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今天发生的事情，都经常有不同的看法，想要了解历史文化、还原历史，难度不知道要大出多少。了解历史文化，主要依靠文字，实物可以作印证。仅有实物、完全没有文字记载，有时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一九七六年考古学的重大发现，陕西省神木县石峁遗址，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晚期的，规模宏大，但是由于缺乏可靠的文字记载，到现在也不能提供一套令人信服的说法，取得的新知识有限。眼见为实，不等于眼见为识。人的活动，如果没有文字记录，有时就像没有发生一样。这种情形下，文字的力量，却是通过文字记录的缺失来显现的。
仅有文字、没有实物，有时也有问题。《诗·邶风·静女》中有一句“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是什么，历来说法不一。“社稷”中的稷，应当是上古时期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但究竟是何种谷物，也争论了好些年。古代的谷物不能保留到现在，而植物分类学到近代才产生，所以众说纷纭。
文字的形态有很多种。四千多年以前的陶符，今天无人能识，所以不能确认为文字。清末开始发现的甲骨文，年代从商朝晚期延续到春秋时期，是迄今确认最早的汉文字形态之一。龟甲、兽骨作为文字载体，是极耐久的，三千多年不会变质。据说清末有人以刻有文字的商代龟甲充当中药材龙骨，但是真正的龙骨是古生物化石，商代龟甲还不够久、还没有石化。上古时期“社”和“稷”最重要，社是土神。甲骨文都是卜辞，占卜的记录，跟社有点联系。迄今发现的甲骨文，有五千多个字，认识的大约三分之一。
迄今发现的金文，最早的到了商朝中期，比已经发现最早的甲骨文还要早。金文铸在金属上，主要是以青铜铸造的钟和鼎，“钟鸣鼎食”的钟和鼎，用以纪事。盛行于商周时期。金文比甲骨文正式，也好认一些，发现了三千多字，能认的一千八百多。到西周晚期，金文的字体变成了大篆。最早的石刻文字，其年代还没有定论。唐代开始有石鼓文拓片，已经失传了。现存最早的是宋拓，大篆字体。
现存最古老的汉字书籍，是一九九三年从湖北省沙洋县郭店战国时期楚墓中发掘出来的，有数部简书，包括《老子》和若干佚文。字体是稍许隶化的大篆，笔画灵活、有韧性，好看但不好认；已经发表的释文并不完善、岐见尚多。作为文字载体，竹简经腐耐虫，还可以成书。发掘的时候，这批竹简尚泡在泥水当中。清除掉泥渣之后，墨字还是清晰的，很了不起。
木牍的尺寸适合一般公文和书信，但木材招虫易腐，保存下来不容易。一九七五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发掘出的黑夫和惊两片木牍，是已经发现最早的家书。
春秋时期《墨子》中不止一处提到“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集中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书写方式。春秋及更早时期的竹帛文字哪里去了？或毁灭于当时或后世；或长眠于地下；或散落于民间，包括海外，以为奇货可居。棉花并不是中国的本土植物，宋以后才广泛种植。此前的布料，一是麻，产量高但粗糙，普通人穿；一是丝，柔软但是产量低，富贵者才穿得起。麻不适合于书写。丝帛平滑、柔软、轻便，宜于书写、携带，被认为是上好的书写材料。但丝无论是做衣物，还是作书写材料，都太娇贵，不容易保存。一九七三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是考古学上有关帛书的重要发现。发掘出帛书之后，得赶紧将它们放进充满氮气的塑料袋中，不然就全毁了。整理研究只能根据拍摄的图片。
现存古籍中“纸”这个字最早出现在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简书《日书·甲种》文中，意味着可能造纸至少从秦朝就开始了。要想证实，得找到实物，因为文字除了写实，还可以表示想象。有其字，不等于有其物。汉语中有“龙”字，不等于真的有龙。我们没见过龙的活体或者化石，没有实证；没有翅膀而可以飞翔，违反科学。可以肯定纸张作为书写材料，当时尚不普及，否则这些文字就不会书写在竹简上了。
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开始取代竹简，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最早的纸多是麻纸。麻实在是古代重要的经济作物，可以织布成衣，可以结绳织网，还可以造纸，涵盖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甘肃陇南西河麻纸用构树皮作原料，还是叫麻纸。北宋《新唐书》提及宣州贡纸，宣纸从唐朝开始闻名。当时宣纸不一定含青檀皮，后来青檀皮却成为制造宣纸的关键原料。近些年青檀皮涨价，宣纸价格昂贵。东晋王羲之没用上宣纸，却成了书圣。
纸寿千年，只要条件适宜。本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市玉门关废墟中，发现了一块西汉年间的麻纸碎片，上面清晰可辨的汉隶文字有二十来个。这是目前已经发现最早的墨书纸之一。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是现存最早的纸质名家亲笔墨迹，一千七百多年以前的。字体为章草向今草过度，残存八十六字，基本可认，但释文争议仍多。王羲之的年代比陆机稍晚。唐太宗酷爱王羲之书法，当时存有真迹三千多卷。到宋太宗的时候，只剩一百六十余件。至如今王羲之的亲笔墨迹一个字也找不到了，剩下的只有摹本和碑文。
纸张普及之后，书法得到大的发展。东汉张芝创造了今草，其后的王羲之、唐朝的怀素是今草的代表人物。曹魏时期的钟繇是楷书的开创者之一。早期楷书仍残存隶意，一直到王羲之，甚至初唐褚遂良。直到唐朝中叶的颜真卿、更晚的柳公权，才脱尽隶意；一笔不苟，铁画银钩，字形严整，离印刷体不远了。
各体书法，真正辨识可靠的是楷书，其次是隶书和小篆。其余各体在辨识方面存在着程度不一的困难，是古籍整理过程中的一个基本障碍。辨识的困难，对于小篆之前的字体，主要因为年代久远，后来汉字构造有了大的变化；行书和草书美观，但写者随意，变化太多，经常不好辨认。《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是比较规矩的行书，辨识度较高，但也有少数字不好认，因为王羲之行书的木旁和提手旁不好分辨，只得参照褚遂良的楷书雁塔碑。
跟雁塔碑比，怀仁动手集字在前，而成碑在后。唐高宗召褚遂良书写《圣教序》和《圣教序记》。褚遂良的字好。但字再好的人，要跟王羲之比较，也会有心理压力，所以褚遂良书写的雁塔碑，笔画改动的痕迹很多。褚碑建在西安大雁塔底层，游客可以自由观赏。但上千年来，首先注意到修改痕迹的，却是日本人。所以古代的事物，我们就是亲眼见到了，也不一定能明白究竟。
《圣教序》是皇帝的文章，经他人润色定稿后，怀仁和褚遂良一个字也不能改，所以两个文本是一致的。因为类似的原因，集字碑文中附上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到现在一千三百多年了，一个字也没有变。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并不总是这样。在活字印刷之前，书籍多是“活字”；抄书人有意无意，变动原文。郭店简书《老子》，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两个文本，和其它传世文本，都各不相同。老子本人的亲笔手稿早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