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像个高压锅，只要不冒气，就不知道压力多大；即使冒气了，也不知道里面已经乱炖成什么样子。最近大陆政论界的多篇雄文，让习李体制的未来走向，令人充满了猜测和悬疑。这系列文章包括刘小枫的《今天宪政最大的事难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志比较研究》、《解放军报》的《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刘亚洲的《坚守神圣的“党性”》。目前，被讽刺最多的是第三篇，“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认为是抄袭伟大的朝鲜主体思想的风格，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其实，这是一种穿越的早期中国共产主义文风，李大钊时代的特色而已，说不定作者还是一位党史专家。
四篇之外，还有近期海外配合的文章，两股气候都在催生未来的政治生态。不过，笔者最看好一篇《光明日报》上评论，苏长和先生的《要将西式民主从普世知识降为地方知识》。相对来说，这是一篇学术功底更加扎实，也是很诚实的分析。所谓诚实，是指它对西方民主的分析，基本上都在西方政治教科书里面。这诚实在国内被批为五毛之作，只能说明国内很多政治评论者连基本教科书都没有读过。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内政论界，一边是喊不醒的装睡，另一边却是扶不起的阿斗。
四篇之中，笔者认同刘小枫先生提出的问题：如何评价毛泽东？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来说，是一场宿命和劫数。如何评论毛泽东，是中国政治，甚至历史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在这点上，刘小枫先生显示了自己当年撰写《沉重的肉身》和《我们这一代人的怕与爱》的灵光和洞察力，也发展出了他当年并非右派的立场。
假如以毛泽东为切入点，中共在1981年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以认为是中共这种雄文话语的经典之作。这部经典作品，奠定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治对话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特征就是“我定调，你论证”，类似于八股取士。
然而，随着历史资料披露和政治思考深入，关于历史的官方论断，无一不遭到挑战。时至今日，寻找自信，成为定调的技术关键，这也是解释最近大量这些言论出现的社会心理。所以，衣俊卿博士虽然声誉受损，但是依然备受重视，因为是他在定调问题上，提供了一个关键思路：自信。
但是，问题更关键并不是自信地辩论，而是辩论方式是什么。在上述文章中，除了刘小枫先生的谈话，其他都是一种自我论证式辩论。这种对话方式，在二十四年前已经有过惨痛的教训。二十四年前的那场对抗，可以视为一种最为激烈的辩论，双方都付出了惨痛代价。这场对话之中，强势一方，依然采取了“我定调，你论证”的八股取士思维，试图让不同声音变成自己的和声。这个思维也是今天中国官方政治论述中死守底线，特别是“自信”成了辩论姿态之后，成为不能被突破的第一次。
二十四年后的今天，那场政治辩论，其实更应该被更加详细地回忆，这些对细节的回忆，能够带来一种新的对话方式。比如，它最初动机是什么，反腐，还是民主？它背后的政治较量是什么？它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然而，所有这些关键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政治语境中，变成了禁忌。这导致了中国政治，失去了面对了鲜活命题的机会，始终在回头寻找自己旧有的政治资源，依附于已有的政治腔调之上，不断地循环阐释。这种缺乏想象力的政治现状，才会导致今天这样政治困境：作为现象，政治信号极其复杂；作为政策，政治决策超乎想象；作为结果，政治景观异常平庸。
中国政治，还有一种很神圣的初次情结。执政的不愿意失去第一次，反对的很在乎自己的纯洁。他们各自定调，自我论证，却始终不愿意进入到对方的领域半步。这不是一种成熟的现代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