无毒哪些有毒。当他尝到一种开白花的常绿树嫩叶时，就在肚子里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到处流动洗涤，好似在肚子里检查什么，于是他就把这种绿叶称为“cha”。神农长年累月地爬山涉水，尝试百草，每天都得中毒几次，全靠茶来解救。但是最后一次，神农来不及吃茶叶，还是被毒草毒死了。据说，那是他见到一种开着黄色小花的小草，花萼在一张一合地动着，神农感到好奇，就把叶子放在嘴里慢慢咀嚼。一会儿，他感到肚子很难爱，还没来得及吃茶叶，肚肠就一节一节地断开了，原来是中了断肠草的毒。后人为了崇敬、纪念农业和医学发明者的功绩，就世代传颂着这样一个神农尝百草的故事。虽是传说，但如果说它总结了原始社会人们长期生活斗争的经验，而把功劳集中于神化了的神农，也是无可非议的。
还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神农在哪里尝试百草？答案是神农架。神农架位于湖北西部边陲，东与湖北省宝康县接壤，西与重庆市巫山县毗邻；南依兴山、巴东而濒三峡，北依房县、竹山且近武当。下文将会讲到，文献记载中最早提到人工栽培茶园的地方是商末周初的巴国。当时巴国的地理位置正是在今天的汉中南部、湖北西部、重庆市和四川东部一带，所以神农在神农架尝百草，靠茶解毒的说法是可信的。
原始社会以茶解毒，既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而且即使以今人的眼光看来，也有一定的科学根据。若按此推论：在中国，茶的发现和利用始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迄今当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最初利用茶的方式方法，可能是作为口嚼的食料，也可能作为烤煮的食物，根据神农的传说又逐渐作为药料饮用。这几种方式的比较和积累最终就发展成为利用茶的最好方式：“饮茶”。作为食物而利用茶也有较早的文献记载。据说是出自春秋时期齐景公的相国晏婴的《晏子春秋》一书，有这麽一段话：“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茶而已。”表明茶叶已作为菜肴汤料，供人食用。
被尊称为“当代茶圣”的中国现代著名茶业专家、农业经济学家，浙江上虞县人吴觉农（1897—1989）著有《四川茶史话》。其前言援引《尚书 周书 酒诰》说：“商朝的统治阶级沉溺在酒里，腥秽上冲，连天都发怒了。周文王和武王则与商纣恰恰相反，由于他们的建国方针是勤俭建国，所以严禁饮酒”。因此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在孟津“伐纣会盟”时，有巴国率领的南方八个小国濮、賨、苴、共、奴（卢）、獽、夷、蜒，以部落子民药用的茶，作为贡品，献给武王。于是武王用茶设宴，“以茶代酒”，招待各路诸侯，部落酋长。这种以茶代酒宴请宾客的宴会，叫做茶宴。酗酒是导致殷商灭亡的原因之一，所以西周初年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发布了《酒诰》这篇文告，劝告周朝的贵族不可酗酒。同样的内容也出现在存于故宫博物院的大盂鼎的铭文上，大盂鼎是贵族盂为记载周康王（武王的孙子）对他训诫而铸造的，这证实了西周初年王室做出很大努力革除殷商酗酒的弊政。但是是否确有“以茶代酒”的做法，却是令人怀疑的。似乎仅有的周武王这一次“以茶代酒”的盛事，也未见诸当时的典籍记载，后世文献虽有说到这件事，但都语焉不详，看来不能说西周初年已经把茶作为饮品。邻近巴国的楚国有茶饮的说法，在战国时代才出现，中原地区就更晚了。
巴、蜀立国历史久远，据《山海经. 海内经》、《水经注》、《汉书. 地理志》、何光岳《南蛮源流史》、《路史. 国名纪甲》等典籍作综合分析，可以确认古巴国在夏代之前就已在汉水流域立国。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 巴志》中谈到：“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四千余年前夏禹大会诸侯于涂山的时候，就有巴、蜀两国参加。唐代杜佑《通典》“梁州”条云：“当夏、殷之间的蛮夷之国，所谓巴、髳、彭、濮之人也。”此后到商代，陕南的巴人东迁至今河南雎县东部建立巴方国。商代中兴之王武丁时（前1250-前1192在位），武丁的妻子，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女统帅妇好率军攻巴方。《殷墟文字乙编》记载：甲骨卜辞有“辛未卜，争，贞妇好气从?〈盾戈〉伐巴方”。巴方国力不济，被迫迁往今山西永济一带。商军穷追不舍，巴方退避三舍，继续西迁至今陕西渭南市东北30里的巴邑镇一带，并投靠岐周。此后，巴方南迁至汉水中游，在今陕西南部安康、汉阴一带，也可算是“打回老家去”。
常璩《华阳国志 巴志》写道：“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戈舞以凌殷人，前徒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戈后舞’也。”武王伐纣，战于牧野，纣王匆匆忙忙凑起一支奴隶的队伍抵御以周师为首的联军，勇猛的巴国军队是联军的先锋。巴人挥舞戈戚进攻的时候，发现对方队伍中有许多沦为殷人奴隶的自己的同胞，就跳起巴族的传统舞蹈，以感召同胞带头带领奴隶队伍倒戈。在这场战斗中巴国是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
《华阳国志 巴志》接着说：“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这段话中费解的是“以其宗姬封于巴”一句。巴国既然帮助周武王伐纣有功，就不会再封一个姓姬的宗室取代巴国原先的国王。最有可能是巴国国王一开始参加联军时，就冒姓姬姓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武王以为他真是姬姓族人，加上立有大功就封他南方远国诸侯的最高爵位：子爵。这样，巴国就和吴楚两国并列为管理南方西、东、中三处许多小国的领袖国家。
《华阳国志 巴志》下面一段话就和茶有关了：“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榖。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荼、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那时巴国就已经有人工栽培的茶园了，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茶区，因此可以用茶作为贡品。由此可见，三千多年前中国已有一些地区作为食用或（和）药用植物人工栽培茶树，并达到一定生产规模。至于何时开始把茶作为饮品，《华阳国志》中没有明确说明，由药用进而作为保健食品变为饮用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可以推断巴人大约在近三千年前就有可能开始饮茶了。
巴族是一个庞大的民族，至少还有一个原居“湖北清江流域”的支系。战国赵国的史书《世本》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钟离山即留难山，位今湖北长阳县境内。原居湖北长阳的巴人沿大溪移居川东，这一支巴人的首领开明王，春秋末至战国初率众溯江而上，最后建都“江州”（《华阳国志 蜀志》），即今重庆市区，取代了统治蜀地百余年之久的望帝杜宇王朝，建立了延续十二世的新的蜀地政权。渝地巴人多是那次大规模移民的后代。因此，传统上认为，巴人的文化中心在三峡一带。《华阳国志 蜀志》中又说，蜀王别封其弟“葭萌”于汉中，号苴候，名其邑曰“葭萌”。明代杨慎作过考证，“蜀人方言谓茶曰葭萌”。可见这一支巴人也是很早就人工栽培茶树。大约在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这一支巴人的政权最终亡于楚。其民散落湘、鄂、川、黔交界地的五溪地区。今四川东部的苗、土家等民族与其有渊源关系，苗族、土家族至今还保留着古代巴人原始的煮茶方式。
不管是哪一支巴人，上面的史实都可以说明古代巴人是中国最早的种茶民族。西周之前巴人生活的地区（陕南、鄂西、川东）是宜茶之地，它的气候、雨水、地形和土质条件有利于茶叶的大规模种植和名茶的培植，是中国最古老的茶叶种植区之一，据上所述，巴蜀是我国茶业的摇篮，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这一说法，和前面的神农尝百草的传说遥相呼应，因为神农尝百草的地点正在巴国东面的神农架。陆羽的《茶经》中提到：“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茶树）者。”巴山峡川即今川东鄂西，该地早已有如此出众的茶树，所以现在绝大多数学者认同茶文化起始于四川和湖北西部。江浙一带目前是我国茶叶行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最近有人据此提出茶文化始于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古越族文化。类似地，云南的西双版纳一带是茶树的发源地，这一带是植物的王国，有原生的茶树种类存在，也就有了茶文化起源于云南的说法。但是有茶树和有茶事活动是两码事，前者属于植物学范畴，后者与人类活动有关，需要有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证实，江浙说和云南说正是缺乏这种证据。
在中原地区，一直到战国时期，茶还是十分稀罕的物品，所以西周王室把它列为贡品，并派专人管理。除了传说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以茶代酒外，周王室并没有把茶当饮料，而是在祭祀祖先和神鬼时作为祭品。到了春秋时期，中原地区茶的供应多了起来，贵族已经可以把它作为食品了，于是就有了前面的《晏子春秋》中的记载。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前面引述《神农本草经》和《华阳国志.巴志》两部古籍中并没有出现“茶”字，出现的是“荼”字。这不是印刷错误，而是当时还没有“茶”这个字，只有“荼”字。荼字最早见之于《诗经》，在《诗·邶风·谷风》中记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诗·豳风·七月》中记有：“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诗经·大雅·绵》有“堇荼如饴”。“荼”字有两个读音，作“茶”解释读作“cha”第二声；另外的读法是“tu”第二声。读“tu”第二声指的是“苦菜”，《神农本草经》的《果菜部上品》中写道：“苦菜 味苦寒。主治五藏邪气，厌榖胃痹。久服安心益气，聪察少卧，轻身耐老。一名荼草，一名选。生川谷。”三国吴国陆玑《毛诗草木鸟兽鱼疏》记苦菜的特征是：生长在山田或沼泽中，经霜之后味甜而脆。故有“其甘如荠”、“堇茶如饴”的诗句。《诗经》中的“荼”指的是苦菜还是茶，至今看法不一，难以统一。根据茶事传播路径和时间，恐怕更可能是指苦菜，不是指茶。因为战国时期以前，茶事还只限于巴蜀一带。但是到了战国时期，由于邻近巴蜀，楚国的茶事已经十分普遍。屈原放逐沅湘（长沙地区）时作《九歌》，其《东皇太一》有“奠桂酒兮椒浆”之句，《东君》中有“援北斗兮酌桂浆”之句。经后人考证，这里所说的“椒浆”和“桂浆”都是当时楚国的茶饮。
先秦时期茶事虽已产生、发展，由于国家尚未统一，传播范围比较狭小，只局限于巴、蜀和楚国一带。俗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好东西迟早会让人们喜爱。秦惠（文）王接受了名将、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的战略性建议：先攻下巴、蜀以后，后统一六国（见《战国策 秦策一》）。
当时，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就命名所居城池为葭萌（今广元市元坝区昭化镇）。苴侯与巴王友好，而巴与蜀有仇，所以蜀王发怒，就进攻苴侯。苴侯逃到巴国，巴为之向秦求救。群臣议论说：“蜀是西方偏僻的国家，和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将军司马错和中尉田真黄反驳道：“蜀国虽然遭此内乱，但其国家十分富饶。如果能够得到它的布帛金银，足够供给军用。并且有大河通往楚国。有了巴国的劲旅，乘大船直流东下攻楚，楚地可得。所以得蜀则得楚。而楚亡，就可以并天下了。”惠王曰：“好主意！”
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年）秋，秦大夫张仪，将军司马错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亲自在葭萌抵御，败退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相国及太子退至逄乡，死于白鹿山。开明王朝灭亡，传十二世。冬十月，蜀平。司马错等假虞伐虢的故伎重演，顺路灭掉苴与巴。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从这个时候开始茶事活动在秦国传播开来，九十多年后秦始皇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随着统一的进程，茶事在中国更广范围流行。巴人余部退到三峡附近，直到公元前280年最终土地被楚国兼并，人民成为今天土家族的先民。
有很多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表明秦统一中国以后，到了汉代茶事活动在中国已经十分普遍。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最早的一部辞书《尔雅》中，已发现茶是木本，把对茶的解释放在释木篇中，不放在释草篇中。因为用荼指茶名实不符，故借用“槚”字，称之为“槚”。 根据《说文解字》：“槚，楸也。”“楸，梓也。”楸和梓。《埤雅》解释为：“楸梧早晚，故楸谓之秋。楸，美木也。”：“梓为百木长，故呼梓为木王。”《埤雅》 是北宋陆佃(1042-1102)所著的，他的儿子陆宰（陆宰就是陆游的父亲）作序的一本训诂书，专门解释名物，以作为《尔雅》的补充。综上所述，槚为楸、梓一类树木，且楸、梓是美木、木王。 “槚，苦茶”（《尔雅》），槚为楸、梓之类如何借指茶？《说文解字》说：“槚，楸也，从木、贾声。”而贾有“假”、“古”两种读音，“古”与“苦茶”音近，同时茶也被人们认为是美木，且茶为木本，并非草本，所以就用槚（音古）来借指茶。
这个“槚”字，在当时中国主要茶产地之一，湖南长沙一带相当通行。1972年至1973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一、三号墓的出土文物中，不仅保存了2000多年前的茶叶，而且还有许多和茶事有关的简文、帛画、封泥印鉴。从迄今为止世上最早的一份菜单：竹简菜单上发现了用茶做成的食品――苦羹（茶羹）；有“茶豸”封泥印鉴，还4次发现有“木胡—笥”或“木胡笥”的竹简和木牍。这里的“木胡”不是两个字，而是左边为木字旁，右边为胡的一个字，据考证就是《尔雅》“槚，苦茶”中“槚”的异体字或楚体字。所谓“木胡一笥”或“木胡笥”就是指“苦茶一箱”或包装茶叶的“苦茶箱”，这是我国至今发现最早的茶叶随葬品。墓中还有一幅敬茶仕女帛画，是皇室或贵族之家烹用茶饮的写实。这就从考古发掘上证实了最晚到西汉初年长沙已有种茶和饮茶活动。
马王堆二、一、三号墓的墓主分别是西汉长沙王丞相、第一代軑侯利苍、他的妻子辛追和他们的儿子第二代軑侯利豨。西汉初年刘邦曾封过八个异姓王，后来被他剿灭了七个，并留下了“非刘姓者王，天下共诛之”这样的狠话，但惟独保留一个吴氏的长沙王，利苍就是第二代长沙王吴臣和第三代长沙王吴回的丞相。这个长沙国下辖22个县，其中有一个叫做茶陵县。到了汉景帝的时候（前157年），第五代吴氏长沙王吴著死后无子，汉景帝乘机把长沙国封给了自己的儿子刘发。但是同姓王仍然要争夺皇位，汉景帝时就发生过七王之乱。汉武帝即位后，采纳了主父偃的“推恩令”的建议，同姓王的庶子大多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先后分为若干侯国，势力被大大地削弱了，再也无力发动叛乱。长沙定王刘发的第六个儿子刘?就据此被封为茶陵侯。茶陵县和茶陵侯国是我国最早用“茶”字命名的地名，至今仍是我国县名中唯一使用“茶”字的行政区。陆羽《茶经》载：“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可见茶陵的得名与种茶有关。汉初，长沙及其所属的茶陵县（茶陵侯国）已成为我国重要的茶叶产区。茶陵邻近江西、广东边界，表明西汉时期茶的生产已经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
汉代以前及汉代大多数时间内没有“茶”字，只有“荼”字，开始出现“荼”字的简化“茶”字，不会早于东汉末年，并且在“茶”字出现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正式场合不用“茶”字，因此“茶陵”被写作“荼陵”。在20世纪50年代，长沙魏家堆第十九号墓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一方石章，就是著名的“荼陵”石印。它是西汉文景时期的随葬冥器印，呈长方形，规格为2.5cm×1.8cm×1.9cm，鼻钮，所用材料为滑石，凿刻认真，印面装饰感较强。由此推知，该墓的主人应是茶陵的地方官。茶陵是我国含有“茶”的地名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个，“茶陵”印则可以说是目前为止第一方明确与茶叶产地有关的古印。
西汉的辞赋作家王褒，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墨池坝)人，他的生卒年失载，只知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主要在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期。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辞赋家，写有《甘泉》《洞箫》等赋16篇。他在今天经常被提到，并不是因为他的辞赋作品，而是在神爵三年（前59年）正月十五日写下的《僮约》。顾名思义《僮约》是僮仆的卖身契约，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保留了我国最早的与茶事有关的文字记载。
西汉宣帝神爵三年正月里，王褒借住在成都安志里一个叫杨惠的寡妇家里。杨氏家中有个名叫“便了”的长着络腮胡子的奴仆，王褒经常指派他去买酒。便了因王褒是外人，很不情愿替他跑腿，于是有一天，他就到主人的墓前倾诉不满，说：“大夫您当初买便了时，只要我看守家里，并没要我为其他男人去买酒。”王褒知道了这件事情后，气就不打一处来。一怒之下，在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以一万五千钱从杨氏手中买下便了为奴。便了跟了王褒，虽然极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于是他在写契约时向王褒提出：“既然事已如此，您也应该像当初杨家买我时那样，将以后凡是要我干的事明明白白写在契约中，超出契约内容的，我可以不干。”
王褒这人擅长辞赋，精通六艺，为了教训便了，使他服服贴贴，便信笔写下了一篇长约六百字题为《僮约》骈文体的奴仆契约，列出了名目繁多的劳役项目、干活时间和苛刻的生活条件。契约上繁重的活儿使便了难以负荷。他痛哭流涕向王褒求情说，如是照此干活，恐怕马上就会累死，早知如此，情愿给您天天去买酒。在宣扬阶级斗争的年代，《僮约》自然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的好教材。实际上，就是封建统治者也知道让僮仆做这麽多的事情是不可能的，王褒的《僮约》不过是一篇游戏文字。例如，南齐书卷52中就说“王褒《僮约》，束皙《发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玮。”认为《僮约》不过是一篇很有特色的赋体俳谐文而已，并不把它看成真的是一份契约。
《僮约》中王褒要便了干的活儿包括两件与茶事有关的：“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当然王褒写《僮约》时，用的是“荼”字，并非“茶”字，这里“尽”通“净”，“烹茶尽具”就是煮茶，并洗干净茶具。从前一句可见当时四川有一定地位和家财的人家是经常用茶招待宾客饮用，从后一句可以看出，茶叶已经商品化，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武阳在今天的四川彭山，当时已经有茶叶在集市上买卖。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了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不仅仅是在秦之前，秦汉乃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从马王堆出土文物中可知，至晚在西汉初年，茶就已经作为食品和饮料。如果说那时茶还只是軑侯这样的深如海的侯门才能享受，那麽经过一百年后，到《僮约》中所载的烹茶和买茶，表示像王褒这样的殷实人家也可以经常饮茶了。这就说明在西汉中期，茶事活动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茶叶贸易的出现，对于茶文化的意义，不低于当初神农发现茶。
对于王褒的时代有没有茶叶贸易，争论是有的。上述《僮约》的引文出自唐代徐坚所撰的丛书《初学记》。徐坚，生卒年份不详，著名唐朝文学家。圣历（698-700）中为东都留守判官，开元（713-741）中期为集贤院学士，是知院事的宰相张说的副手。但是在唐代开国初年由高祖李渊下令编修的，欧阳询主编的丛书《艺文类聚》所收的《僮约》全文中没有“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这两句。所以有人怀疑这两句话是后人添进去的。不管怎麽说，在《华阳国志 蜀志》中常璩特别以注解形式指出“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多陂池。”到名茶产地购买茶叶应该是很有可能的，何况武阳离成都不远。
东汉末年的医学家华佗《食论》中提出了“苦荼久食，益意思”，是茶叶药理功效的第一次记述，这里“益意思”是指有益于提神醒脑，这里“意思”解释为意识神思，不作现代的解释。
汉魏六朝是怎样饮茶的呢？古籍虽有零星记录也是语焉不详。《僮约》称“烹茶尽具”，《桐君录》记：“巴东别有真香茗，煎饮令人不眠”。晋郭璞《尔雅》注说：“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煎茶，当如煎药，入水煮熬。煮茶，或入冷水煮熬，或入冷水煮至沸腾，或入开水煮至百沸。烹茶则是煮茶、煎茶的统称，三者义近往往混用。唐皮日休《茶中杂咏》序说：“自周以降及于国朝茶事，竟陵子陆季疵言之详矣。然季疵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陆季疵就是陆羽，在他之前也就是汉魏六朝的饮茶法，是像皮日休所讲的，“浑而烹之”，煮成浓厚的羹汤而饮，和蔬菜羹汤吃法没有两样。那时还没有专门的煮茶、饮茶器具，往往是在鼎、釜中煮茶，用食碗饮茶。
三国时代百科词典《广雅》中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芼之”是拌和的意思）《广雅》的作者是张揖，张揖字稚让，清河（今河北临清县）人，在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2年）任博士。他是一个博学多闻，精通文字训诂的学者。因为《尔雅》以解释五经的训诂名物为主，所收集的训诂还不够完备，而由西汉初到三国，已经400多年，由于生产和文化的进步，语言和文字都有了新的发展，不见于《尔雅》的新词、新义、新字日益增多。《广雅》是仿照《尔雅》体裁编纂的一部训诂书，书取名为《广雅》，就是增广《尔雅》的意思。《广雅》在隋代避隋炀帝杨广讳，改称《博雅》。饼茶就是当时新出现的一种物品，而且已经在一定范围流传，所以才会收入这样一本古代的百科词典中。
《广雅》中收入“饼茶”这个物品，传递了这样一些信息：第一，唐代盛行的饼茶，早在三国时代就已经出现；第二，“荆巴间”而不是“巴荆间”说明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逐渐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第三，有了饼茶这种形式，茶叶更容易保存、流通和使用，促进了茶叶贸易，使茶文化可以在更广泛传播；第四，饼茶是用老叶加工，并且用较稠的米汤拌和而成饼状。第五，饮茶的时候先用火炙香茶饼到焦黄色，再碾碎成末，浸泡在水中，放入葱、姜、橘子煎煮，可见当时饮茶方法和现在的泡而饮之大不一样。
三国时，孙吴据有现在苏、皖、赣、鄂、湘、桂一部分和广东、福建、浙江全部陆地的东南半壁江山。晋朝陈寿的《三国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孙权的孙子、吴国第四位君主孙皓每次大宴群臣，座客至少得饮酒七升，虽然不完全喝进嘴里，也都要斟上并亮盏说干。有位叫韦曜的酒量不过二升，孙皓对他特别优待，担心他不胜酒力出洋相，便暗中赐给他茶来代替酒。这是现在已知的“以茶代酒”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见此时，南方栽种茶树的规模和范围有很大的发展。
茶的饮用，也流传到了北方高门豪族。比如，使洛阳纸贵的著名辞赋作家，《三都赋》的作者左思，流传至今有一首《娇女诗》，诗中有句：“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是金字旁，右边为历的一个字，镬的意思）。”这描写家庭生活的两句诗，是说他的两个爱女一心一意为了煮好茶，对着鼎镬努力吹火。出身名门的杜育，字方叔，襄城邓陵人，生年不详。幼便号称神童。长大后是个才华横溢的帅哥，当时人叫他杜圣。官一直做到国立大学校长（国子祭酒）。晋怀帝永嘉五年，即公元311年洛阳将陷，为敌兵所杀。他的《荈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茶为题材的作品，赋中所涉及到的范围已包括茶叶的自生长至饮用的全部过程。稍后将详细介绍这篇文章。
三国、西晋阶段，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长江中游茶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这一地区，是我国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西晋南渡之后，北方豪门过江侨居，建康（南京）成为我国南方的政治中心。三国两晋之后，茶业重心东移的趋势，更加明显了，可从南朝齐刘澄之《荆州风土记》得到佐证。其书记载道：“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当时武陵郡在以今天的常德市为郡治的沅水流域七个县）说明荆汉地区茶业的明显发展，巴蜀独冠全国的优势，似已不复存在。
南朝时期由于上层社会崇茶之风盛行，使得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向东南推进。这一时期，我国东南植茶，由浙西进而扩展到了现今温州、宁波沿海一线。不仅如此，如托名上古人物桐君所著，实际完成于南朝刘宋时期的古代药物学著作《桐君录》所载：“西阳（治位今湖北黄冈县东）、武昌、晋陵（今江苏常州）皆出好茗。”从《桐君录》所刊的三种名茶看，基本上就都属江淮的范围，最东一直到太湖西岸的宜兴一带。晋陵即常州，其茶出宜兴。表明东晋和南朝时，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业，也著名起来。
客来敬茶在两晋南北朝时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礼俗。南朝宋人何法盛《晋中兴书》记：“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安既至，所设唯荼、果而已。”陆纳以茶和水果待客。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语新说 纰漏》记：“任育长年少时，甚有令名。……坐席竟，下饮，便问人云：‘此为荼，为茗？’”客人入坐完毕，便开始上茶。同书还记：“晋司徒长史王濛好饮荼，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王濛有客人来，就请饮茶，这是他好客的表现。但是好客好到令人害怕，看作是一场水灾，倒也有趣。
又如陆羽《茶经》引弘君举的《食檄》中说：“寒温既毕，应下霜华之茗，三爵而终。”客来到来，见面寒暄之后，先要请饮三杯茶，成为当时的待客礼仪。客来敬茶不仅是世俗的礼仪，当时的和尚也是以茶待客。陆羽《茶经》又引《宋录》说：新安王刘子鸾，和弟弟豫章王刘子尚拜访高僧昙济道人（注意，当时称高僧为道人，与后世不同）于八公山，道人设荼招待。刘子尚品味了以后说：“这哪里是茶，简直是甘露呀。”这是和尚爱喝茶的最早记载，开了后世茶禅一味的先河。
北朝受来到北朝做官的文人、官员影响，也开始饮茶。如后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报德寺：“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桨，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时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这里肃指投降了北魏的原南齐秘书丞王肃，后文将会看到，这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
茶艺是饮茶艺术，是艺术性的饮茶，它包括选茶、备器、择水、取火、候汤、分茶的程式和技艺，早在西晋杜育的《荈赋》中就已有中华茶艺雏形的描述。
《荈赋》全文如下：“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成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
《荈赋》开头六句是写茶树的种植，茶树种植在丘陵地带，当时植茶的规模已经达到“弥谷被岗”的程度，又说到茶为什麽有益于身体，因为它“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接着就是对于茶艺的描写，包括选茶、备器、择水、候汤、分茶等步骤。首先是选茶，因为当时是“浑而烹之”，所以选茶选用秋天的老叶，就在初秋季节采茶：“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杜育把这篇赋叫《荈赋》而没有叫《茶赋》，就是因为茶叶老者叫做荈，这和现代要在清明前和谷雨前采摘茶芽大大不同。其次择水：“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择取岷江中的清水，水是茶的载体，历来茶人对于烹茶所用的水都十分讲究，这里可以看到茶艺初期就注意水的选择。再而写到茶具的选用：“器择陶简，出自东隅”，后世茶艺十分注重茶汤和盛汤的茶具相配，东隅在今浙江上虞一带，西晋时就在这里出现我国原始的瓷器，可见茶艺初期就知道瓷器是最合适的茶具。“器择陶简，出自东隅”，也有写作“器择陶拣，出自东瓯”，当时瓷器还很少见，被认为是从陶器里挑选出来的佳品，东瓯指越州，所以两者意思差不多。候汤煎茶：“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煎好的茶汤，汤华浮泛，象白雪般明亮，如春花般灿烂。分茶：“酌之以匏，取式公刘。” “酌之以匏”出自《诗经 大雅 公刘》，匏就是葫芦，意思是公刘用葫芦做成了瓢。这句话说用公刘发明的匏瓢酌分茶汤。《荈赋》的这些关于初期茶艺的描述，足以使它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令人刮目相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