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鸦片过量死持续攀升。卑斯省2017年头9个月死亡1100，超过去年全年死亡人数。2016年安大略省有865例类鸦片过量死亡，比以往增加了19%。 去年加拿大全国有2,800类鸦片过量死亡，成为了加拿大的瘟疫。在2007年，加拿大每10万人中有10例类鸦片过量中毒事件，今年这个数字估计高达16。类鸦片危机是双重滥用的结果：药物滥用和毒品滥用。
类鸦片药物是镇痛药之一，它作用与人体的神经系统，作弄人的感觉。它不治病，不预防病，而是压制痛感，使得病态下的人得以常态生活。使用类鸦片不叫吃药，而叫疗法。如果病不是很快就消除的话，一旦你用上了类鸦片，就必须持续使用，直至你上瘾。因为类鸦片不治病，病没有消除之前，你一旦停用，疼痛立刻恢复。类鸦片只是把病态隐藏起来，同时制造上瘾和过量死的难题。如果病痛不是临时性的，或者不是确诊的不治之症，开类鸦片处方就涉嫌滥用。
普度医药公司于1955年研发出控释盐酸羟考酮，一种特效类鸦片镇痛药。这一药物的上市，使得公司业主萨克拉家族今天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其身价超过130亿，比洛克菲勒家族还要富有。医疗界1996年开始推出类鸦片镇痛药处方，就像开了一个泄洪闸门，类鸦片镇痛处方迅速攀升。加拿大开的类鸦片处方，从1998年到2007年翻了番。过去5年中，加拿大类鸦片处方增加了6%。加拿大2016年开了1900万类鸦片镇痛处方。
加拿大人每天服用46万6千服镇痛药，仅次于美国排在全球榜首。疼痛是人体生理自保护机制，疼痛告诉我们身体有病了。疼痛阻止了我们的正常活动，告诉我们需要治疗和休息。镇痛药的滥用阻断了人体自保护机制。一些小病本来休息休息即可恢复的，由于镇痛药的滥用，人体得不到休息和恢复，小病拖延成大病。大病需要耗费跟多的医疗设施和医药，耗费了加拿大人和加拿大医疗体系的钱财。庞大的镇痛药市场标志着加拿大医疗系统的巨大问题。小病熬成大病。由于小病只开镇痛药，熬成大病再治疗，我们看病需要等更长的时间，医生总是供不应求。我们的健康保健系统变成了疾病系统。不断扩大的医药市场和医疗设施为了应付更多的重病病人，这些麻木的依赖镇痛药的重病。如果我们严格控制镇痛药的使用，给小病病人跟多的休息疗养时间，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重病病人。
如果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是行之有效的话，加拿大人的健康状态就会越来越好，镇痛药市场就会越来越小，生病的人就会越来越少，排队看病等医生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如果我们的卫生专业人士真是有本领，就应该诊断出最早的疾病苗头，在病情微弱的时候就及早治疗，而不是小的疾病苗头诊断不出来，只给病人镇痛药等疾病重来才能确诊。一个良好的治疗保健系统能够有效预防疾病，把疾病治愈在最初的萌芽状态。滥用镇痛药就是忽略疾病的初期，让疾病发展到有利可图的地步。利益集团绑架了公共医疗系统，把公共医疗系统作为他们的盈利工具。更多的重病病人就意味着医疗医药集团有更大的盈利市场。
除了药物滥用以外，还有毒品滥用。非医疗目的的使用类鸦片，娱乐性使用类鸦片，是一种不健康的享乐主义。这些享乐主义无需付出，无需努力，吸点毒品及时产生快感。人体是一个有机系统，体内荷尔蒙有自我平衡的机制。毒品的摄入破坏了这个平衡，身体通过自身平衡机制补偿毒品摄入导致的不平衡，由此产生两个后果。吸毒产生快感，停止服用就产生抑郁，为了消除抑郁又要吸毒，由此产生毒瘾。另外，由于身体自身的补偿，毒品摄入的快感越来越少，必须不断增加摄入量才能保持同水平的快感，因此导致摄入量的不断增加，直至过量死亡。
我们家长们必须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远离这种物质享乐主义。高品质、高雅的生活，在于丰富的文化生活，而不是依赖毒品对神经的刺激。琴棋书画、舞蹈唱歌、体育竞技、读书看报，都是高尚的生活境界。类鸦片和大麻等毒品诱发的幻觉快感，损害身心，走向堕落。没有一个社会会倡导这种物质依赖的快感获得。加拿大类鸦片和大麻泛滥是加拿大严重的社会问题。
加拿大联邦和省政府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个人问题和心理问题，提供了很多社会服务和补助。加拿大政府还组织很多青年活动以促进青年身心健康。这些政府服务和学校教育一起，没能阻止大麻泛滥和娱乐类鸦片泛滥，这是我们学校和政府的失败。现在我们政府搞大麻合法化，注射站，大麻销售点，过量急救中心等等，这是舍本逐末，是向依赖毒品刺激神经的不良风气让步。政府今天推出的一系列措施，不是消除类鸦片和大麻的泛滥，只是在放任大麻和类鸦片泛滥的风气尽量下降低使用类鸦片和大麻而死亡的风险。这是政府决策错误，是政府工作失职。
类鸦片危机来源于两个滥用：镇痛药滥用和毒品滥用。如果我们不着手解决这个两个滥用，我们的社会就将持续生活在毒品泛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