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及其变体的命运
吴思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在历史叙述中回答当代中国人的基本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往哪里去？全文章节如下：
一、农民和帝国
1、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2、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3、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
二、新思想与士阶层
1、意识形态性的执政集团
2、解释变局的努力
3、被选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毛泽东思想
1、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2、新民主主义
3、社会主义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改革开放
1、压力下的让步
2、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3、民主的利益与专制的风险
五、党国之后
孙中山借鉴苏俄建立了党国制度，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种制度并维持至今。党国制度可以视为帝国制度的一个过渡性变体，这种新制度一直在环境和自身的演变中努力适应并寻找稳定状态。讨论这个变体的由来、使命、地位和命运，不能不从源远流长的帝国制度说起。
农民与帝国
1、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迄今为止所有文明社会的历史，都是拥有不同资源和能力的利害主体，在利害计算中合作和争夺的历史。
当掠夺性活动的利益高于生产性活动、并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之时，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以暴力掠夺为专业的群体，出现了这种分工的社会表现形态——“暴力-财政实体” 。暴力-财政实体内部有暴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 。暴力-财政实体内部的各种正式关系，总是由最强伤害能力的拥有者规定或认可的。而生产能力拥有者，只能通过对暴力主体的影响和控制，间接地决定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包括对这种权利体系的美化和神化，都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名字。
暴力赋敛集团是比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划分根源更深的社会集团。这个集团控制着暴力资源，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以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人身，也可以用更有利或更省事的赋敛方式代替这种占有。
有文献可证的中国文明史早期，井田制中的庶人在公田里偷懒。公田里草荒严重 。《吕氏春秋》说，众人共同耕种一块土地，集体耕作速度就慢，因为有办法隐藏偷懒。分地后干活就快了，因为无法偷懒了 。社会主要物质生产者难以监督和惩罚的大规模偷懒行为，造成了贵族和庶人双方的损失，削弱了封建贵族的财政基础，因而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实力，使之在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诸侯竞争中处于不安全的地位。这种困境逼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分田和土地自由买卖，公田上的劳役也转变为“初税亩”中的实物。农民得到了较多的权利，公家得到了较多的粮食，双方找到了新的合作形式。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随着井田制的逐步瓦解，私田交易的增加，自耕农出现了，地主、佃农和雇农也随之分化形成了。作为暴力-财政实体拥有者的各级贵族，逐渐被作为暴力-财政实体代理人的官僚所取代，郡县制开始替换分封制 ，中国进入了一个礼崩乐坏、暴力-财政实体分化兼并的时代。在庶人、自耕农、地主和佃农雇农的基础上，依靠着他们提供的剩余产品，也依靠着这种人力资源，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展开了对小国的吞并和对霸主地位的竞争，这是对安全、利益和声誉的严酷竞争。
由秦国发挥到极致的国君集权制度，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代理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独裁者。凭借这个体制和奖励耕战的政策，秦国将作为主要物质生产者的农民的生产潜力激发出来，将各种人力资源的体力智力和勇气激发出来，并将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聚集在专制国君手中，形成了集中使用的巨大优势。依靠这种优势，秦国在暴力竞争中淘汰列强，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立法权与合法暴力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
帝国制度是分封制度进化的产物。作为暴力-财政实体，分封制度呈现为巨石金字塔结构，构成每一块巨石的诸侯大夫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暴力-财政实体。“王”则是居于顶端的最大实体，控制着权利逐层递减的下层较小实体。帝国制度则不然。它是复杂形式的单一暴力-财政实体，各种资源集中在顶端，中层则由官僚代理人构成的支架代替了贵族实体的巨石，基层是一盘散沙般的小农。这种结构可以比喻为金属管材建构的井架，动力在顶端，资源在基层，两端之间的钢管架构就是负责上传下达的各级官僚代理人。由于破除了世袭的等级制贵族政体，对各级行政官员的选择范围从贵族扩展到平民，选择标准也从血统转向称职。
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秦帝国的建立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和半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确立了秩序，展现了结束无休止的征战的希望，因而深受欢迎 。但是，帝国制度在解决老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代理人利益的新问题。同时，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导致了统治集团不受制约的自我膨胀，导致了对被统治者的过度侵害，自耕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劳役和刑罚制度所取代，帝国的根基破坏了，秦帝国二世而亡。导致第一帝国灭亡的社会基本关系的失衡，即暴力赋敛集团对福利生产集团的过度侵害，也是此后多数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
帝国制度是在多种暴力-财政实体并存、优胜劣汰的环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组织形式。这套制度调动资源的能力、战争能力和稳定程度接近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化。这是一套经过上百个国家二十多代人断断续续的积累和摸索，将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制度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体系。这套体系高度适应草原地带游牧民族不断入侵的地理环境 ，高度顺应众多暴力-财政实体争霸中原的历史演化路径，同时又密切对应着作为自身基础的小农经济。这套高效率的综合性适应体系 ，依仗着最适者生存的强大生命力，成为称雄天下两千余年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历史活动主体，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篇章。
2、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西汉总结秦帝国的教训，确立了帝国内部暴力赋敛集团与福利生产集团的均衡关系 ，并且调整了统治策略和控制形式。
儒家学说比较完美地描述和论证了这种均衡关系。在儒家的理想设计中，千家万户依靠人力和畜力、使用铁制农具耕种收割的自耕农，每年向帝国交纳百分之十的赋税；国君通过多层次的官僚代理网和基层的里甲组织征收赋税，征集兵员，保护帝国及其臣民的安全，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维护国君恩赐给各层臣民的相对权利，并向社会提供福利。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将这套秩序描绘为天道的体现，被皇帝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且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对公平和正义的基本看法。
儒家描绘的均衡关系，是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长期互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由皇室、贵族及其官僚代理人构成的统治集团，拥有强大的暴力威慑和意识形态劝说能力，因而在双方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他们的选择并不是不受限制的。农业生产者通过怠工、避税、逃亡以及走投无路时揭竿造反等对策，决定着统治集团在选择不同的土地制度、人身权利、赋税形式和赋税比例时的风险和利益，决定着不同统治方式的成本和收益。面对小农的行为特征，管仲在“牧民”篇中表述统治原则说：“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 ”在统治集团眼里，他们与物质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类似牧人与羊群的关系，而羊群对生长条件的要求、羊群的好恶和承受能力对牧人的行为是有重大影响的。为了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牧人必须约束自己，必须付出努力，提供并维护羊群的生长条件。这种政府功能，儒家称之为天恩或德政，西方现代政治经济理论称之为“公共产品”，由公民以付税的形式购买。无论叫什么名字，在帝国制度中，它终究是一个暴力-财政实体稳定存在所必须提供的。
因此，将儒家学说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改变了统治集团的暴力-赋敛性质。增强统治策略中劝导说服和人心控制的成分，减少赤裸裸的暴力威慑的成分，同时对自身的行为有所约束，对物质生产者的意愿有所尊重，这是统治集团降低统治风险的需要，也暴力统治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兵家权威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说：“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重视意识形态和人心控制，不过是暴力赋敛集团在和平时期选择的一种低成本的统治手段。在王道式的手段好用也够用时，自然可以用王道；感到王道妨碍了自身利益的时候，不妨公开或私下行霸道。选择权毕竟在统治集团手里。更何况，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也是以暴力维护的，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所维护的利益关系合乎暴力赋敛集团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在实际生活中，在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基本关系方面，现实关系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和规定，偏离所谓的王道和天道，呈现出日渐堕落的总体趋势，并形成人们意料之中又摆脱不掉的王朝循环。这种偏离均衡点的趋势，发源于官僚代理集团对代理人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统治者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农阶级又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集团整体或个体的巧取豪夺，于是就有了潜规则体系对儒家宣扬的均衡体系的替代，就有了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王朝更替是帝国制度对过度失衡的自我校正机制。
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希望维持各集团关系的稳定和均衡，保证帝国的长治久安。但这种愿望受到了自身利益和客观能力的双重限制。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承担着维护人间秩序的主要责任，同时也在这个秩序体系中占据了很大的利益份额。然而帝王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帝国利益的最大化并不完全一致。皇帝是终身在位的，他可以追求千奇百怪的个人偏好，可以荒淫暴虐，可以不理朝政，同时又不必为这一切付出代价。他可以把胡作非为的代价和风险转嫁给整个帝国，转嫁给整个统治集团，转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反之，精心维护帝国秩序所带来的利益，却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帝国秩序各方面的受益者，属于未必见过面的子孙，而辛劳却完全属于自己。这种利益关系也体现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正像皇帝自称的那样，他本人也是受“天”委托的代理人，而天对皇帝的约束程度完全取决于皇帝自己愿意接受的程度，根本不存在立杆见影的惩罚或奖励，既无法撤换也无处提拔。在这种成本-收益不对称的利害机制的激励下，历史上的暴君昏君和庸君比比皆是，合乎儒家理想的圣君却寥若晨星。
皇帝作为天道的大股东兼最高代理人，要通过各部门各地区的各级官僚代理人管理帝国，维护帝国的秩序，而这些部门和地方衙门都有不同于甚至对立于帝国整体利益的特殊利益。官僚代理人的个人利益与帝国和部门的利益也远非一致。他们扩张自身特殊利益的形式，体现为税外加税、费外加费、层层加码的一套潜规则体系 ，一套通过自身的膨胀而架空了统治集团对被统治集团正式承诺的体系，一套并不明说的、由各种利害主体在实际生活的冲突中挤压出来的、勾勒出真实的人际关系和集团关系边界的规则体系。
潜规则体系对正规道德法令体系的偏离，源于从皇帝到官吏的真实行为对正式角色规定的偏离。各级代理人追逐代理人的私利，损害受托维护的公共秩序，这种倾向构成了贯穿帝国两千多年历史的醒目的公私矛盾。只有在官僚代理人的行为与公共利益的要求完全一致的苛刻条件下，帝国的正式规则才是真实的。官吏的私心对仁义道德的取代程度，决定了潜规则体系对正式规则体系的取代程度。
相对皇帝及数目有限的廉洁的监察官员来说，那些以权谋私的衙门和官吏拥有难以对付的信息优势。他们以欺瞒手段谋取私利的效益很高，到手的利益又有助于他们在官场竞争中编织关系网和保护网，猎取更高的职位。于是，帝国官僚体系中的每个活动主体都处于徇私卖法的诱惑和激励格局之中。抑制这种对帝国整体利益有害的激励，从技术上说是困难的，是帝国财政难以承担的；从利害关系上说则是难以指望的，因为徇私卖法的受益者正是各级监督者，受害的平民百姓不仅无权监督，还被阻挡在官方的信息通道之外。
帝国不得不承担上述官僚代理制度的弊病。当官僚代理制度以郡县制的面目大规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正在分封制培育出来的诸侯大夫的战争中流血。官吏代理人对他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分封的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制度。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官吏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就好像牧人受雇放牧别人的羊群一样，官吏代理集团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帝国制度下的农户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豪门大族和各种民间组织都受到帝国警觉的限制。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鸡吓猴的巨大风险。在这种个体反抗风险远大于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只要能凑合活下去，退缩忍让通常是农户的最佳生存策略。此外，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水平高，与外界交易的次数少、数量小，忍一忍也不是很要紧。因此小农对公正稳定的社会秩序的要求并不苛刻，也不愿意为此付出较高的代价。
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直接结果便是支持了帝国的统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饲的家畜品种支持了粗放的牧养方式一样，小农经济也支持帝国粗放迟钝的管理，并且间接抑制对帝国统治方式的耐受性较弱的工商集团的发育。另外，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导致帝国崩溃的隐患。由于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激励压榨程度逐步升级，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
小农经济的分散自给特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这两种状态对统治集团的利害影响在能力和方向上大不相同，因而在相同的几大社会集团的构成格局中，产生了两种大不相同的社会秩序。对造反集团状态的敬畏决定了统治集团对儒家规定的正式秩序的敬重，对一盘散沙状态的轻视又导致了鱼肉百姓的潜规则的盛行。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儒家正式秩序实现的程度偏高。承平日久，潜规则在软弱可欺的零散小农的土壤上成长发育，儒家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帝国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分明 。在这个过程的末端，则是循环出现的帝国崩溃和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逐鹿中原的军阀混战。而在争夺天下的混战中，最终获得竞争优势的体系，又势必属于驾轻就熟，无须冒险试验的帝国制度。这是战争效率最高，社会认同最广的制度。于是，帝国制度再一次出现在新一轮王朝循环的开端。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帝国制度对自身弱点的修补一直没有停止。汉朝有削藩，有独尊儒术；隋唐发明了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宋朝完善了抑制军阀藩镇的代理军官制度；明朝发明了代替相权的内阁制度和提高皇帝个人监控能力厂卫制度；清朝的皇位传贤原则又建立了激励皇子进行素质竞争的新机制。此外还有不断努力但成效不佳的宦官控制制度、后戚控制制度等等。尽管帝国制度在各方面都有完善和发展，但在最根本的关系上，在农业生产者与暴力赋敛集团的关系方面，一直不能出现有效的权力制衡。因为最有制衡欲望的受害者，始终是毫无权力的平民百姓。
作为帝国制度基础的农耕技术和小农经济，是比采集和狩猎更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生产方式。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帝国农业的生产方式也经历了许多进步，出现了新的作物品种、新的栽培技术、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地租形式、更精密的土地产权制度等等。不过，这种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终究有自己的极限。
在帝国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之时，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便日渐紧张，帝国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资源竞争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在竞争中获胜的官僚地主和平民地主获得大量土地，另一方面，在竞争中失败的大量人口沦为佃户、雇农、奴仆、流民、乞丐、疍民 、土匪或盗贼，他们造反的机会成本很低，帝国崩溃的风险也因此加大了。
对生产资料的激烈竞争，一方面破坏了帝国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逼入了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官吏集团，加剧了帝国官吏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这又像火上浇油一样制造出更多的流民和造反者，迫使帝国通过更过分的搜刮聚集力量进行镇压，因而更大幅度地偏离儒家对基本秩序的规定，直到每次搜刮所激起的反叛暴力超过新聚集的帝国镇压能力。于是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生产性活动大面积停止，人民在战乱和饥荒中大批死亡，土地荒芜，人口锐减，自然资源相对宽裕。此时劫掠的利益低于维护秩序并从事生产的利益，各暴力集团小范围的割据局面形成，各暴力集团相互攻杀吞并，最后建立新的帝国。
帝国无法吸纳自身创造的过剩人口，便用这种方式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帝国在安排皇族迅速膨胀的人口时都显得束手无策。这是儒家视野之外的问题，是儒家认知框架无力分析也未曾认真看待的更深层次的危机。帝国秩序的破坏与人口压力增加的同步交织确实容易搅乱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但是，帝国对儒家秩序的周期性偏离与复位，毕竟有别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人口与土地均衡关系的破坏与重建，尽管这两种失衡共同以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为常规的自我校正机制。
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变，诱导或胁迫帝国制度发生根本变迁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环就不会终止。
3、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
欧洲形成了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那里的工商业吸纳了大量人口，工业的发展又为农业提供了化肥农药等新投入的生产要素，从而提高了农业产出水平；发达的商业也保证了外来的食品供应，支撑着工商业分工的深化和繁荣。如此分工与专业化交互促进又相互支持，逐步改变了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这种新的文明体系及其市场色彩浓厚的激励机制，改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意愿，最后达到了人口增长率和生产方式的承受能力的基本平衡。
上述过程未能在帝国两千多年的轮回中展开。
在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的形成和发展与官府的关系极其密切。在早期阶段，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分工本身就产生于暴力赋敛集团及其支配的行政权力的需求和指令，这就是周朝的“工商食官” 。官营工商业以暴力强制为基础，直接占用和支配人力物力资源，从事工业生产和内外交易活动，满足统治集团对武器、祭祀用品、交通工具和衣食住用等生活用品的需要。
帝国的官营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制造出了精美的祭祀用品、战车、兵器、航船、宏伟的建筑、精巧的手工艺品，以及相应的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帝国的代理官员是这套生产体系的直接管理者。但是，无论官营工商业如何发达，它终究是帝国的附庸，是小农经济的剩余产品所支撑的政治军事组织的附庸。它没有自身的生命和发展动力。
官营工业生产体系还面临着一道难以突破的边界：在自身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分工越细，体系越复杂，代理链越长，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带来的利益也就越低。当管理成本高过分工所带来的收益的时候，分工发展的进程就会终止。
与官营工业不同，民营工业在市场体系中的分工和发展，是一种利益主体不断生成的过程。官营工商业只有一个行政头脑，分工好比是肢体的分化和延长，存在着信息不通、指挥失灵和尾大不掉的风险。而民营工业在肢体过长时就会自然断裂，生成新的利益主体。只要分工带来的收益大于交易成本 ，分工和发展的进程就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永远不存在管理效率和行政需要的限制边界。于是，专业化分工导致的专业知识积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是没有止境的，这个自发演化过程持续下去，便有可能创造出一个资源利用效率更高、力量更强大的新文明。
帝国制度下的民营工商业也在缓慢发展，统治集团对民间工商业集团的看法和态度也渐趋缓和。但是民间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总要受到许多外部限制。帝国的权力太大了，有利可图的领域一定会被它霸占和垄断，可是行政管理的效率逐层递减特性又注定了它经营不善。经营不善的恶果又要以成本摊派和无偿征调的方式转嫁给民营工商业集团，转嫁给大大小小的工匠、商人和企业主。于是，通过垄断和摊派这两种方式，官营工商业既侵占了民营工商业的发展空间，又削弱了他们的发展能力。
为了发展和自卫，民营工商业集团一直在收买和巴结帝国官员甚至皇帝本人，他们被迫在政治领域投入巨大的资金和精力，以行贿送礼、捐钱买官和培养子弟参加科举的方式，为本人和后代争取社会地位和政治保护。帝国前期曾以死刑遏制工商业者进入官场的企图，后期在财政压力下虽然放宽了政策，但帝国对民营工商业的正式保护并未超出牧人对羊群——地位低于农民的二等羊群——的保护，目的仍是获得尽可能多的羊肉羊皮。至于民营工商业者对帝国个别官员的成功拉拢，就好像平民地主对官员的拉拢一样，作用和影响都是暂时和局部的，不足以动摇暴力赋敛集团的统治地位和整体决策。
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帝国便不那么重要。不仅如此。民间工商业者的牟利动机，他们收买官员的行为，在官方意识形态看来还是对仁义道德和帝国秩序的破坏性力量。在和平环境中，他们要求的发展和扩张条件很难得到帝国官员的支持配合；在帝国的危机时期，民间工商业的少数幸存者，通常是一次又一次劝捐劝赈甚至无偿剥夺的对象，被当作缓解帝国财政危机的稻草而拉入泥潭。
作为独大的暴力-财政实体，大一统帝国可以自己说了算，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偏好调整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并由此决定这些社会集团的生存发展条件。欧洲众多的统治者也希望自己说了算，但是缺乏这么做的实力。在危机时期，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只管加税，并不用出让自己的任何权力，而欧洲那些互相征战的国君却要拿出垄断权甚至征税权与纳税人做交易，把自己的权力让给纳税人选举出来的议会，以此换取他们对加税的支持。
欧洲存在着类似战国时期的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竞争环境，这虽然导致了市场的割裂和战争的损耗，导致了相对中华文明及其帝国盛世的落后，但也降低了暴力赋敛集团为所欲为的能力，同时还为资本抽逃提供了去处。欧洲统治者的额外索取不能超过资本抽逃的费用，超出的部分，不得不以权力交换，否则就要破坏自身的财政基础和政治稳定。退一步说，即使资本的存量部分抽逃困难，资本的增量部分也会望而却步，这就意味着自身财政基础逐渐被竞争对手超过，长此以往便有被淘汰吞并的危险。相比之下，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却不怕资本飞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不成时退出的空间，只能被帝国按住脑袋萎缩在角落里。长此以往，当中国的农业型财政基础被远方的工商型财政基础超过之后，生产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面落后的大一统帝国，早晚要被版图小得多、暴力和生产力水平却高得多的新型竞争者打败。
在欧洲的封建割据环境里，民间工商业集团可以向相对弱小的暴力赋敛集团购买城市自治权 ，还可以凭借自身的财力组织武装或聘请雇佣军维护自治权 。在英格兰或以荷兰省著称的尼德兰北部等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中，局部强大的资本力量甚至有机会获取“主义”的地位。而国王和封建领主却不得不在冲突中瞻前顾后，担心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如此复杂的格局中，资本有机会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也有机会取得局部突破，建立一套资本控制暴力的体制，从而为资本的运行和积累提供更适宜的政治条件：稳定公正的司法，适度的税收，对贸易和财产的保护，比较清廉的政府。总之，尽可能低的交易费用。这种制度又促进更专业更高效的分工体系的演进，形成强大的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为自己开辟发展空间。
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资本控制了暴力和劝说力的制度。这种制度有可能在欧洲产生，却很难在中国产生。比起中国来，农业文明时期的欧洲缺乏充分发育的暴力组织和官僚代理制度，那些小型暴力-财政实体在封建制度中星罗棋布，整个欧洲四分五裂，战争频繁。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像中国那样动辄调集百万大军捍卫帝国的秩序。同时，欧洲的暴力财政-实体又缺乏与意识形态组织的成功整合，独立的教会削弱了国王的权威 ，国王的权威又削弱了教会的势力。最后，欧洲还缺乏相对隔绝的单一文明和单一民族的地理区域，难以像中国那样建立并维持一个综合适应性极佳的大一统帝国制度。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缺陷，由于暴力和劝说控制体系中薄弱环节的存在，欧洲的乱世之失才给它带来了意外之得。
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订法令的愿望，但是缺乏实现愿望的实力。在大一统的帝国制度下，尽管有苏州和景德镇那样的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资本的利益仍是帝国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其兴衰不过是帝国财政中一笔不难替代的数字。这样一个对帝国财政贡献有限的、在以农为本的社会里专营“末技”的、无力影响天下兴亡却要受天下兴亡拖累的局部集团的利益，距离“主义”的地位实在太遥远了。至于苏州城市“民变”那样的局部暴乱，地方性武力便足以镇压，毫无动摇帝国秩序的可能。由此看来，发育完善、控制有力、整合良好、力量强大的帝国制度，又给中国带来了意外之失。
所谓意外得失，指的是在这样一个被儒家和天主教轻视的“末技”牟利集团背后，竟然隐藏着一种全新的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强大力量，一种自发地在竞争中分工发育的文明体系。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千百个主权国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在比春秋战国更丰富多彩的环境中经过数十代人的试错淘汰脱颖而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开辟自身发展空间的征途中闯入了清帝国的家门，为了合法销售毒品而对称雄两千余年的帝国制度大打出手。清帝国此时正处于传统王朝循环的尾声，人口膨胀，流民遍地，财政危机，官场臃肿，军队腐败，管理效率低下，因而一触即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
帝国的战败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暴力赋敛集团直接控制下的暴力，敌不过福利生产集团控制下的暴力。暴力赋敛集团支配一切的社会形态，在生存竞争中丧失了最拿手的优势。
新思想与士阶层
1、意识形态性的执政集团
在帝国的士阶层的外围，产生了最初的革命思想。这些新思想将引导帝国中的各种社会集团理解和应对千古未见的变局。
分封制之外的士阶层形成于春秋，昌盛于战国，定型于汉唐。就好像经理阶层依附资产阶级一样，士阶层依附国君。他们进则为官僚，退则为教师或缙绅地主。
帝国制度一统天下之后，士阶层面对着皇家垄断的人才需求，他们讨价还价的地位大大下降。在诸多竞争性的学说体系中，汉儒董仲舒说服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家描绘的秩序为立国蓝本，儒家则把这种秩序中最神圣尊贵的地位授予皇权，献上臣民的忠诚和儒生的效力。这是儒家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交易。不过，在实行中，最高统治者一直坚持“王霸道杂”、阳儒阴法的统治策略，经常不顾儒家规定地横行霸道以逞私欲。儒生出身的官僚集团也一直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追求代理人的私利。儒家描绘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只表达了一种理想和愿望。
儒家集团是一个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党团，根据对孔孟之道的掌握程度，这个集团被不同级别的选拔和考试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授予相应的官职教职和特权地位。作为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团体，儒家集团具有两重性：既是儒家道统的传承者，又是皇家法统的雇员。作为法统的雇员，儒生出身的官员可能真心信奉儒家道统，更可能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作为道统的传承者，儒家集团努力控制皇权，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甚至暗藏着对尧舜传贤禅让制度的幻想。不过在控制皇权的现实竞争中，儒生集团并不比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成功。儒家集团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政治对手也不像欧洲那样四分五裂，因此它始终不能摆脱对皇权的依附。
儒家体系自身是一个松散的多派别的混合体。在儒家执政集团中，从来都不缺少围绕政见和利益之争而形成的党派。东汉党锢所涉及的党人和闹学潮的太学生们，北宋的元祐党人，明末的东林党人，都是以政见结党中的著名者。党人们慷慨悲歌，以天下为己任，道德水准冠绝一时。以特殊利益结党更加常见，譬如历代都难免的同乡同门同年等帮派。帝国一向推行党禁政策，抑制党争和派别之争，维护当政者的思想垄断地位。
2、解释变局的努力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帝国基本处于与其他强势文明隔绝的状态，在自身封闭的循环发展中并未遭遇儒家意识形态无法解释的局面。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打破了帝国的隔绝状态，凭借工业技术成就缩短了地理距离，帝国被拉进了一个广阔而陌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竞争环境。这相当于一次灾难性的环境突变，帝国制度对新环境的适应发生危机。帝国文治武功的比较优势忽然消失，中华文明的自负也连连遭受打击。面对这种新局面，儒家意识形态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对策。
儒家集团的最初解说仍建立在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基础上。尽管对手显示了全方位的优势，依然被士大夫们划入夷狄的范畴，认为西方不过在奇技淫巧方面拥有局部优势。魏源第一个系统介绍了西方的情况，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策，帝国延续官营工业的传统，在三四十年间建立了数十家以军火工业为中心的企业 ，修铁路、开煤矿、设立电报局、建立海军，追求国防和工业的“现代化”。在此过程中，对西学的掌握也提上了日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占据了主流地位，一批了解西学的儒生和官员出现在士阶层的边缘。随后的新政运动也渐渐培育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集团 。但帝国的本体结构拒绝任何改变。
甲午战争的失败凸显了上述解释和对策的不足。帝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本体遭到置疑。康有为依据儒家经典，用儒家的概念体系对帝国的历史和处境作出了隐藏着西学影响的全新解释。在他的解说中，世界历史呈现为进化的三个阶段，即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与这三个阶段相对应，政治制度分别为君主专制、君民共治和民主制度。中国一直在追求小康的升平世，欧美则进入了升平世。中国理想的发展道路，是通过君主立宪（君民共治）的根本性变法赶超欧美，奔向太平世的大同世界。康有为利用儒家语言对历史和现实做出的革命性解释如同一场大地震，儒家天命辅德、治乱循环的世界观动摇了，为帝国制度辩护了两千年的儒家体系分裂了。
戊戌变法的失败又显示了上述解释的缺陷：康有为对国内各大利益集团的看法过于简单疏阔。此后，中国的思想领域群雄竞起，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强学会之外，各地的士阶层中又诞生了数以百计的学会，苦苦地在失去了传统指导的陌生环境中寻找行路指南。进化论、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等源于西方的学说纷纷登场，给出各自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开出各自的药方，争取各自的信徒。三民主义开出了“驱逐鞑虏、建立民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药方，将汉民族各阶层的不满集中于满清帝国的上层统治集团，将所有罪恶归结到腐败的统治集团头上，瓦解了其所剩无几的威慑力和凝聚力，造就“王纲解纽”之势，帝国的文武官员纷纷叛变。
满清帝国很快就倒台解体了，民国的旗号很容易就挂上了，然而帝国专制制度的小农基础和官僚代理体制、帝国的新旧问题和对问题的混乱解释，几乎每样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民国的旗号之下。帝国的根基和灵魂并未随着满清的倒台而消失，中国进入了专制帝国崩溃后军阀混战逐鹿中原的传统局面，同时又有外国列强等新势力介入。孙中山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在这种形势下，三民主义的解释力和可行性出现了危机。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小农的自给自足程度很高，对远离自身生活的国家级民主制度缺乏支付意愿，即便实行投票选举，大范围的弃权现象也在所难免 。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仍是一个弱小的边缘性集团，影响社会的能力甚小。在一个民众无从也无意选举并更换自己的代表的社会，议会变成了多余的新衙门，议员变成了不难收买的新官员。更何况，要解决传统的打天下问题，就难免采用决策效率高的军事独裁制度，也难免以民族权利交换外国的援助，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因而有迂阔之嫌。在解决传统的人口与土地的紧张关系问题的时候，民生主义的核心内容——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价增殖部分归公——更显得遥远空洞，甚至不知所云。
中国需要一个比三民主义更深入的理论，需要更深刻地理解自身和周围的世界，需要一个对历史和现状的透彻解释。这时候，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体系庞大、逻辑严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3、被选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对欧洲资本主义来龙去脉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性呈现。那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展开，是剩余价值的产生发展及其导致的危机与革命的图景。
中国的弱小资本被军阀、官僚、地主和农民挤在社会的边缘地带，与马克思重笔描绘的核心图景相去甚远。中国社会的基本关系，即根据礼法等级进行剩余产品的征集和分配，刑罚和暴力威慑下的横征暴敛，帝国官吏对农民、工匠和平民地主的敲诈勒索，这套正式规则和潜规则体系，与作为《资本论》论述起点的市场交换关系也截然不同。
在马克思重点关注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组织者为自己选择和雇佣守夜人，各生产要素的拥有者特别是资本拥有者控制了合法暴力，使之服服帖帖地为自己选择的秩序服务。通过这种途径，福利生产集团确实可以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在帝国秩序中，暴力赋敛集团的最高代表宣称自己拥有天下，本身就成为各种生产要素名义上的终极所有者。那些权利残缺的各生产要素的拥有者，虽然对暴力赋敛集团的决策有间接性的影响，但最终决定秩序的毕竟是暴力赋敛集团，是暴力赋敛集团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断，而不是福利生产集团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断。
总之，在帝国制度下，集团暴力支配了生产要素，确立了最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关系和政治体制，筛选并改造了为这套体系辩护的意识形态。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强调，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甚至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划分，在解释帝国两千余年的停滞和治乱循环时颇为勉强。
不过，中国迫切需要的不是某种经过严格证明的学说，而是替代儒家学说描绘自身和环境并拿出应对之策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尽管中国和欧洲存在历史和现实的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宏大锐利的眼光，特别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仍然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看到了一幅远比进化论和三民主义严谨精确的世界历史图景，找到了一套关于自身使命的逻辑严密的说法。中国与世界发生了性命攸关的关系，不能不寻求视野开阔的世界观。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史，不能不寻求视野深远的历史观。中国社会矛盾重重，战乱不断，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一定比和平宽容的自由主义更富于解释力。更重要的是，在马列主义描绘的世界历史图景中，蕴涵了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而这种利益分配，特别能满足中国社会的各种期待。
中国一直是天朝上邦，是所知文明环境的中心和顶峰。这种自信自负和自我定位，被西方文明比下去了。无论多么难以接受，多么不愿意正视，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本国落后的现实。按照中国共产党人套用马列主义理论给出的自我定位，在人类历史演进的五个阶段上，中国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种历史地位的急剧失落，落后挨打的耻辱和不甘，造成了民族心理的巨大张力——抗拒坠落、恢复传统地位和民族荣耀的强大牵引力。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这种张力已经表现为民生主义的“毕其功于一役”、避开资本主义贫富悬殊弊病、一举进入理想社会的幻想。
按照列宁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在统治阶级力量薄弱的环节，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首先夺取政权，再利用政权的力量迅速发展生产力，从而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领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理论隐藏着一种重排民族座次的分配关系：只要有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落后民族就有机会在人类历史进步的舞台上扮演特别重要的领路角色。在这个理论里，落后可以转化为获得民族荣耀的巨大优势，中国可以获得极其重要的世界历史地位。这正是民族心理张力所期待的地位。
按照马列主义理论，无产阶级将在自己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种革命理论隐藏着更富于诱惑力的利益分配方案：首先，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集团，在关于自身的理论中扣留了最崇高的中心位置，发起人和参加者可以分配到最大的权力和最好的命运，他们将掌握国家权力，支配一切，最后还要名垂青史。其次，在人数上占据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将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在这场革命中，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最后，所有人类成员，最终都会在共产党人艰苦奋斗中受益，人类将进入无剥削无压迫的大同世界，那里物质极大地丰富，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
上述利益分配方案，被裹藏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而科学的外衣之中，被描绘为自然而然的历史进程。中国的读书人很熟悉这种路数。儒家的天道中就裹藏着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皇帝至高无上，代天理民；儒生是官僚集团的主体，代天子牧民；劳力者交皇粮服劳役，供养君子，保卫天道秩序，享受皇帝恩赐的太平盛世。与自命为科学真理的历史规律一样，天道也必须通过长期的书本学习才能掌握，两者都是承载了真理和正义的可以评分考试的知识体系，两种意识形态的掌握者也都肩负着管理国家的重任。马列主义在重新解释世界和历史的同时也要重新进行利益分配，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利益的分配是否妥当。
然而，无论如何，马列主义对政权力量的重视，确实符合“晚发外生型”农业国实现工业化的要求。利用农业社会的经济资源和政治组织推进工业化，必然要求一个追求工业化目标的强政府，要求这个政府廉洁高效、税收适度，同时制订并实施强有力的工业化政策，使资源配置向工业化的方向倾斜，并且提供适宜的法律，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无论打出什么色彩的意识形态旗号，要把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强政府都是必要条件之一。马列主义强调的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则是创造这个条件的传统手段和难以替代的方式。
毛泽东思想
1、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马列主义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使共产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最初几步走得跌跌撞撞。
毛泽东1926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
如果更仔细地区分，还应该补充说：其中更大一个数量是在官营产业的奴役下。中国无产阶级人数不多，资产阶级更小得不相称。大量工人在传统的官营企业里从事雇佣劳动，中国的官僚代替了欧洲的资本家 。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早期阶段，发动矿山和铁路工人罢工，争取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争取合法的结社权，其矛头所向，主要是官府委任的管理当局，而不是私人资本。中国工人向专制政府争取权利的斗争，先后遭到专制暴力的镇压甚至屠杀，工人运动失败了。
北伐成功后，蒋介石羽翼丰满，开始大批屠杀对自身统治和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仓促组织和发动的武装暴动，最初也像俄国那样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结果又遭到了惨重失败。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农民占全国总劳动力的79%（2.05亿人） ，是产业工人数量的一百倍。工人和城市不过是大海中的几座岛屿。中国又处于独裁统治与军阀割据并存的乱世，武力的强弱决定着政治权力的大小。这是一片见识过数十个帝国生老病死的帝国废墟，要在这片土地上打天下坐江山，可供共产党选择的合理策略好比“自古华山一条路”。无论马列主义怎么说，几个主要社会集团的现实力量格局，注定共产党必须继承两千年来反复验证的成功策略：组织一个暴力集团，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吃大户，发动农民战争，或者武装割据，或者流动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耗尽对手的力量，最后包围城市夺取政权。
中国历代专制政权都宣称自己是真理和正义的惟一代表，面对民间反对力量的挑战，无论是非曲直一概镇压下去再说，毫无建立谈判妥协的共同决策机制的余地。在这种情势之下的反对者，只剩下“成者王侯败者贼”这两种选择，双方迅速进入暴力冲突状态，最后是胜者全胜、败者全败，独裁专制体制却始终完整无损。在这样的对手和传统之中，武装斗争自然就成了惟一可行的道路。马列主义对暴力革命的主张与中国打天下的传统方式一拍即合，差别在于：究竟依靠什么力量打天下。
中国的改朝换代主要倚重农民造反，而马列主义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评价甚低。马克思认为，农民总想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与工业文明遭遇之际，农民则企图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中国农民所梦想的，确实是一个桃花源般的自耕农世界，耕者有其田，轻徭薄赋，平均太平。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他们无力代表自己，一定要依靠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作为政治代表，小农的政治影响就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一切。而这个支配一切的行政权力又必定在小农养虎遗患、以弱肉供强食的退让策略下恶变为癌，毁掉寄主和自身。这样一个没有前途的阶级显然不是革命的力量。但是，依靠无产阶级在城市搞武装暴动的马列主义正统策略，已经被中国专制政府的屠刀淘汰出局了。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念过六年私塾，熟悉中国传统和现实力量的格局，又上过六年新式学校，学到了许多西学知识。他的经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深入的钻研，都赋予了他修改马列主义的优势。毛泽东用马列主义的词汇和逻辑，重新解释了传统的农民造反的意义，阐明了共产主义信奉者在中国夺取政权的道路、他们的力量基础、他们的敌人和盟友、斗争各阶段的目标和策略。这套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民搞土改。
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眼光，帮助中国共产党看透了一种现实，即地主与农民的利益冲突属于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又不分青红皂白地被中国共产党赋予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意义。毛泽东认为，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联合专政，贫下中农反抗地主剥削的阶级斗争必定导致与这种上层建筑的武装冲突，冲突的结果，必定是中国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勾画的历史和社会图景在凸显某些事实的同时也遗漏和淡化了某些事实。毛泽东凸显甚至神化了中国弱小的无产阶级 ，淡化了这个阶级主要雇主的国营或党营的性质。毛泽东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淡化了这个组织由爱国知识分子创建又由农民战士充实的事实。毛泽东强调了历史上农民与地主的冲突，把这种冲突描绘为中国历代的主要矛盾，淡化了多数农民起义是“官逼民反”的结果，淡化了农民与官府的矛盾。毛泽东强调了地主阶级和官府的共同利益，淡化了他们之间的争夺和矛盾，把强大的自身利益鲜明的暴力赋敛集团降格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毛泽东强调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呈现为帝国制度重建儒家秩序的自我调节方式。毛泽东为农民的利益和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大声疾呼，掩盖了共产党在掌权之后表现出来的对这种理想赶尽杀绝的轻蔑和仇视，回避了强行剥夺农民以建立新型官营工业体系的计划。
这些凸显和遗漏，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缺乏真诚，也许恰好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太坚定了，他们太急于抓住一种可以解释现实并且为中华民族指明出路的理论体系了。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需要时间，需要讨论辩驳和实践检验，但是中国陷入的全面危机却容不得这份从容。此外，共产党一旦成立，党派就有了自身的生命和利益，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发展自然要受到自身利益的指引和影响。毛泽东建构意识形态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团结全党夺取政权以实现其伟大的社会改造理想，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预设了一个神圣正义的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挑选事实并展开论证，辉煌的目标吸引了他的视线，也造成了他的盲区。神化了无产阶级，就可以合乎逻辑地神化其先锋队组织。不肯或不能指出行政权力支配一切并导致社会崩溃的历史和现实，是因为共产党也沉溺于暴力，也要依靠专政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强调地主与农民的冲突，不仅关系到公平的社会理想和实现工业化的良好条件，更直接关系到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士气和后勤供给。
以暴力方式剥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这是反政府的武装集团独享的扩张策略。历代的造反武装都可以吃大户，可以杀富济贫。地主的财富集中，自卫能力却微不足道，采取这种后勤和人员补给策略的暴力集团可以高速扩张，直到较富有的社会成员被榨干吃尽，不能继续以弱肉供强食为止。而且，这个策略是任何合法政府都难以模仿的。政府的税收政策无论多么严酷，通常也只能以财产的增量部分为征税对象，不能轻易杀鸡取蛋。但是造反者可以夺取社会上的存量财富，既取蛋又杀鸡——在壮大自身的同时还可以破坏合法政府的财政基础。采用这种后勤补给策略还有一项意义重大的好处，就是动员分得地主土地的农民加入共产党军队，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而战，为获得合法拥有权而战，为不遭报复而战。
帝国或党国与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理想的帝国基础是一盘散沙般的自耕农，而地主阶级却不断与帝国争夺人力资源和剩余产品，不断通过土地兼并削弱小农交纳赋税的能力。同时，特别强大的地主势力还可以构成对帝国的威胁。但是地主阶级又与帝国的官僚代理集团纠缠在一起，发展出耕读传家的生存策略，帝国很难对地主阶级痛下杀手。国民党军政独裁政权与地主阶级的关系依然如此。地主的重租和大面积占有土地造成了大量流民，影响了社会安定，降低了农村的整体购买力，这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工业化计划都是不利的。国民党也有土改计划 ，并且在福建和重庆郊区进行过以和平赎买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改试验，但是没有条件在全国范围内成功推行。国民党政府在江浙一带为土改做准备的土地整理（调查测量登记）工作，因地主阶级的抵制以及官僚集团与地主阶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1929年到1937年屡屡搁浅，连一个头也没有开好。到台湾后，国民党领导的和平土改成功，地主阶级的大量资金和经营人才转到工业领域，推进了台湾工业化的进行。
以阶级斗争理论将暴力方式的土改描绘为历史的必然，并将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地主阶级的利益描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策略。但是这种论述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共产党动员农民夺取政权的利益要求，而不是反映事物本身的真实关系。
综合而言，毛泽东主张的方针政策，很严格地满足了传统的打天下策略的要求，同时又用马列主义的语言和逻辑，为这套政策描绘了一个视野开阔的背景，为自身的活动指派了崇高的性质和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1840年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续，是无产阶级政党代替软弱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挑挑拣拣地将部分马列主义概念与中国的部分历史和部分现实结合起来，建构出最有助于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理论，指出了共产党打天下的道路，指出了工人农民翻身做主人的道路，指出了全社会走向平等富裕纯洁的大同世界的道路，指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毛泽东思想如同儒家体系和宗教体系那样，不仅分配物质利益，规定道德和正义的标准，还分配伟大、不朽和人生的意义，分配那些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神圣之物。毛泽东描绘的前景吸引了穷苦的劳动人民，也吸引了无数对现实不满的仁人志士。在这幅近乎宗教信仰的图景的激励下，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崇高的献身精神和惊人的坚韧勇敢，其规模和强度在中国历史上堪称前无古人。
2、新民主主义
贴标签并不能真正改变事物的性质。毛泽东用马列主义语言解释了中国革命的性质，贴好了标签，说服或强迫人们认可了这套标签，但并没有改变自身的性质。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依然卷缩在帝国废墟的角落里，所谓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真实内容，不过是一个用“历史规律”代替了“天道”的知识分子团体，用新说法和老办法纠集农民打天下的新版老故事。
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下，帝国制度在一次自身寿命循环的末期崩溃了。在帝国的废墟上，在工业化列强环伺和群雄逐鹿的环境中，一个曾经伟大的民族试图重新站立起来。它企图找到新的自立框架，而这种制度框架早已被废墟上的现实力量及其屡试不爽的生存和发展策略注定了。
废墟上暴力集团林立的竞争环境，注定这个框架的支柱必定是一个强大政治军事组织。废墟中小农经济基础的土壤，又决定了这个制度的基本结构。按照马克思对小农的政治影响的论述，那将是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结构 。君临天下的行政权力企图把西方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生产和交换手段用行政手段硬搬过来，以公有制的名义塞到官营工商业的框子里去。国家至上和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格局不但原封不动地得到保存，还要得到扩张和强化。
上述特征充分体现在毛泽东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之中。在政治方面，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在经济方面，则是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限度内发展。换句话说，就是不允许它获得“主义”的地位。在农村，则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将土地平均分配为农民的私产，同时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 。对比帝国制度，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中，“党天下”取代了“家天下”，儒家官僚改称共产党“干部”，官营企业改称“全民所有制企业”，土地兼并被限制在富农水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取代了儒家学说，其他因素并无实质性变化。
“党天下”与“家天下”的一个重大不同，就是将历代分离的“道统”与“法统”合并为一。中国的主要王朝都是暴力集团首领建立的，他们多为大老粗，号称得“天命”，立法统，然后雇佣儒生，由儒家意识形态执政集团当“真命天子”的代理人，按照儒家描绘的秩序“行天道”。“法统”靠血缘关系传递，“道统”则以知识考核的方式确认传递成功。
“党天下”本身就是由一个意识形态集团创建的，党的领袖既是意识形态的创立者或权威诠释人，同时又是枪杆子的最高指挥者。双重身份的统一，造成了一种类似政教合一的极权程度更高的体制。这种体制迫使每一代接班人将自己打扮为圣人和理论大师，同时又要求他建立一支效忠个人的军队。这双重任务的极高难度注定了最高领袖的终身制或垂帘听政式的变相终身制。
满清的“家天下”垮台后，法统不再靠血缘关系传递了，合法性的来源被公认为人民授权。中国社会接受了这种来自西方的观念，袁世凯时期就有议会，蒋介石时期也有国民代表大会。尽管清朝之后所有的中国政权仍是暴力集团的囊中物，却不得不在形式上冒充是人民授予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公开反对民主的智慧和勇气，它所效法的苏联极权制度，在名义上也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也不敢公然反对民主制度。为了争取人心，中国共产党甚至特别卖力地挥舞民主的旗帜，指责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也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在宪法上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过又用一句“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把共产党的地位偷偷摸摸地排在了人民之上 。
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力的真实传承方式，在受欧洲影响比较大的早期，采取了类似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投票选举教皇的方式，在后期则采取了本土佛家宗派指定接班人继承衣钵的方式。这是东西方两种道统的传承方式。如何将这种不容平民插手的道统传承，装扮成一个由人民授权的法统传承过程，一直是共产党国家政治制度设计中的难题。这个难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到人心控制的深度和统治成本的高低。
所谓“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使从字面上理解，也是由单一社会集团的意志而不是由多数决定的民主规则所支配的制度。这里的工人阶级已经像获得“天命”一样被预定为领导阶级，“人民民主”则被预先限制在领导阶级认可的范围之内。在制度的实际运行中，共产党更进一步，对代表其它阶级阶层的民主党派达到了人事、财政、组织规模和活动范围全方位的控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譬如在涉及四亿农民身家性命的土地归公问题上，农民也确实没有掌握自身命运或表达自己意愿的合法权利，尽管农民手中的选票比工人阶级多得多。
再进一步说，所谓工人阶级的领导，又是通过先锋队共产党进行的。正如毛泽东把以皇帝为首的暴力赋敛集团降格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一样，共产党统治集团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建立在比阶级划分的依据更深刻的根基之上的利益集团，非要把自己降格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和先锋队。其实，这个工人阶级只是共产党创建并管理的官营工业中受支配的劳动力。劳动力的表现算先进还算落后，标准完全由党的领导干部确定。因此，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资格，以及先锋队中的代表资格，都是共产党领导集团规定并赐予的，并不是工人阶级作为自身利益的代表选举的。事实上，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党的代表大会，代表资格都大量赐予了占据各级领导位置的党政军官僚，此外就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在各个领域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因此具有了浓厚的统一思想布置任务的动员大会性质。代表们的荣辱升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上级领导的控制之下。通过这种程序产生的代表，所代表的在很大程度上已是统治集团的意志。即便是以这种代表为主体召集的大会，代表权力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大会议程和大会发言是由大会主席团安排的，而主席团的成员与最高领导集团又是一致的。
在名义上，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大会采用民主程序确定党的任务，选举行使权力的中央委员会。但是，自从毛泽东将道统与法统合于一身，欧洲式的教皇选举制度作废之后，代表的名义权利便在技术上作废了。从中共七大到八大，中间间隔将近十年。从八大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