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纳粹胜利（三）
大德意志与轴心
一些相当小的国家，在政治上萎弱无能，在经济上连成一气，生息于大德意志的统治或控制之下，这便是万一纳粹胜利时战后欧洲的图画。不过，纳粹知道“欧洲新秩序”的政治安全与经济进步将视非欧洲世界的形势如何而定。为维持他们对欧洲的统治计，纳粹曾表示：愿意与其他列强妥协，而成立一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暂行办法”。当他们提议成立这种妥协办法时，纳粹宣称将世界改组为若干个政治上受支配，经济上大体自足的大区域，这并非德国计划的产物，而是旧式国际分工崩溃的必然结果。
据纳粹说，成立大区域性集团之趋势开始与百年以前，而且始作俑者不是德国。1823年美国宣布的门罗主义实为“生存空间”政策的“典型”楷模，而现实的泛美洲大团结只是这个“生存空间”政策的现代版本。大不列颠于1932年渥太华会议时组成了一个帝国特惠区域，不过它的交通保证不是英帝国各部分间地理的邻接，而是英帝国对海洋的统制。日本正在倾全力企图在东亚成立一个“大区域经济”以遂其自利的野心，就其海陆军能力所及的范围尽量扩展。纳粹甚至说苏联自成立以来亦一直推行“生存空间政策”。纳粹认为这些区域集团（除苏联外）应该可以互相承认彼此的权利，而和平相处。自1931年以来，轴心国这股新兴的“生存空间力量”一再设法说服西方列强放弃其霸权野心，容许“生存空间”的重新分配。不料西方列强坚持他们支配世界的权利，以至引起这次大战。所以纳粹这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百年来为争“生存空间”而反对“称霸性帝国主义”的斗争之延续。照纳粹的说法，德国同意战后的世界由几个大“生存空间”集团组织而成，而各集团互相尊重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几个大区域集团构成的这个世界体系全靠纳粹替少数国家派定的地位而定。这几个集团大概将分别以德国、意大利、日本、美国及英国为中心。
即令这种纳粹的式的世界划分是可取的、可能的，这个建议亦不免与纳粹的一切“和平方案”一样具有相同的许多缺点（限制）。在此出我们不妨再指出：纳粹的思想和政治经济计划与斯图卡轰炸机同为他们手中的武器，而且同样可以操纵自如。他们编出那些计划去为一个“更高真理”服务，这个真理便是“德意志民族利益”。如果他们愿意与美国讲和，纳粹可以称赞“西半球的防卫”，到明天他们可以同样毫不费事地翻脸声斥“西半球防卫”为贪欲无厌的帝国主义。纳粹主张各区域集团和平共存于互相合作的建议，也不过是一种宣传德国“温和合理”的策略而已。既然纳粹帝国主义毫不讳言其最终目的是使德国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中的最高权力，那么这种“各区域集团和平合作”的建议又安能保障各国不受纳粹帝国主义之侵略呢？所以柏林企图将战后世界变为一种各个力量不等、势力不均的“生存空间”集团的联立体系，与纳粹的世界观实无冲突之处。德国之所以成立德意日轴心同盟、签订1939年8月的德苏协定，并极力将各小国拉入它的政治经济圈子，其目的不外乎努力实行其世界政策。这个政策的另一面是设法削弱并破坏那些不在德国世界体系内、而被纳粹视为竞争者或敌人的国家。纳粹这些政策如果成功，将使大德意志与轴心体系成为世界的重心。如欲窥见战后纳粹世界的轮廓，必须检讨“欧洲新秩序”与另外两个轴心伙伴的帝国主义计划之关系如何。
一、意大利与法西斯帝国主义
意大利方面讨论“新秩序”的言论，总是认为意大利在战后世界将是与德国处于平等地位的，并必将获得巨大的胜利分赃。所以意大利的要求与野心对于纳粹战后世界的组成颇有重要关系。意大利外交目的如德国一样，可以追溯至少到19世纪。自意大利完成国家统一以来，它的外交目的始终如一：1、被称为列强之一；2、统治地中海及亚得里亚海；3、在非洲与近东建立一个大殖民帝国。墨索里尼将这些目标变为更确切更狂妄的政策，在意大利人民面前，在世界面前，以戏剧化方式将恢复古罗马威力的思想演成为一个大法西斯帝国的追求。法西斯意大利在非洲与近东追求的“生存空间”（Spasio Vitale）具有相当的伸缩性，不过就其局部的轮廓而说，已经大得可观。法西斯党徒要求“收回”法国南部的里维埃拉和萨伏伊。他们要求一个非洲帝国，西起于摩洛哥与大西洋，东止于埃及和红海沿岸的肯尼亚。他们要求近东的广大地区，从达尔马提亚经爱琴群岛和希腊而至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更东的若干地方。如将上述非洲与近东各地区囊括于意大利版图内而成立一个帝国，即无亦恢复古罗马帝国的最重要最基本部分了。
意大利法西斯帝国主义的悲剧（也可说是趣剧）是它自己承认意大利没有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意大利缺乏煤、铁、锰、锡、铜、木材、橡胶、棉花、石油及许多种别的必要原料。1937年意大利国内产油14260吨，进口石油225万吨。意大利控制着的唯一重要油田在阿尔巴尼亚，其产量可能扩充到每年30万吨。离意大利最近的石油来源地是罗马尼亚和伊拉克。1935年到1936年间国联对意大利的制裁虽不完密，已足使意大利人民觉悟到意国在工业和军事方面依赖国外供给的程度是何等的深远。这个教训使法西斯党徒更深深感觉意大利是一个“无” 的国家，必须设法在国外征服物资富饶的地方，以补救国内的贫乏。国联制裁的经验亦加强了法西斯努力发展运用国内资源的决心。1936年3月23日，墨索里尼宣布“意大利历史上一个新阶段”即将开始，该阶段中支配一切的最高观念是在短时期内使意大利经济完成最大可能的自主。为达到这目标计，政府设立了一个“自足经济最高委员会”，采取办法以减低农业进口，增加棉花，小麦和羊皮的代用品，扩大土地垦殖，规定最低限度物价并补贴生产者以提高生产。为防止投机操纵并管制主要农产品的分配计，政府设立一些强迫总库，规定生产者必须将他们的产品交付各总库，并限定除这些总库外，任何人不得向产品所有者收购产品。
意大利为经济自足运动所代价颇不小，法西斯政府为它增加了巨大的财政支出，意大利人民因它付出更大价格购买面粉与其他生活必需品。意大利诚然变为欧洲位小麦产量第三的国家（苏联第一，法国第二），但仍须由外国进口小麦。意大利的米与玉米生产诚然增加了，但它的肉类、油类等仍不能自足。意大利仍然必须进口煤、棉花、苎麻、橡胶、生铁及其他工业必需原料。法西斯蒂已经看到实现自足经济的种种困难，于是也步纳粹的后尘，对人民宣称意大利的自足只是指扩大发展本国的物资生产，而并非排斥对外通商。
意大利的扩展依赖对外贸易的程度颇深，其对外贸易的特点为出口大量的农产品，如柠檬、橘子、桃、柚子、米、西红柿、杏仁、酒、生丝，及大量的工业品如棉纱品、人造丝、化学品、汽车等。而这种工业品的原料大部分靠国外进口。意大利对外贸易总值还不及德国或法国的多，并且进口继续超过出口。这种入超全靠航运收入、招待外国游客的收益及国外意侨汇款才得以抵补。自1936年以来，意大利出口品有四分之一是销售于它的殖民地，但它从各殖民地获得的食粮与原料数量甚小。意大利对德美英与瑞士的贸易最密切。自1936年以来，无论在供给意大利原料方面，或是购买意大利商品方面，德国一跃而为意大利最大贸易国。大战爆发后，意大利依赖德国的程度大为增加，它必须由德国进口煤、金属与五金成品。德国吞并奥地利后成为意大利的主要木材来源，德国让意大利分享罗马尼亚及其欧洲各地的石油资源，意大利需要的化学物品如化肥等大部分由德国化学工业供给。德国由意大利进口的物资如水银与硫磺虽亦重要，但不及意大利对于德国之仰赖严重。
因此，即令意大利能建立一个法西斯地中海帝国，那也不能在根本上改变意大利的经济地理。这个经济集团会有丰富的食粮，但仍缺乏燃料与五金。所以即使轴心战胜，意大利仍将依赖对外贸易。它可以藉艰辛的工作与低廉的工资而扩大出口，但这只会增加意大利对德国的经济依赖法西斯党徒自命为全部北非，苏伊士运河和直布罗陀的未来主人。他们计划将生活于意大利领土外的数百万意大利人恢复公民权，并由国内向北非移民。法西斯意大利还准备分裂“患病的”法兰西帝国，而建立他们自己的“强健的”帝国统治。但是因为意大利在经济上依赖德国，它那些帝国主义的雄图便必须唯纳粹之命是听。所以关于“欧洲新秩序”的决定与形成，意大利只能是德国的一个喽罗伙伴。纳粹将对法国与西班牙的“合作”列入他们的方案中，这且不说，德国又岂能容许意大利建立一个庞大的法西斯帝国在他卧榻之旁？所以即使轴心胜利，意大利必然仍作轴心体系中的一个不满的份子。在这个限度内，它必然变成纳粹和平的一个潜伏搅乱者。
二、西班牙与大西班牙主义
在轴心体系的欧洲等级体中，西班牙所占的战略地位仅次于意大利，然而西班牙在轴心中扮演独立角色的希望比意大利更少。西班牙的要求与野心，只有当它们能够供纳粹做工具时才会有效。
“大西班牙主义”的近于空泛模糊的观念可以概括西班牙现在的帝国主义野心。若干大西班牙主义者认为，西班牙的地理为止与文化传统决定了它要在西地中海、非洲及拉丁美洲扮演帝国的角色，这些大西班牙主义者追念查理五世的帝国光荣不能忘怀，于是视德国为西班牙的“天然”盟邦。另一派大西班牙主义幻想西班牙将领导欧洲与南北美洲的诸国，组织一个强大的天主教兼拉丁民族集团，以对抗新教派的欧洲和美国，使后者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退居次要地位。照大西班牙主义的意见，西班牙必须依照长枪党（Falange）纲领改组国家的社会经济体系，以实现其帝国主义方案。长枪党纲领，或曰法朗琪主义，是西班牙型的法西斯主义，自巴枯宁与第一国际时代以来，它在西班牙的劳工运动与革命运动中已经有相当的根源。亦如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法朗琪主义主张将工人与雇主联合而组成层层衔接的从属关系，以节制工业关系。法朗琪主义的另两项目的是尽量用自足经济的办法发展西班牙的经济，以及利用对外贸易维持帝国的经济关系。
经过1936年至1939年的内战，西班牙一直是民穷财尽，国势削弱，内部分歧。大批的土地已成荒废，全国牲畜至少有三分之一已经毁灭，无数的工人被杀死、监禁、或放逐出国。西班牙食粮不足，原料缺乏，物价高涨，饥饿与痛苦随处皆是。下半夜经济改造的工作因政治与社会分化而更形困难。佛朗哥西班牙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政治派别，其中有卡洛斯派保皇党和波旁派保皇党，主张西班牙完全脱离西欧影响的“传统主义者”，支持传统主义派的为军队、地主与天主教会。法朗琪主义者自己又分为两派，一派倾向意大利法西斯，一派亲近德国纳粹。传统主义的基础在北方的纳瓦雷省，法朗琪主义势力以务农的卡斯蒂里亚省为大本营，而两省均极闭塞，与外界交通极少。另一方面，加泰罗尼亚人与巴斯克人都是从事工业和航海者，他们使西班牙国家与欧洲及世界各地发生联系。所以除了社会经济的分歧以外，西班牙还有各省与各民族要求在国内自主的斗争。西班牙的帝国主义美梦与这些内部分歧互相抵触，而且这种帝国野心也无相应的经济力量做基础。
在农业与矿业上西班牙诚然有生产潜力，但它的出口品主要为蔬菜、水果、坚果、软木，若干矿物如铜、水银、钨砂。1936年前西班牙工业化的进程甚速。但它的纺织工业及其他工业部门主要以本国市场为对象。在矿业及公用事业方面，法、英、比利时资本占支配地位。西班牙缺乏重工业，其经济与意大利的经济是相互敌对的，但与德国经济可以补充，1939年以来纳粹始终着重宣传此点。
纳粹的战后欧洲经济方案将西班牙划入补助性后方之内，在那里工业只占次要地位，仅供当地的需要。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没有德国的支持，建立所谓大西班牙帝国无异于白日做梦。不过纳粹也利用这倾向，鼓励大西班牙主义以抵制意大利帝国主义，并藉以掩饰纳粹势力对拉丁美洲的渗透。现在的需要和将来的无把握使西班牙既需要依靠德意，又需仰赖英美。西班牙曾向英国、阿根廷和美国接洽借款，又将矿产品售给德国，这个羸弱而颓败的国家为发展所迫而玩两面逢迎的把戏。不过，二战中的西班牙正在期待纳粹的胜利以便实现它的全部野心，那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因为有上述种种理由，如果纳粹胜利，西班牙在德国霸权之下奉命唯谨的从属地位必定比意大利尤劣。亦如意大利的情形一般，这里面藏伏着战后轴心体系内部矛盾的种子。
三 日本与“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既为轴心的一员，它的亚洲扩张计划自然得到德国的公开或暗示支持，但德国在欧洲的成功不一定既是日本在亚洲的成功。德国如果胜利，它不一定会支持日本的一切要求，但我们可以假定，就胜利的纳粹德国需要盟友而言，德国会倾向于鼓励日本的扩张。在这个限度内，“欧洲新秩序”会加强日本建立亚洲“新秩序”的运动。
日本的扩张方案完全包括在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的企图之中。“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名词似乎是一件标有“德国制造”字样的商品，像是日本人从德国借来的一套观念，其实并不尽然。在明治维新后的30年之内，日本已开始它的帝国主义扩张生涯。1895-1896年的中日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展的第一步，结果它获得了台湾并控制了朝鲜，终于1910年加以吞并。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的东三省获得了立足点，逐渐发展南满铁路，并控制铁路沿线地方。日本利用一战的机会参加同盟国作战，攻占了德国在中国取得的租借地青岛。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恶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如果中国接受这些条件，必定变为日本的附庸或属国。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及美英法的外交压力，日本不得不撤回其一部分条件，但它在中国仍保有若干特权，不过这些特权经1922年华盛顿会议削减。
此后六、七年的所谓“大正德谟克拉西（民主）”时期，日本在国内推行了比较和平而民主的政策，议会制度渐见加强，政治和公民权利亦有扩充，并且有若干社会改良与劳工改良见诸实行，日本的知识阶层渐受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欧美的观念在这些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在这六七年间，日本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有相当份额，变为世界重要工业国家的一员。其出口贸易、尤其是纺织品的销行，在世界各处日益发展。日本这时是国际联盟的一个积极会员国，在国际劳工局的会议中尤其活跃。
然而在这些年中，日本的许多领导人仍继续要求拓张日本领土。他们的主要论点不外“日本需要更大的土地以容纳其逐渐增加的人口”、“需要原料和市场以支持其日益发展的工业”。日本的批评者却指出反驳的事实：1、日本到台湾朝鲜及中国东三省的移民人数非常少，可见日本所称“需要新的领域以销纳过剩人口”的理由不能成立。2、因为原料的生产者愿意将他们的过剩原料售给任何雇主，因此日本国家据有原料与否并不是实现工业化的攸关问题。3、日本人口增加的主要理由为工业化，而工业化又提高生活标准。
不过日本方面依然继续宣称以下论调：日本人口为7000万，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73人，其密度比任何其他大国都高。日本的铁矿微不足道，而其纺织工业须从外国进口棉花和羊毛。日本人以欣羡的态度指出英美法苏占有广大的人烟稀少地区，而四国共有世界80%以上的棉花、76%的石油、74%的煤、70%的铁。日本表示希望它的困难能以和平方式经过国联机构获得满意解决，但是自1929年以后，日本方面这种和平态度逐渐消失。1930-1933年间，世界经济大萧条造成的社会动荡给日本的陆海军集团和垄断工商业的各种反民主力量造就了他们期待已久的机会。他们打倒了国内的自由主义派及和平主义者，而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对中国东三省的大侵略。日本军阀与财阀又利用1931-1933年间西方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彷徨情形建立所谓“满洲国”，并扩张到内蒙与华北。1933年，当国际联盟谴责这些行动破坏国联盟约时，日本竟退出国联。
“九・一八事变”为日本帝国主义新扩展的第一步，随后又逐步扩大其活动于华北，建立各种傀儡组织，以便夺取中国的北方各省。日本军阀-财阀集团对中国东北及华北的经济开发投资达数十亿日元。随着日本军队逐步侵入中国领土，不独日本军部和大资本家集团，连日本人民亦幻想“可以在日本支配下、为日本利益、建立一个庞大的经济帝国”。日本的国家经济愈趋于扩充军备和对外的军事侵略，边愈趋于依赖扩充军力和对外的军事侵略。日本人民虽然为赋税的激增与生活费用高涨所苦，但也接受军阀和资本家的帝国主义方案，作为解决日本许多国家问题之出路。
1937年，日本采取了第二步更大的帝国主义行动，靠它与德意缔结的反共协定之支持，于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并向中国国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中国政府拒绝了它的最后通牒，日本于是对中国进行“不宣而战的战争”，一直到今天（1942年）还未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运动已不仅是为它渐增的人口求出路，为它的工业寻求原料与市场的问题，也不只是那恶劣著名的1927年《田中密奏》所谓“自卫”的问题。（注：田中义一为日本首相。1927年夏，日本政府曾召集一个“远东会议”，田中出席参加讨论。该会的纪录未公布，《田中密奏》据说即是此次会议讨论结果之述要。这些结论主张日本用“铁血政策征服中国的满洲与蒙古，以为征服世界之初步）。日本现在的要求是根据一种狂妄观念，即认为日本命定要在亚洲乃至在世界负起一种“历史使命”，日本必定要做亚洲人反白种人的领袖与保护者。1933年日本荒木贞夫大将（General Sudao Ahaki）的一段声明可作为例证：“东亚各国现在成为白种人压迫的对象。已经觉悟的日本帝国不能再容许白种人继续压迫亚洲各国。日本民族必须具有那种精神与威力，使整个欧美世界深知亚洲的真精神，亚洲的文明，亚洲的仁道。日本民族必须进一步对他们（欧美）表现日本的使命。让欧美人民认识，让世界认识日本在这里――认识日本正在负起全部亚洲的责任。”
在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所谓“亚洲人的亚洲”之大亚细亚神话与“拯救人类”的“世界使命”之神秘观念合而为一。近雄藤泽（Chikao Fujisawa）教授所著《日本人与东方哲学》书中的话可以代表这种思想：“日本天皇……即为圣主，会认为他的神圣责任不仅在爱惠保护日本人民，并爱惠保护呻吟于苛政与困苦下的外国人民。我们必须记得天皇本人以一身负起安定天下之责，天下即全世界的古称。所以，他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影响力，必须严格替天行道……”。
除此种狂妄情形外，日本还流行一些种族主义理论，其来源似为纳粹思想。日本军官土肥原贤二于1938年说道：“日本曾忙于满洲事件；现在正忙于中国事件。在东方一切国家中，只有日本能够负责执行那个使命，因为最善吸收现代文化的是日本。现在从事保存东方文明的精华（即印度的佛教文化中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作为国民生活之基本要素的又是日本而非印度或中国”。
上述各种帝国主义观念于1938年到1939年间，被糅合成为“亚洲新秩序”的口号，其意义是以日本，伪满和中国的经济“合作”为基础，建立日本的霸权。但德国1940年在欧洲的成功给日本帝国主义者树立了榜样，于是东京又创出“大东亚共荣圈”的新口号。所谓“大东亚”之“大”究竟含义如何，日本人拒绝下一确切定义，用意虽然在使其有伸缩性，以便因时制宜，尽量包括广大土地在内。日本的代言人曾声明“大东亚”包括若干南洋地方，亚洲大陆的一部分，甚至大洋洲亦包括在内。“大东亚共荣圈”又暗示日本将控制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太平洋各岛，甚至澳洲与纽西兰。其它各地如东西伯利亚，越南、泰国、马来半岛、缅甸甚至印度与西藏亦可包入。
这种席卷东亚的野心恰恰适合日本各形各色的帝国主义利益，因为日本陆军主张大陆拓展，而日本海军提倡在海洋上南进。倘若环境顺利，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者，还可以兼有世界性的内容。在政治方面，日本野心家认为这个庞大的帝国可以将日本、华北与伪满作为“凝结不散的核心”，以东京为其中心，在其四周围绕着一群卫星国家、附属国、保护国和殖民地。将来这个大帝国各部分的政治形态将依照日本现时用以完成其征服与支配的各种方法与方式。将来会出现一些类似内蒙古德王的傀儡“自治”政府，在这些傀儡人物的左右布满日本的军事、财政、政治等“顾问”。将来会有一些属国被日本用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协定束缚手足，其安全受日本的“保护”，其外交政策受日本的指挥，如泰国和越南。如果日本胜利，太平洋各岛大概全将变成它的殖民属地，略如台湾与朝鲜。
日本这种体系将为现代殖民地制度与古代封建关系的混合物。日本企图作各附庸国的主人，各属国将贡献物品与服务，而日本以它的海陆军“保护”它们。为实现它这种野心使命计，日本的海陆军必将大加扩充。这个“大东亚”当然不仅是一个政治的联合帝国，并且是一个“共荣圈”，换言之，是一个经济配成整体的区域，其物源的开发与使用是受日本人的支配，并为日本人谋利益。
日本为“大东亚共荣圈”拟定的经济方案，其实施程度远不如纳粹德国的“欧洲新秩序”，不过日本的计划足以预示它将来的行动，况且日寇的成就虽比纳粹还差。亦如纳粹在欧洲一样，日本帝国主义者最大目的在求东亚的经济发展“化整为零”，配合成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满足日本的经济体系。因为日本缺乏充足的粮食，原料亦不足供它正在扩充的工业，所以日本规定的第一项工作是发展东亚的矿产与农业资源，并设法使农产品与矿产品销售于日本市场。日本又欲攫取东亚各国作为日本的市场，为独占这些市场计，日本决定用特别的贸易与通货协定牢牢地控制那些国家，用日本资本、并在日本支配下，在各地方分别发展各种工业。
日本经济方案已经在伪满洲做最大规模的试行。当1937年末，日寇在伪满建立“满洲重工业企业公司”以促进煤铁的开采，及飞机和汽车生产。伪满政府向南满铁道公司购得5个公司，包括昭和炼钢厂（Showa Steel Works）53%的股票，及满洲煤矿公司、满洲金矿公司、满洲轻五金公司与道和（Dowa）汽车制造公司等4个公司的统治股权。后来，这些计划均因无法实现而不得不缩小，例如汽车与飞机制造因无法取得外“国”订货而停办，而海上运输的缺乏、日籍劳工与工程人员的薪资过高，及设备的不充足，亦为实行计划的大困难。据日本方面自己的宣传，日寇在伪满的经济计划，其进展及有限：1938年在抚顺与本溪湖设立人造石油厂，松花江上游与鸭绿江设立若干水电厂，在所谓“东边道”（吉林通化地区）新发现一点煤铁资源等等。此外还成立了几个新公司，如满洲采矿公司、满洲锰矿公司、满洲电器化学公司、满洲人造燃料公司。
日本在伪满的投资至1939年已增加到30亿日元，但其经济计划的发展因战争在欧洲爆发而停滞，因为这些计划依赖德国的程度甚大（日本靠满洲的大豆换取德国的机器），再则关东军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对满洲的农业经济妨害颇大。日本企图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并在自己的经济支配下扩建伪满工业一事实际上成就甚少。
在华北与内蒙古（日寇将察哈尔与绥远划入所谓内蒙“自治”政府所辖区域），日寇特别注重开发棉、煤、盐、铁与羊毛资源。华北煤矿的藏量亦属世界最富之一，据估计约有2000亿吨，其品质亦佳。日寇已接收华北各重要煤矿，除了若干外国资本经营者在外。纱厂、面粉厂与羊毛贸易完全落入日寇之手，由日本私人公司或军部经营。
由于战事、水灾、中国人的反抗、交通困难及资本缺乏等原因，日寇在华北的活动结果并不佳，不过日本所采取的措施足以代表其野心。日寇在内蒙古的作为亦如在华北一样，是野心大而成就小。在华中与华南的占领区内，日寇的活动情形大致与在华北相同。日寇接收了各种工业，如纸烟厂、水泥厂、毛棉纺织厂、造纸厂、玻璃厂等，成立了一个伪“华中兴业公司”，股份由日本政府、日本各银行与日本公众分别认购。该公司下面又有一些附属公司，分别经营电器、自来水、制丝、地产及航运等事业，此外更设有若干特种公司，如华中盐业公司、华中航空公司、华中丝业公司等。
日本在拟定的“大东亚”其它区域内也曾企图建立其经济优势，结果亦不见佳。这些区域将来在所谓“共荣圈”所占的地位如何，将视其物产的性质及日本的需要如何而定。越南有重要煤矿，无烟煤的藏量据称有200亿吨，铁矿品质亦佳，但数量甚少，不足供大规模工业化之用。越南的锡和森林产物颇丰富，例如硬木、漆、油、钨、铅、石墨、硫酸盐矿、锌铬均有，但数量不多。越南亦产树胶、铜、银，其胡椒、桂皮、咖啡、干椰肉、植物与棉花相当丰富。越南的农产品以稻米、玉米、大豆、蓖麻为甚。越南如并入日本的“共荣圈”，大概仍继续作原料的供给地，当地的米、煤、铁、锡与橡胶可出口至日本，日本则将工业制成品销往越南。
自1932年立宪革命以来，泰国的民族主义颇为抬头，且有求经济自足之趋势。但日本在泰国将采取它在别处实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泰国沦为日本的经济附庸后，它的米、锡、橡胶与麻栗木将为日寇利用。泰国亦如越南，而比越南更可作为日寇向西南拓展的前进站。
荷属东印度每年供给全世界橡胶消费总额的1/3，全世界锡消费总额的1/5，全世界石油消费总额的1/19，并且几乎独占世界金鸡纳霜的生产。其糖、烟草、橄榄油、坚性纤维、氢氧化铝、干椰肉和香料出产亦丰富，将荷印并入“共荣圈”，实为日本梦寐以求。
菲律宾群岛的主要出口品为糖、椰干、可可油，这些东西对于日本用处甚小。因为菲律宾的农业向来是应美洲市场而发展的，因此日本对菲岛农业作重要的调整，使其产品适合日本需要。日本一旦将菲律宾纳入它的“共荣圈”，菲岛发展轻工业的企图很容易会被日本摧毁。菲律宾既不易发展自己的重工业，则日货在菲岛的销售自当增加。
日本专家期望建立一个“日元集团”，以便将上述各地并成一个“共荣圈”。如果此计划成功，日元将成为“大东亚”区的支配通货。日寇在中国各沦陷区如伪满及华北若干地方所实施的办法可以作为例证。在这些地方，日寇成立的傀儡政府设有伪“中央银行”，发行钞票。各地方的通货主要为那些银行发行的钞票，与日元并用，且按日寇定的汇率兑汇。伪满与中国各沦陷区的伪“中央银行”可以用日本银行发给的存余作为当地通货的准备金。但日寇在其占领地同时滥发钞票及军用票，以致当地的通货异常混乱。
在东亚成立一个“日元集团”的念头已成为日本的一个牢不可破的狂念。日本帝国主义者人为这事对与日本的福利有莫大的关系，并且是保证其繁荣的唯一源泉。日本会努力设法稳定各“日元集团”国的物价；在理论上亦会视各种辅助通货（例如伪满的钞票，伪蒙的钞票，伪北平联合准备银行的钞票，伪南京中央准备银行的钞票，以及日寇在华中，华南发行的军用票）可以与日元兑换（译者按：日寇为操纵金融、吸收物资，在各占领区随时改变各种伪币与日元及“军用票”的兑换率，故中国沦陷区货币之异常混乱，原因不仅为黑市的存在，日寇的故意操纵亦为一大原因）。
如此看来，日本的方法在本质上与德国一致，在形式上与德国不同。日本把贸易协定放在次要地位，而更依赖直接支配。一个“大东亚共荣圈”之建立，等于要在占地球1/5的面积、又有5亿种族及复杂的人口之区域上，建立7000万日本人支配与指挥的经济协调，虽然日本民族自信其“种族优秀”能够愉快胜任，但这工作对于它们来说仍然未免太大了。
在社会方面，“大政冀赞运动”颇提倡刻苦与平等，不过它认为人民生活的改善非一朝一夕的事，而须待诸将来。这运动主张削弱贵族与富人的社会的和政治势力。在文化方面，“大政冀赞运动”主张恢复日本固有的哲学与道德。据这般日本宣传家说，这种文化可以使整个东方团结于一些共同理想构造的精神之下。日本自夸“大东亚共荣圈”的最后目的在将相互依赖的各国团结起来，在日本领导下成为一个大区域集团，达到经济自足。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包括地域那么广，资源种类又那么多，可见日本极想在地理和经济现实中为它的野心找基础。但是，在这“共荣圈”内劳工缺乏训练，技术与经理能力亦差，而日本自己又缺乏可以自由运用的资金，所以这“共荣圈”是在没有经济自足的基础。也许日本可以与纳粹德国商定特别办法，以解决它缺乏资金的一部分困难。日本也许可以与德国成立“物物交换”协定，如同1939年以前伪满与德国所缔结的。但是战后的大德意志（即令德国胜利）自己需要原料，也不会有甚多的过剩资金可以帮助日本。日本与德国所处的地位大致相同，“大东亚共荣圈”和“欧洲新秩序”即使成功，亦将同病相怜而陷于经济竭蹶与经济压迫中。日本如继续在“大东亚共荣圈”之外各处争取出口市场，必然引起更尖锐的竞争与恶感。日本如在政治上成功，其后果亦大致相同。它的“大东亚共荣圈”本身便含有国际矛盾的要素，甚至对德国矛盾的要素。纳粹的“欧洲新秩序”（如果成功）必然伸入近东，已达印度的边境。大德意志必将关切它的附庸或友邦如法国与荷兰之殖民地。在中国，日本不能避免与美国的矛盾。美国对太平洋的兴趣日益增长，又岂能让日本御用的“大东亚”高枕无忧？
四、殖民地的重新分配
殖民地和殖民地方案在纳粹的战后世界计划中占有巨大而重要的地位。纳粹在这个问题上时常修改传统的德国政策。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战败被俘后，法国皇后欧仁妮曾谴秘使，恳求以法属印度支那让德，请德国勿割取阿尔萨斯和洛林，俾斯麦说“吾人不欲获得殖民地，因为德意志之有殖民地，犹如波兰之穷贵族，粗衬衫尚且不得，却常披貂皮外套。”然而俾斯麦在位时亦未尝不欲取得殖民地，只是普法战争后德国的首要任务题是孤立法国，倘急求殖民地于海外，必见妒于英国，同时鉴于移居海外的德国人动辄忘却祖国，为外人同化，因此俾斯麦不愿以有限之精力作无限之牺牲。但他仍允许卡尔・彼得斯（Karl Peters）领导的、非官方的德国殖民运动派自由活动。彼得斯于1882年创立德国殖民协会，但俾斯麦自己最初不表示态度，直待他依据法兰克福条约建立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德国后，始提出德国的殖民地要求。同样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不主张德国从事海外扩张，认为在海外扩张不如在欧洲扩张对德国之有利，但他后来却核准国社党政纲“25点”中的殖民地要求，1933年后并鼓励德国殖民地运动派的活动。
自1936年以来，希特勒本人开始提出殖民地要求，认为那是第三帝国的一项主要需求。一战结束后，德国殖民地全部被改为别国的委任统治地，照凡尔赛条约第119款，德国“将它对海外属地的一切权利与财产所有权”让与各战胜国，德国政府在其殖民地的一切财产亦须无偿交出，但德国政府为购置或建设那些财产所负的一切债务，及为发展各殖民地所负的一切债务，仍然负责。德国人民在这些殖民地上的私有财产也按照凡尔赛条约第121款及297款乙项，由战胜国得“保有或清理”。当纳粹于1933年取得政权时，德国的殖民地运动早经获得德国各种集团的支持，1922年间约有12个殖民运动团体与较老的殖民协会合并而组成德国“殖民地运动协会”，继续为要求恢复德国旧有的殖民地而宣传，1925年又出现一个“殖民学会”，在各大学的教授与学生中间宣传德国必须有殖民地之理论。
纳粹于1933年上台后不久，即成立了德国殖民地运动同盟，将上述各团体及其他组织――如1882年创立的德国殖民地协会、1922年成立的德国退伍军人殖民地运动同盟――统一合并，以期宣传工作能更有效。其目的在求自给自足与重整军备的第二个四年计划开始后，纳粹政府在国内外展开猛烈的殖民地恢复运动。放第一炮的是戈林将军（他父亲是德属西南非洲的一位殖民地官吏），于是有许多纳粹要人随声附和，最后希特勒亲自出马，在纽伦堡国社党代表大会向全世界宣布德国要求恢复它的殖民地，德国需要殖民地作它一部分的“生存空间”。于是德国的殖民地运动组织依照纳粹官方的新政策进行了一番改组与加强。1933年成立的德国殖民地运动同盟在1935年夏秋间被解散了，取代它的是国社党殖民地部，其主持者为1919年前曾任德国殖民地军官的埃普将军（Ritter Von Epp）。1936年又经过一番改组，国社党殖民地部与该党其他部门如各种青年组织、宣传部及劳工阵线的关系，以及它同政府部门如外交部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1936年至38年间，纳粹加紧其殖民地恢复宣传工作，在国内举行了无数的公开讲演、特别集会及殖民地展览会，开始以款项津贴在原德国各殖民地的纳粹组织。在南非联邦，纳粹尤其积极宣传煽动将德属西南非洲归还德国的运动。
1939年前，纳粹殖民地运动的特定要求为恢复德国原有的殖民地。纳粹的辩护论点是：（一）德国有收复旧有殖民地之权利；（二）归还德国的殖民地可以消解凡尔赛条约的一项不平办法，因而有利于国际合作与和平。他们认为德国需要殖民地以销纳其过剩人口。埃普将军于1935年6月17日对德国殖民地运动同盟演说：“我们的殖民地要求，今日可以用两个字包括：面包和荣誉”（《泰晤士报》1935年6月19日）。
1933年以后，纳粹除了“德国荣誉”与“过剩人口”两项藉口外，又新添两项要求殖民地的理由：德国需要原料和市场。远在1926年，当协约国与德国讨论关于战争赔款问题的道威斯计划时，沙赫特博士首先提出一种理论，说“原料之获得”与货币问题及殖民地占有密切关系，1928-1929年讨论杨格计划时他又重申其理论。1933年，德国代表又将这套理论向伦敦的经济与货币会议申述。这套理论不久便掩盖了德国要求殖民地的一切其他经济理由。
自1933年至1939年间，纳粹对于殖民地在他们的世界经济方案中的地位趋于明朗。照纳粹的见解，大德意志必须有大片的殖民地，不仅因为无殖民地便不成为一个强国，并且因为殖民地的占有给一个国家许多好处。纳粹现在不再说“德国要殖民地以移居过剩人口”，因为大多数殖民地不仅不适宜于白种人的大规模居留，而且照纳粹看法，白种人如在各殖民地大规模地居留，在种族观点方面“亦有弊害”。国社党殖民地政策局局长施诺克（Panl Schnoeckel）曾撰文说明“大规模的殖民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德国将来只可派出相当数目的德国人到殖民地留居，求其足已开发殖民地的资源而已。不过他们又宣称殖民地可以为德国那些富于冒险精神的青年找到一个发泄精力的出路，使他们获得必要的经验，成为“世界政治”中的好手。另一位关于殖民地要求的纳粹名作家洛巴赫（Paul Rohrbach）于1935年著《德国的非洲》一书中有这样的话：“我认为，如果相信非洲是德国小农移居的良好地方，那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如果认为我们旧有的殖民地可以安置‘几百万’德国移民也是完全错误的。白种人应该――德国人尤应该――在非洲过一种比黑人更高级的生活，应该从事更好的、更获利的劳作，应该生产更有价值的物品。黑人是天生繁殖于非洲的土人，白种人在非洲的移民应该为一种‘质的居所’。”
未来德国殖民地的首要任务是作纳粹欧洲经济的附属物。德国将发展其殖民地以求补充欧洲粮食与原料之不足，同时作为销纳大德意志工业产品的市场。至于纳粹德国拟在欧洲各国现有的殖民地中将哪些据为己有，有资料称英国在1938年曾试探过将比属刚果与葡属安哥拉让与德国的可能。但如试分析殖民地局势便不难看出，德国倘若胜利，会将非洲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中。日本已经将荷属东印度、及太平洋与远东其他列强殖民地划入“大东亚共荣圈”。德国将来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和日本争那些殖民地，不过它会支持荷兰与法国，以限制日本，免其毫无顾忌。也许将来因美国的反对，纳粹不能攫得英法荷三国在西半球的属地。北非，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与利比亚，属于意大利和西班牙之殖民地要求范围，也许德国至少在短时内不会公然与意西争夺。但除此外的全部广大非洲似乎可以满足纳粹野心至相当时期。所以纳粹如果胜利，德国的殖民地发展路线似乎是成立一个非洲的德属殖民地大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结束前，若干德国人的确曾主张德国应建立那样一个大非洲殖民帝国。德国最知名的殖民地问题专家保罗・柳迪文博士于1917年著“中欧与中非”一书，其中有这样的话：“无论前瞻如何，又一件事是明显的。如果德国没有殖民地政策（Kolonial Politik），德国绝无参加世界政治之理。自从新发现时代到如今，只有殖民地列强或不竭不尽的巨大帝国如俄国和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生作用。一个国家如无殖民地，其世界经济活动是不可想象的。”柳迪文博士认为“小的殖民地如青岛，甚至非洲的老殖民地，均无足取，因为在战时德国无法保护它们”。他主张德国应该限制其殖民地于非洲。他说：“如果在中部非洲占有一大片领土，东滨印度洋，西接大西洋，那可以为德国的殖民活动贡献最好的机会。这一片大领土必须包括德国最重要的殖民地喀麦隆、德属东非及西南非洲，并将这些地方并成一个整体，通过比属刚果、英、法、葡的南非殖民地。为了政治的理由，这个德国的中非之确切疆界暂不确定较好。关于此事已有拟定的建议书，但目前必须严守秘密。我们现在只需指出一点：在民族方面和经济方面，德国的中非洲将来可以满足一切。”
在纳粹管理未来殖民地的各项计划中，他们准备严格地、彻底地应用其种族理论。关于这一点，纳粹的宣传是就当前的政治目标而随时伸缩改变。例如，当希特勒责备法国使用非洲土著军队占领鲁尔地区时，他痛抵黑人为“半猿猴”。但在讨论对待非洲土著人民的政策时，纳粹却宣传一些最利于他们的建议与理论。保罗・柳迪文声称“德国的种族理论不主张各种族的价值有差别，只承认各种族的品类有差异；而根据种族的特性，德国是促进各种族发展的最佳民族。”
有趣的是，纳粹的殖民地问题作家严厉批评英法比等国统治殖民地的行政方法，他们指摘英法比荷诸国对待土人“严酷而不合理性”，而且诸国发展其殖民地经济资源的方法又不足以使白种人获得一切可能的利益。在另一方面，这般纳粹作家极力渲染当年德意志帝国在非洲及海洋洲的殖民活动成绩何等辉煌。据纳粹的宣称，德国的殖民地政策最适合非洲黑人的特殊心理和“种族特性”，在经济上又最有成效。一般来说，纳粹相信旧式德国殖民地组织恰到好处，今后仍继续施行。他们称德国这种殖民制度为“父性统治制”（Vaternal Authorilorianism）他们认为这制度可以保存土人的部落形态，土人社会组织的思想及酋长的权威。在将来德国殖民地制度下，土人只视德国统治者为当地各部族与各组织所构成的等级体系中的最高一层，而德国殖民地的行政长官（总督）只是各酋长与各小酋长的金字塔体系之顶端而已。据纳粹说，权力在上，责任在下，那是非洲黑人已承认的原则。因为“上边有权、下边有责”正是纳粹的组织原则，所以将来德国殖民地的一切均可以有最好的发展。纳粹特别具体指出，他们将来决不强迫土著人民信仰耶稣教而摧毁土人的根基他们也绝不向土人宣讲他们（土人）与欧洲人是平等的。德国将不许土人在任何理由下离开殖民地而到欧洲去。“不过，有色人得在其故乡享受充分的生活权利。土人不得成为德国公民。德国的种族法律将施行于各殖民地。”依纳粹的计划，土著学校不得教授任何“欧洲事件”，否则土人会知道欧洲为文化发展的最高峰，而丧失他们对于自己能力的自信心。但，德国在它的殖民地，一方面将培植当地的文化，一方面将教导土人“一种了解欧洲文明的入门知识”。在原则上，土人不得入高级学校与大学受教育，德国将专为土人设立特种剧院，电影场，及其他游戏与娱乐场所。纳粹这种方案将与“民主殖民地政策所宣传的反种族的平等主义”恰恰相反。
（赫希特博士 Gunther Hecht 1938年12月所撰《殖民地问题与种族思想》。赫希特为国社党种族政治局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