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狂士——老师槟郎
赵洪湖
这学期有幸上了李槟老师的课——新诗赏析，在充分习得知识的同时对老师的为人为文也有了了解。李槟老师，笔名和网名都是槟郎，在网络
上有一定的知名度。
“我自称‘民间左派’，实际上也可以较鲁左派”，这是李老师的旗帜。老师是个可爱的狂士，最初豪情万丈地、后来却是有些勉强地宣称自
己是鲁迅的信徒、忠实追随者和鲁迅帮当代掌门人，“整理一下本派谱系，鲁迅为源头，胡风在其中，槟郎在其后”（《鲁迅与左派》）。这
些是槟郎老师的信仰，在我等看来这似乎是“高处不胜寒”，可能我们会有诸多借口，但我还是汗颜——何为“兼济天下”？
“我是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最关心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社会权益”（《祖国，我回来了，无限感伤》），这是老师的自励，试问天下诸君，
又有谁能如此？老师的好朋友，广州工友服务中心的创办人——景祥，一位致力于工人权益保护的行动者，他的观点与老师似乎相近：我们所
追求的社会主义，它是民主的社会形式，它并不反对私人拥有财产，并用这些财产谋取利润，它反对的只是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特权，它明确宣
言，人类的发展在现阶段不能缺少资本和利润，社会主义追求劳动和资本的平等，即在政治、社会和经济诸方面的平等，和为了实现上述平等
而应有的分配的公正，社会主义允许资本享有权利，正如要求劳动享有权利一样，但是反对资本成为权力，也反对权力成为资本！为此景祥投
入为劳工维权的实践，引得身在高校，被书堆所“困”的老师心中发痒（《朋友景祥和我们的工友服务中心》）。“学术有专攻”嘛，同为有
志之士，一样深得我们尊敬！
老师对当今社会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当下的社会统治势力是右倾的，我文章常常将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和保守顽固势力，称为‘极右
翼权贵阶级’，他们是富贵阶级和权贵阶级的阔人联盟，为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利用极权制度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疯狂的剥削和压迫”（《
重新认识左派——槟郎先生访谈录》）。锋芒所向，直至漠视人民疾苦的腐败官场。通过不断写作和网络论战的历练，老师的笔头越来越硬，
写出了《收容我吧，打死我吧，我已在这片土地上暂住了五千年》这样激情四溢广受好评的精彩篇章，为被收容制度野蛮杀害的孙志刚打抱不
平，激愤万分地谴责社会分化和压迫现实：“一夜醒来，原来我们的古老了五千年的土地，仍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但做了五千年的奴隶的我，
不想再做奴隶了！明白了做了五千年的奴隶的我，在我和我的祖先耕耘了五千年的土地上，我们是暂住的奴隶，随时被收容，随时被打死。我
开始诅咒我暂住了五千年的土地，我愿与这片土地一道毁灭！”“（我们）根本不是这个土地的主人，而是奴隶。我愿和你们主人的罪恶的渊
薮一道焚烧，这便是交给你们比‘暂住了五千年’更大的罪证了”。此文当初发贴网上，好评如云，今天读来，仍有不可思议的魅力。
“我对这个弱肉强食，笑贫不笑娼的社会还有什么留念呢？我对这个阔人们的世界无所留念，我生存着只能遭受屈辱，我便常常想到自杀。”
（《我常常准备着自杀》） 我认为是非常真实的人文独白。这不仅仅是老师一个人的心情，我想大家都有一点点的，只要他还是一个正直的人
。老师在这篇“自杀”文中给自己留死后碑文：“这是个贫贱者，他战斗过，但生不逢时”。“战斗的贫贱者”表明的是品操的固守，让人起
敬。作为作家和知识分子，老师义不容辞冲锋在人文批评界的第一线，用精炼的文章，对时下种种弊病投匕首，犀利、正中要害。
作为一位现实中人，老师又表露出为人子、为人父的真情。《想念儿子》是写远在韩国大田的老师对国内的儿子的思念的。老师写于02年的《
怀念我的父亲和母亲》一文，我读来倍感亲切，老师于真情流露处敲击读者的心灵。每有会意当属异曲同工之妙。这就说我能深感老师笔下之
味，皆出我也有类似境遇。老师出生于农村，留念儿时艰苦岁月时家人的点点滴滴。关于那时代的童年，我父亲也曾讲给我听过，有数不尽的
苦难，但总会有难以磨灭的儿时快乐时光。大人们劳于奔波，总换不来饱腹，奶奶常说，那时吃野草、茨菰、山芋藤……这些还不常有，人人
得而食之。就是这样的童年，让槟郎老师刻骨铭心，发愤读书。在踏上求学路时，老师心中一定有誓言，要求得一针一线一砖一瓦，好生报答
双亲。这于我们来自农村的学子大抵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来到城市，周旋于花花火火，得付出十二分的精力，来换得城里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东东。致力于此，家乡双亲又老了，忘却的，终究忘不掉。
还没来得及报答，却……。痛苦中挣扎起来，满眼潦倒、贫穷……槟郎老师似乎找到了报答父母的方法，“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具
欢颜”，投身于劳苦大众的奋斗与解放中去。我也是土地的儿子，农民的后代，我爱我的家乡，爱我的土地，我又何去何从？将来是一介教书
匠，抵不到庙堂，那就处家乡之一隅——教书育人——农家子弟。都说现在的莘莘学子没有理想，而我也没有鸿鹄之志，就做燕雀吧。
2006年6月
除夕盘点：横站
王晓明
照老例，年三十是商人结帐的日子。鲁迅，则是每每在这时候编自己的文集。
我想，这个论坛上的不少人，如果来盘点一下一年来的进出，大概都会和槟郎一样，得到一个“左右不是”的结果吧。
这也是国情使然，完全的左和右，总令人难以苟同。所以，在除夕之夜论定自己的‘横站’立场，正是一件合乎时宜、应该做的事情。
注：2005年春节，王晓明先生在槟郎《年三十贫贱人生的随想》一文后的回贴。
槟郎:左翼鲁迅与价值担当
于仲达
槟榔是以现实关怀和批判为写作的动力和使命的，他的“主义”的确立，都是为现实问题的探索服务的。槟榔是一位在黑屋子里不断探索出路并大声呐喊的思想者，一位富有良知和人文关怀精神的青年学者，一位让人尊重的活跃的网络作家。在当代中国，像槟榔这样的知识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是什么原因使槟郎使变得如此悲伤？
他在《我常常准备着自杀》一文中这样叙说自己的经历：“我1968年出生在中国安徽省中部的一个小山村，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的祖父母生养了六个儿女，却不能全都养活，如最大的入赘到别人家，最小的被别人抱养走。父母也生养了六个儿女，比上一代更惨，饿死了一半。我在贫乱的中国乡村土地上如野蒿子一般疯长，奇迹般地活到现在，我却目睹了许多儿时的玩伴遭天灾人祸，现在早已化为黄土。”槟榔从贫瘠的乡村感到了压榨和不平，贫穷和无望。
他的忧伤和绝望，来自这片土地上的人的苦难和哭喊。他爱这个土地上的人，无法选择离去。曾几何时，自由变成了奴役，公正、平等的理想变成了赤裸裸的歧视和凌辱、变成血汗工厂，变成草根阶层被盘剥、被践踏的呻吟……身处其中的被压迫、被侮辱群体的知识精英无法像某些自由知识分子一样超然的评判，理智的分析，在他们心中，与其说是被欺骗，不如说遭到了背叛!卑贱的社会地位和贫穷的经济状况让槟榔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最贫贱的工农阶层的立场上来。正因为始终不忘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为他们呐喊和抗争，槟榔确立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这样一种历史角色。槟榔把自己定位为鲁迅左派，以鲁迅为尊师，强调鲁迅的“民间”特征，学习、发扬左翼鲁迅的思想和战斗精神，以文学批评和社会文化评论为武器，致力于“思想革命”。槟榔认为鲁迅左派属于左派阵营的自由左派，在强调关心广大下层劳动人民利益上与毛左派一致，在对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之路的肯定上与民主西化派有共同点。至于自由宪政派的宪政理想也是赞同的，但对他们与既得利益者的妥协保持警惕的态度。槟榔认为：左意味着改革，右意味着保守；左意味着下层大众，右意味着上层贵族；左意味着激进，右意味着温和。左意味着被压迫者的反抗，右意味着既得利益者的顽固维持既得利益。……不尽枚举。将鲁迅与“左”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由于历史上鲁迅一直作为左翼的旗手，更由于鲁迅思想和鲁迅精神体现了上面所枚举的“左”的各种特征。整个鲁迅体现出来的一个字来形容，“左”字最贴切。左派的槟榔只是在同情地层民众、反对权贵资本主义、谴责社会不公和政治腐败的问题上有其鲜明的特点，槟榔在支持宪政民主，支持言论自由、支持人民主权和市场经济等方面，与自由主义又派（槟榔所谓宪政民主和西化民主派）并无矛盾。
槟榔自称“民间左派”宣称自己是鲁迅的信徒、忠实追随者和鲁迅帮当代掌门人，“整理一下本派谱系，鲁迅为源头，胡风在其中，槟郎在其后”（《镰刀和铁锤是我的十字架》）。他一边以鲁迅衣钵传人自命，一边不断地对鲁迅思想做重新诠释的工作，把鲁迅的思想从扭曲中还原出来。以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关怀精神，“我是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最关心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社会权益”（《祖国，我回来了，无限感伤 》）。可喜的是，自称鲁迅左派的槟榔自潜入关天以来，不知不觉中修炼了自由主义派内功心法，开始尊重宪政，认肯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反对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并保持了关心底层疾苦的本色。仅以上述思想立场观察，槟榔已经走出了专制政权帮闲党的阴影，实际上已经站在自由主义者行列中了。是的，“鲁迅左派”期望的“革命”是以血淋淋为代价的，不是他们关心的，这种“关注和同情”也不是是“农工阶级”真正的需要。
一位盗帅的网友说的有理，虽对现状不满意，强烈要求社会往好的方面变革，但我并没有主张“革命”。 社会不能再回到那种主张破坏的“革命”之中，左翼要吸收自由主义的养分。 在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人人都享有自由，才可能形成一种制约的机制，使社会有序发展，如此才能堵塞产生专制暴君的门路。
刘路的描述让人深有感受，但对于槟榔信仰的社会主义表示警惕。东海一枭等一些网友认为他“形左实右”，毕巧林先生曾说他是自由主义的激进派，因为他长期地活动在自由派的圈子里，左派依旧，但思想的确在发展中受到自由派的强烈影响。我和槟榔有着相同的底层情结、共同的社会理想、一样的被出卖、被遗弃所造成的心灵创伤。我虽喜欢槟榔，却义无反顾投向了自由主义。
这个板砖是给槟郎的
grf1012
grf1012(夜茶坛斑竹）
槟郎在我的地盘上发了很多的帖子，依这个版面的规矩，都是即来之则拍之。以前我在槟郎的帖子后面也拍了几下，但根据这几天槟郎的发帖量，我估计是火力不够，槟郎权当以前拍的是敲背了。所以我就特地另写一篇给他一下狠的。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也就没有发言权，因此我特地去了与他有关的几个网站如槟郎书院，秋天的书叶，红辣椒论坛等等仔细一一拜读了槟郎大作。槟郎还是在这些网站里头当任一定的领导职位的。不象我就茶坛一小混混，他还是有一定的威望的。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那一帮人都称呼自己是，我们知识分子。我小时候是把知识分子这荣耀的身份都往那些造原子弹啊，火箭啊的人身上套，长大后我才发现那些人另外有个称呼叫做科学家。依次类推还有音乐家，建筑家，政治家，教育家等等，最不济还能叫作家。总而言之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惟独知识分子是如何来划分，我到现在还是弄不明白。当然知识分子都是要认识字的，但是要认识到多少字才可以叫知识分子就很难说了。如果你说2000个字就叫知识分子，1999个就不是，那这样划分也太勉强了，不就少一个字嘛，文章还是照样看的懂的。首先我自己得承认，我认识的字不多而且基本还都是中国字。万一哪天瞎撞到了什么英文网站，我都是朝那写着sex的地方点去的。在认识的为数不多的两三千中国字当中还有一半是错别字（这个不怨我，谁叫学校出语文试卷，必定有个题目就是辨认错别字，我没把错别字辨出，但是我把错别字全记下了），因此是打死我也不敢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槟郎他们可是堂而煌之地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他们总该给他们自己有个划分标准的吧？我又细细琢磨他们的文章，最后一个人的话浮现在我的脑子里。那人就是王朔，具体怎么说的记不清楚了，大意如下，知识分子也就是那群以天下为己任，干预社会，哭着喊着给人民群众指道的那拨人。看看槟郎他们的文章，想想这句话，还真贴切啊。
因此槟郎他们对风花雪月的事是不屑一顾的，要说就说大事情。这样就有了槟郎写的《盛世危言：我们的中国病了》《美伊战争与文明冲突，及中国的梦魇》《 巴格达“解放”与三个问题》《关于美伊战争与好友六月六月兄》等等大作。其中我又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槟郎对自己立场定位为自由左派。左派，右派我都好理解，加上个自由那就有点耐人寻味了。我对自由的理解也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干什么，不受约束。那么自由左派意思也就是槟郎现在想呆在左派的阵营里，等哪天风向转了，那槟郎就改个自由右派名字就可以重新扎根于右派了。反正关键意味在那自由上面，不是俗话说没有自由我宁可死。这里grf1012对槟郎表示钦佩之意，真不愧是知识分子啊，对文字把玩得炉火纯青，即可以当*****又可以里立牌坊，两全其美。
在《关于美伊战争与好友六月六月兄》的这篇文章里，槟郎说到那位六月六月兄对他很是当心，老是怕槟郎去当人肉炸弹。在这里我就要对那位六月六说：“放心好了，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不干这种事情的，那些事情都是那些没文化的人去干的，知识分子是指出方位感叹道，好地方啊！这里美国人很多，如果有个人体炸弹就可以炸死很多美国人啊！如果那人体炸弹没去。知识分子只会发一会急说什么耽误战机之类的话，绝对不会把那炸弹扎在自己的腰上冲上去的。槟郎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去干这样的傻事，他只不过使劲把人往傻子路上领而已。”
根据槟郎众多文章和与槟郎物以类聚的朋友的文章当中，我还知道了槟郎是一个中国人，但是目前在韩国教书育人。我在这里对槟郎殷切希望也就一个，就是希望槟郎在韩国一定要把知识分子的本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一定要打着人文的幌子，口臭心毒把那帮韩国人全拽到傻子的道路上去。这样槟郎功可盖世了，对中国贡献那是大大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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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郎回复：
grf1012兄这块板砖砸得好厉害呀，浑身疼痛得既舒服又难受！
好文准备存到我资料库，便转贴有关论坛，让我的网友看看。
兄来诤友也。只要不封我的ID，我还来讨教哟。：）
谢谢。祝好！
怀念狼致槟郎书
怀念狼
槟郎兄，世界之大，浩瀚无边，本应睁眼看世，清醒为文。可却总有一些人坐井观天不识天下之大，却动辄以才子奇女自居，思想陈腐不堪，玩弄文字游戏以炫博学，无病呻吟以示小资。仔细观之，却发现只是套着时尚的文化吊带衫，里头却是祖母发臭的裹脚布而已。忠孝礼节义，三纲会五常。却被一些愚人蠢材捧之为奇人才子，殊不知其立论有多三国气，水浒气，流氓气。一方面矫情的以梅花傲雪自诩，一方面又市烩地于宋江招安这种愚忠心有戚然。如此白开水般的抒情与白血病似的作秀，如此人格分裂言不由衷之徒，有何面目大谈仁义道德，还是草民的市井悝语形容的一针见血：既要当*****，又要立牌坊。此等御用文奴，将传统文化之糟粕立于东方不败之地，精华却被弃如破鞋之位，又实在让人感慨万千。这些愚盲可曾了解，专制文化之残酷凶狠，流氓游民之草菅人命。文人儒士清谈性理，袖手家国病症，无视农人节妇之悲，诗经汉魏时代的征夫泪和思妇哀怨在这时也绝少表现。沉默的大多数，那些哑巴们一旦开口说话，就只能是王小波那样“均贫富”的朴素微弱的声音，就只能是梁山好汉们替天行道那样的暴戾残忍的行为。“你这厮只是俺手里的一个行货”，人只是一个手段，吾人生命只是一件行货。
此类奴化教育培养出来的井底之娃之徒，在中国又岂是少数？他们可曾明白：三国气、水浒气、金瓶梅气，虽说替天行道，天道何尝在，一个数百年间活动着行走着的在今人眼里还是人吗？只为行货，“洪洞县里无善者”，都有苦，都是罪人。又何尝真正反省过一丝一毫。诗词歌赋漫天飞舞，吟风月咏表妹无狼心有狗肺，便满足于在一个伪善的小世界手淫传统文化，意淫全世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批之则气急败坏，捧之则得意洋洋。责人易律己难，死不改悔厚颜无耻，于是民族精神便一天天堕落却又一天天自得，铁屋丝毫不透半点空气。正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何处是人间？虽有魏晋风流，有竹林，有新亭，高贵的、精致的、深情的吉光片羽，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目送飞鸿，手挥五弦”闲情逸志。然点点星光难明万古长夜。五代十国，南北宋，夏辽金元，儒理明心见性，却依然是构筑专制建筑上的沙之塔，水中花。这代价又何其大啊，征伐、杀戮、吃人为手段来建构秩序最终演变成吃人为目的本身，一个民族都被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地吃掉。“存天理，灭人欲”，国家、集体、社会大于个人，名字比生命更重要。数百年间中国几为人间地狱供专制之轮齿磨合试验。虽然人头如韭，奈何杀人如麻。只是可怜侧帽楼中客，不在薰炉烟外听。
今日重提鲁迅，实乃不得以而为之。百年轮回，炎黄子孙的我们，竟然发现依然走不出革命的“鬼打墙”，依然是“行货”一个任人摆布任人抹杀，从广州收容所含冤而死的武汉大学生孙志钢到湖南湘潭屈辱致死的音乐女教师黄静，我们的公民在自己土地上只能暂住，我们的法医竟然能将强奸致死诊断为心脏病，这又是怎样的咄咄怪事。愚盲们却依然麻木着，依然兴奋着。以为自己无比幸福，沐浴在阳光之中。以为文化空前繁荣，思想日益活跃。思及鲁迅先生言辞，吾实在为这些人羞愧地无地自容。先生曾言：“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做‘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为了逃避下于奴隶的厄运，“这时候，老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鲁迅《灯下漫笔》)
槟郎先生虽自称鲁左，吾观点与先生炯异，然君子和而不同，关怀底层注重民生，皆是你我共同的底线。所谓阳光洒在你脸上，泪水留在我心里。面对苦难的无声的中国，就需要先生之佛门力士金钢之狮子吼，惊醒铁屋中的沉睡人，愚氓不能理解，他们几时曾是国家的主人？你不觉得窝囊和失败，就永远别想有当主人那一天。可惜，又如鲁迅所言：“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们。”(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真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
此类民族之痼疾，精神之癌症：如狭隘，冷血，麻木，犬儒，死不改悔，人格分裂，偶像崇拜，好皇帝情节之毒瘤。若不痛定思痛，刮骨疗毒。若不彻底清算专制土壤，培养良好的公民意识，树立健全独立之人格，提倡良法之治之精神，那民族复兴，将遥遥无期。当惯奴隶之中国人，只好继续埋怨自己不争气了。
鲁迅毕生都为中国人成为其“人”而疾呼，他说：“列国是务，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尊精神。”望槟郎先生继承鲁迅先生之遗志，面对黑暗恶势力绝不低头，将批判之精神发扬广大。一个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应成为民族之良心，人民之斗士。后生晚辈，胡言乱语，还望先生海涵！
怀念狼顿首
2003-5-27
注：书信交流，请勿对号入座。
关于槟郎先生的两篇短文
胡一媚
（一）
槟郎先生近有文《我常常想着自杀》。读后很感动。
自杀是个敏感的话题。知识分子的自杀更是如此。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杨炯投渭水而死，说是疾痛难忍，难断真假，恐怕病痛也非唯一原因吧。诗人自杀表征的往往是“天鹅的绝唱”和精神乌托邦的毁灭。但集体凭悼的悲剧毕竟不是任何时期都有的现象。君子宜珍重！
我与槟郎先生交往不多，以前在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多见其名，然而自己是一无名小卒，自然无缘相识。一场偶尔的争斗，相识在红网，也算是缘分吧。我敬仰先生的为人。“我对这个弱肉强食，笑贫不笑娼的社会还有什么留念呢？我对这个阔人们的世界无所留念，我生存着只能遭受屈辱，我便常常想到自杀。”我认为是非常真实的人文独白。这不仅仅是槟郎一个人的心情。我想大家都有一点点的，只要他还是一个正直的人。
槟郎以鲁迅先生为人生的榜样，这是一种难得的人生态度。以我的所见所闻，许多学鲁拥鲁呼鲁的人其实算不得鲁派，但槟郎是真正的鲁派。我敬佩鲁迅先生的精神，自然也喜欢槟郎这种敢于表明态度的气概。相信他是个战士。
槟郎给自己留碑文：“这是个贫贱者，他战斗过，但生不逢时”。“战斗的贫贱者”表明的是品操的固守，让人起敬。“生不逢时”其实说的是自己的处世态度总悖于社会的黑暗面。但是社会总在前进，时代总在变化。我希望槟郎先生积极面世，痛苦的时候给生活加点亮色。昌黎先生在《送董昭南序》中说：“君子勉之哉。”不假。是君子的就共勉吧。
呵呵，在上面的回复中胡说了一首诗，再引如下，也算对自己境况的言说吧：
人情多冷暖，世态自炎凉。我辈何戚戚，荷戟竟彷徨！？
（二）
今天中午上来，读到老枭宏文《枭鸣天下之四十四：潘岳算什么东西！》，于是，写了几句如下：
“老枭作文，喜欢避实击虚，因而内容就免不了空洞。你看看，分明实讲“潘岳算什么东西！”但偏偏不见说到潘岳究竟具体有那些东西，你也找他的“代表性”的东西给分析一下呀。而是喋喋不休大段大段地玩弄自己所熟悉的康梁故事，这难免就堕入二流了。且潘总没有自比康梁吧，根据他人评说而评说，不是扯远了点吗？
所以，如果不是老枭作文上有毛病，那只能说他没有研究潘的作品，很可能是道听途说而已。
至于借题发挥，是老枭的惯常手段，也就不说了。呵呵。”
顺便也看了看他人跟帖，有槟郎的：“有气魄。”槟郎兄与老枭有交情，所谓英雄惺惺相惜，故如此评价，无怪矣。但从另一方面来读，还是有点怪怪的味道。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有气魄”这个评价究竟是有问题的。也可以说，不是个好的评论。槟郎先生是文学博士，在谴词造句、品评文章、鉴辩思想上的功夫要远胜于我这样的普通大学二年级学生。但先生似乎出于对故人的偏爱，对故人牛皮哄哄的文章予以“有气魄”的简单评价，我总以为不妥。“有气魄”三个字是一种不辩是非的乡愿作法。槟郎先生既以鲁迅为精神导师，当不会另师老枭吧？
槟郎先生是学者型斑竹，当故人文章投来之时，我认为还是要执公允的态度，对其中有些过激的文字予以删削，这样，留下的文字对大家都要好些。我曾劝过老枭，换种笔法，不是写得出更好的文章吗？“气魄”有什么用？“噱头”有什么用？难道要在一删再删的“被虐”中寻求“伟大”吗？“准风月谈”就不是绝世好文了吗？
槟郎兄应该爱护自己的文友，不应该哄抬自己的文友。我就说这么一点，不正确之处，请槟郎先生批评指正，同时对我的卤莽予以原谅。
（2002-12-10）
槟郎
嗬嗬，谢谢胡兄点名批评。
第一则，我不说什么。你的诗写的好，有味道。谢谢你。
第二则，老枭是我老友，也是兄长，我十分敬重他。他的文章不能说没有胡兄所说的毛病中的一点，但的确大气磅礴，非我所及，甚羡慕而憾自己不能为也。谁文无病，兄批老枭文部分有理，枭兄可鉴之一二。
老枭发此论坛之贴，改删否有老杨同志和管理员先生负责。我对友人文，一般不评价，我也不主动招友人到我当斑竹的坛子助贴。
谢谢胡兄。
就石秋兄对槟郎的批评说两句
石勇
石秋兄，看来你对槟郎的成见颇深，容我说两句。
石秋兄，槟郎不仅不是那些投靠反华势力的“民运人士”，而且还是这些“贱种”所恨的“左棍”。
某些流着自由民主的口水一边喊口号一边骂人的家伙很容易分辨出来，那就是歇斯底里，毫无教养地在回复里对别人骂骂咧咧。这种人典型的人格分裂，典型的虐待－－被虐待的人格结构。他们一边扯上自由民主的大旗似乎自己就是自由民主的化身，一边却又对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横加辱骂，典型的极权主义思维和痞子作风。有兴趣的话你在新青年一样可以发现这种人。
而槟郎与此相离何止万里。
我从去年（好像是3、4月份）就与槟郎认识，可以这么说，我上网在论坛上混第一个认识并成为朋友的便是槟郎。那时在中国哲学网，他曾在那里的一个版面主持。后来我有将近半年上不了网，10月份终于可以上时发现中国哲学网被封了（我曾在那里与媚美者进行过“论战”），从朱鲁子那儿打听到关天茶舍，于是又与槟郎相遇。
槟郎兄曾数次将我，以及泪眼看人兄引为同道。我虽不明确表态，但我的沉默证明我基本上是同意的。当然我们重点或爱好不同，但观点立场大致相似。
我们的观点很明显，便是对“私有化”、“资产阶级专政”这些对工农构成损害的东西持强烈批判态度。持有草根阶层的立场。这当然丝毫不能证明我们对这个极权主义制度就是认同的。这是两码事。事实上，极权官僚恰恰和资产阶级是一伙的，意识形态不过是他们操持的迷惑人的道具或狗咬狗的斗争，都是建立在榨吸工农的血汗上的。从我本人来说，我是两个都反。我渴望的是一种“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
所以极右者曾攻击辱骂我们是左派。当然那些操持意识形态术语的左派也是巴不得狂揍我们这些人。
槟郎不是什么民运分子，他只是一个大学老师，一个文人气很浓的“批判知识分子”。我也曾劝告他警惕那些一天到晚流着“自由民主”口水行卑劣行径的右派甚至投靠国外反华势力的右派，对“民运”更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批判制度与热爱祖国毫不冲突。爱国的底线一旦突破，再喊自由民主的口号都没有用。
从真正的“左”的意义上讲，槟郎毫无疑问是个左派。至于他流露出的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暧昧态度，不影响总体上对他的判断。
我总觉得石秋兄批错对象了。某些你应该批的人你在这多注意点都会发现。
2003、6
想念槟郎
杜导斌
槟榔真名李槟，南京大学现代文学博士，大学教师，目前正在韩国做公派访问学者。在当代众多青年学人中，槟榔以喜欢打旗子树招牌著称，“我自称‘民间左派’，实际上也可叫鲁左派”。槟榔是一个可爱的狂士，最初豪情万丈地、后来却是有些勉强地宣称自己是鲁迅的信徒、忠实追随者和鲁迅帮当代掌门人，“整理一下本派谱系，鲁迅为源头，胡风在其中，槟郎在其后”（《镰刀和铁锤是我的十字架》）。同时，槟榔也是一个矛盾集合体，一边以鲁迅衣钵传人自命，一边不断地对鲁迅思想做重新诠释的工作，“（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学在民国政府的专制政权下胜利突围了，在新的政权下却发生了变异，终于消亡”（《关于鲁迅与左派答毕巧林兄 》），还主动担负起新时代的鲁迅辩护士角色，“左翼思想并不能与中国具体的赤化思想划等号。我在别的文章中认为鲁迅与国民党左派的亲密关系远甚于gong产党”（同上），认为中国50余年来的现实并不能证明是鲁迅错了，而是鲁迅精神受到了扭曲。
“初识”槟榔是在关天茶舍，某一天浏览时蓦地发现了这个陌生的ID，联想到一种从未品尝过味道的水果。那时的关天茶舍上新人辈出，慕名而来的每天不知凡几。像所有患有夜郎自大症的网络大虾一样，对这个新冒出的ID我当时只是眼中有心中无。有一天，这个新“面孔”却在留言中告知，我的某一个帖子被收入了《槟榔文学书院报》。自己辛苦写成的东东被人转载，尽管是免费的，总不算是坏事。我按照他留下的链接点过去，找到了槟榔的“家”，感觉不错，但也没什么特别吸引我的地方，没两天就忘了（如此直率地讲出实情，槟榔看见了也许会伤感，然而，事实如此，我不能欺骗朋友）。
也许是我的东东真的让他心生佩服（但愿如此），也许是我在关天上的“赫赫大名”把他如雷灌耳给灌晕了，也许是他坦诚的性格加书卷气加触网时日太短，我至今也吃不准是什么原因，有一次，在一个公开的回帖中，这位以“三商王怡”向关天上一等一高手王怡叫板的中文系博士居然说他“敬爱黄喝楼主”。语气并非调侃！我哑然失笑，又沾沾自喜，在电脑前陶醉了好长一段功夫。人都是喜欢高帽的。我是人，自号黄喝楼主，却没有黄家祖宗东邪的怪脾气，如何可以免俗？自此之后，我对他的注意增加了。未久，我即发现这是一位敢爱敢憎的书生，率真质朴，对社会不公切齿痛恨，批判性思维取向，针砭时弊的文笔中有股子新锐勃发之气，时常可感知到他激越的情怀，殊为可亲可爱。我们的关系亲密了起来。
接下来的相处愉快是很自然的。我们一起在博雅小轩做版主，一起发起声援刘荻的签名活动，他帮我在韩国做调查，在许多坛子里，我们的帖子常如亲兄弟般上下楼同沉同浮。槟榔自命“鲁迅左派”，指派我为“右派”，彼此却不曾成敌成仇，反而愈走愈近。
如我一般，槟榔的思考和写作勤奋而执着，直面各种论战，公开亮明不能见容于CCP的观点，在[民主论坛]、[新世纪]等中共“如临大敌”般的海外媒体上频频发文。以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关怀精神，“我是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最关心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社会权益”（《祖国，我回来了，无限感伤 》）。对当前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贫富分化问题、城乡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等社会不公正现象，槟榔大胆发表背对官方愚民导向的言论，“我愿成为一根左棍/奋起千钧扫荡人间不平”（《左棍槟郎之歌》），“我认为，当下的社会统治势力是右倾的，我文章常常将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和保守顽固势力，称为‘极右翼权贵阶级’，他们是富贵阶级和权贵阶级的阔人联盟，为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利用极权制度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疯狂的剥削和压迫”（大月亮：《重新认识左派——槟郎先生访谈录》）。锋芒所向，直指漠视人民疾苦的执政当局。通过不断写作和网络论战的历练，槟榔的笔头越来越硬，写出了《收容我吧，打死我吧，我已在这片土地上暂住了五千年》这样激情四溢广受好评的精彩篇章，激愤万分地谴责专制政权：“一夜醒来，原来我们的古老了五千年的土地，仍是主人和奴隶之分，但做了五千年的奴隶的我，不想再做奴隶了！明白了做了五千年的奴隶的我，在我和我的祖先耕耘了五千年的土地上，我们是暂住的奴隶，随时被收容，随时被打死。我开始诅咒我暂住了五千年的土地，我愿与这片土地一道毁灭！” ，“（我们）根本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而是奴隶。我愿和你们主人的罪恶的渊薮一道焚烧，这便是交给你们比‘暂住了五千年’更大的罪证了”。
与此同时，槟榔的思想也在逐步趋向成熟，“我给自己定位是鲁迅左派……属于左派阵营的自由左派。我理解的鲁迅派或自由左派在强调关心广大下层劳动人民利益上与毛左派一致，在对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之路的肯定上与民主西化派有共同点。至于自由宪政派的宪政理想是赞同的，但对他们与既得利益者的妥协保持警惕的态度”（同上）。至此，槟榔的思想已经从鲁迅左派的小水坑中跳了出来，汇入了当代立宪民主思潮的江河之中：“我的设想是，推进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在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的框架下，成立自己的组织，在工会和农会的基础上组成自己的农工政治组织，走议会道路，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对鲁迅的左翼思想的发展，鲁迅时代不谈民主宪政，是无实现的可能性；现在，民主宪政是国际潮流，大势所趋。在还有希望的情况下，民主宪政也可以用来维护工农阶级自己权利。不管什么政治势力，谁能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左翼知识分子就支持谁”（《镰刀和铁锤是我的十字架》）。 在做了不到两年的网络人后，这位身为某参政党成员的“左棍”由一个力量单薄的反权势兼为底层说话者，在不知不觉（也许是有知有觉）中修炼了自由主义派内功心法，开始尊重宪政，认肯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反对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并保持了关心底层疾苦的本色。仅以上述思想立场观察，槟榔已经走出了专制政权帮闲党的阴影，实际上已经站在自由主义者行列中了。网友toutle在《显微镜和望远镜——浅析“鲁迅左派”》一文中比较尖锐地揭示了“鲁迅左派”的实质：“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所谓的‘鲁迅左派’只不过是鼓吹全盘西化的右派们的一件漂亮的隐身服。而让这件隐身服现出原形的方法就是：以右派之矛陷左派之盾”。
上个月，思想、写作、名声正处于上升阶段的槟榔宣布他将回国，在《祖国，我回来了，无限感伤 》一文中他写道：“回国吧，异国虽好，但我这样的中国人就根本不会嫌祖国贫。我并且知道祖国也有许多阔人，他们的钱多得发愁，便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移到海外，三代人都花不完，便到赌窟豪扔”，并准备着“回国后，我仍只是个贫贱的大学教书匠，在整个国家的广大下层人民在自己居住了五千年仍算‘暂住’的祖国，我这个‘自投罗网’回来的暂住公民，一旦回到我无比思念，魂牵梦绕的祖国，我随时像同样是知识分子的孙志刚先生那样，被我的祖国政府部门收容。我的祖国对我这样的人，‘只有天堂没有暂住证’，居安思危，如果我的短暂回国探亲遭到孙志刚那样的结局，那这篇文章就算我的绝笔遗书了”。果然，没几天，这位热爱祖国的游子就突然公告，声言因上网环境差和俗务太多的缘故，将戒网一个月。从这天起，槟榔和他的真名李宾两个名字就再也没在网上露过面。好象被蒸发了一样。一个真诚的朋友不见了，忽然间网络寂寞了许多。
在感情上，我基本接受槟榔因“国内上网环境极差，又有许多俗务要做”而消失的解释，但是，一个酷爱网络写作的学人，如果不是有情非得已的原因，要完全保持沉默是十分痛苦的。我心中始终甩不掉另一种猜测，以我的亲历和对当局行事的阴险作风的了解，槟榔的活动应该早就受到无孔不入的网络警察的注意，他转向后的思想肯定也不能见容于权势集团。就像我不相信南京的乌鸦是白的，我不相信槟榔出国前任教的大学会是一片净土，我的头脑中不止一次浮现出槟榔回国后受到威胁、警告的场面，虽然苦于山水相隔无法证实，心里还是为他担忧。
槟榔是一位在黑屋子里不断探索出路并大声呐喊的思想者，一位富有良知和人文关怀精神的青年学者，一位让人尊重的活跃的网络作家。在当代中国，像槟榔这样的知识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论什么原因让他喑哑了，都是不能接受的。我希望槟榔能早日摆脱困扰，回到自己纵横自如的网络上来。
商榷槟郎：思想地图的分界线在那里？
心不太急
在中文网络论坛上，槟榔先生是少见、甚至仅见的一个热衷于描摹思想地图谱系的家伙，他试图绘制地图、涂抹颜色、命名、定义、解释内涵和外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不能否认这种纯“技术性”工作的必要性。但必须在同时承认，任何学术概念，都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迫不得已”而拟设的假想性的描述。因为任何概念相对于它所描述的事物本身来说，都是形而上学的、干枯的，都是人为虚拟的“平台”，这就仿佛在奔腾不息的大河里舀起一瓢水说“这就是大河”一样荒谬。舀起这碗水只是为了自己品尝、观察、研究的方便，但对于他人来说，很有可能就会因此而给他人造成误判。事实本身是一个绝对动态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任何概念都把事实本身静态化、抽象化了。因此我说：概念是思想的第一个死敌。
比如左派、新左派、鲁迅左派或毛左派以及“原教旨主义左派”等等，它们到底“能指”何物？其实以人类有别于上帝的智力活动规则来说，它只好永远是个“模糊数学”了。但从槟榔先生的定义和解释中，我这个自称右派、也被原教旨主义者斥骂为“极右派”的家伙，倒是很有资格以左派自居了 。
我出身于底层社会，槟榔先生也出身于底层社会——中国又有几人不是出身于底层社会呢？我或者你以及别人总是与中国的底层社会有着血缘上的先天性的、几乎宿命般的联系。我承认自己思考时几乎是本能的而不是刻意的做作的保持着平民意识。如果以这种出身及出身所先天决定的潜意识来划分，又有谁可以不是鲁迅左派？
无庸讳言，90年代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分裂，思想的分裂是在“地表”，而发生在“地下”的“基尼系数”才是这次分裂得以发生的真正动因。但从“思想界”本身来说，应该是“裂而未分”——一个碰巧的裂痕使原来在一起的人看起来好象是在两边。仅仅是“好象”。比如我这个在论坛里遭到臭骂的家伙，其实何曾离开过社会的最下层一步？我不想与穷人站在一起也不行啊，因为那些高蹈的左派兄弟正在向我义无返顾地靠过来啦，因为我本来就是穷人呀。从这一点上来说，其实左右并无分别，所不同的只是双方在面对“基尼系数”时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差异。
记得看到过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很流行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在20岁时是左派，说明这个人良心不坏；但如果到了30岁时还是左派，那可能就是智商问题了”。这当然是美国式的幽默或戏谑了。这当然也是说“左派方案”仅仅是一种有趣的“行为艺术”，要拿它当真有大麻烦了。在我看来，论坛里主张或提出这种“左派方案”的人，本来就只是行为艺术家而已。
我现在想说的是，左右的区分在思想上是毫无价值的，对被斥为右派的人，也许必须承担道义上的暂时尴尬，而激动地以左派自居的人，则要成为永恒的左派了——如果真按左派的“行为艺术”去消灭哪个“基尼系数”，只怕哪个家伙会永远消灭不了，只怕他们倾注了全部同情去关怀的穷人，只好继续做穷人了，而且很可能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穷的。
这是一篇无聊的文字，与其说是在参与左右之争，还不如说是为了让左右之争早日休矣。
最后想说的是，左的言论与右的言论甚至非左非右的模糊言论，都应该有自由而充分表达的权利。“言论自由中性”，任何人或组织都不应该去限制其表达的权利。至于表达出来的言论属左属右、合法非法，实在不必争论。因为在我看来，任何压制所谓“非法言论”表达的行为本身才是唯一非法的。
致槟郎——新年的祝福兼答《我常常准备着自杀》
作者：【旷新年 】
发言内容：致槟郎——新年的祝福兼答《我常常准备着自杀》
我是旷新年。大概几个月以前，偶然读到过你的文章，为你的真诚所感动。当我又偶然看到你的贴子《我常常准备着自杀》的时候，忍不住破了自己的戒到网上写点东西。有时候有朋友寄来一个名叫数学的网友的文章，数学说他写那些东西，只不过是一种娱乐游戏，我很喜欢他这样的态度。有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不与网上的人交朋友”。我深以为然。不要关心任何人的评论，不要为任何评论所左右。用心生活着，只为内心而生活着。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在网上注册一个名字，就是为了向你致意，并以此相忘于江湖。
在你的贴子下有这么一个跟贴：“社会太黑暗了……这个社会就是弱肉强食，需要去竞争，去欺骗，去害其他人，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么你就是受害者……”这个跟贴引发了我的思绪。这个被社会黑暗所压垮的灵魂竟然可悲地把自己心灵的丧失和崩溃当作勇敢，可见这个社会的伦理已经颠倒混乱到了什么程度。被所谓“强者”欺骗了、压迫了、剥削了、侮辱了，不去反抗，而去欺骗、压迫、剥削、侮辱更弱者，不正中了那些端坐金字塔顶的吃人者的下怀？不就成了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的愚昧的帮凶，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食物链的不可缺少的链条？被这个丧失了人性的社会同化和吞噬，这样失掉了心灵的人，难道不才是真正的无可救药的受害者？弱肉强食的黑暗社会不就是靠着这样的行尸走肉的人群维持和巩固着吗？
我知道他的“学理”依据在哪里。这种弱肉强食的精髓都在朱学勤那个“之”字的中国现代史词典里：凡是顺着洋大人的就是好的历史，凡是反了洋大人的就是坏的历史。按照他这种洋奴历史哲学，打个粗俗一点的比方，说白了，就好比他们家族的光荣历史得从他奶奶顺从了日本大兵的“进入”（日本教科书把“侵略”表述为“进入”）那一时刻写起。连基本的是非、正义与非正义都分不清，居然历史学家，对于势利和奴役的崇拜居然就是思想。上海还有个愤愤不平自称是萧主流的弱智精英。他在《天涯》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一个法国青年居然还相信社会主义思想，肯定弱智，挣不到钱而仇恨富人。于是遇到法国人就很关切地打听那位青年的悲惨下场，却听说那个弱智的法国青年已经成了一位很风光的大班。也许萧主流自己抽了自己一个嘴巴还不知道呢。谁知道呢？萧主流说《天涯》是“新左派”杂志，我想即使仅仅从《天涯》发表萧主流这样弱智极右派的文章这一点上来说，《天涯》也得担上“新左派”杂志的罪名。因为另有一个杂志，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以后，就收到了不少责难编辑的电话和声讨的文章，更有不少正在创作之中，据说萧主流也在其列。然而，后来发表出来的几篇里却听说没有萧主流的，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杂志担心萧主流的智商呢？我不得而知。杂志的主编问我要不要反驳。我回答说，让他们自生自灭吧。萧主流在一篇文章里说，他们那里中文系的老师不知道旷新年是谁。萧主流把这当成了不起的新闻。我不知道萧主流觉得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我既不上电视，也不上报纸。然而，偏偏萧主流把他自己当成了我的知己，知根知底。在一篇文章里还为我创作了一份简历，煞有介事，似乎比我的情人还要更了解我。朋友们看到以后同我说，你为什么不起诉这种下流胚？我对朋友们说，有的人是你懒得抬手去打的，有的人是你不想用脚去踹的，像萧主流这种东西，你就当他是浮游生物吧。
长江读书奖风波的那会，各种各样的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攻击汪晖的污物和暴力，就像是一次小文革，或者使人想起当年对胡风人人得而诛之的声势。正好我有几位同学在三联书店当编辑，还有一位就是《读书》的编辑。他们向我描绘了那些英雄们当初参加评选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流口水的样子，没有获奖之后如何嫉恨交加，恼羞成怒。其中有一位学者，写了一个类似当年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长篇大论挂在网上，同时还在那个规模不小的地下写作组之间不断传阅修改，传来传去，传到我的手上来了。那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开头就说，他受到迫害的时候，汪晖是第一个声援他的，一副大义灭亲的崇高姿态，甚至余勇可贾想把我也连带着灭了。于是，我伸手给了他一巴掌。有人告诉他，他挨打了。于是，他很委屈，说可是我登门去拜访他的。我才疏学浅，又生性懒惰，觉得我这样的乡巴佬是不应该去打扰那些伟大的日理万机的学者名流们的，所以在大师云集的北京已经呆了十多年了，除了奉命跑腿之外，从来没有去打扰过某一位名流学者，不论是大师也好，小师也好。比如汪晖吧，连他住在哪个方向也不知道，他调来清华快一年了，同在一个20多人的小单位，同住在清华院内，可是至今也没有上门叨扰过。后来，他又说他那是“私人通信”，把自己演成是身负天下奇冤的胡风。明明是他自己在文章一开头就写着他受到了迫害，并且汪晖声援了他。然而却演成是我故意陷害他，演成是我向当局出卖了他。现在仍然能够想起当初我奉命拜访这位大师临别的时候，大师留给我EMAIL。回家以后，我简简单单写了一句话送给他：自由主义的意思很好，但我看到的打着自由主义招牌的人可大都是些坏人。可能是交浅言深吧。
由这一场世纪末知识界的小文革，我联想到离我们已经很远了几十年了的那个作为研究禁区的文革，关于它的真相，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的仅仅是官方的一点文件和宣传，仅仅李锐、李慎之这些老官僚的一面之词以及徐友渔这样的某一派红卫兵的“自由的言说”，最多不过刘心武等人创作出来的伤痕文学，用刘心武自己的话来说，一经发表，官方就动员所有的宣传机器加以传播。然而，仅仅在北大清华就不知有多少关于文革的著作出版无日。至少，曾经经历过文革的老一辈人告诉我，红卫兵和造反派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可怜连对这两个概念都不知道。连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读书》奖的真相都不知道，对于文革的真相我们知道什么？可是网上一大批连文革的影子都没有见过的年轻人，仅仅道听途说了这个名词，就捕风捉影大发议论，似乎所有的秘密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似的。
文革是什么？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历史发展的过程就像难题论证的过程一样，不是科学家所能掌握的。结论是很简炼的，然而，过程却会不知多么复杂。需要多少年来证明毛泽东思想，谁知道？但是毛泽东肯定不是我们所想象、所解释的那样的人。有人说他是一个封建暴君，但是，哪一个封建暴君会向他的臣民宣布：“造反有理”？中国低眉顺眼的民众一直被压得那么低，只有在那个时代，才唯一一次抬起头来。有人说毛是权力欲。然而，有谁像毛泽东舍弃的那么多？他还有什么没有舍弃？他舍弃了那么多亲人，他舍弃了家庭，舍弃了儿子，舍弃了妻子。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连志愿军司令员都找不到志愿军司令部的朝鲜战场上，那不是去送死吗？因为身在北京，所以经常我能够听到他的女儿竟然看不起病的传闻和议论。在一次会议上，一位我不认识的老人说，毛主席的女儿看不病，那才是毛主席的女儿。想起来，共产党真是无情，就像《鸿》那部小说里所写的那样，即使是妻子、孩子生了病也竟然不能用公车。可是毛泽东又是诗人般的多情，在看《白蛇传》感到不公的时候，竟然忘情高呼，发生了掉了裤子这种难堪的事情。可是他做出难堪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得记住，那完全是出于他善良的天性，是为了人民的喜怒哀乐。“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关于毛泽东，我最主要的联想是，要改变吃人世界的法则是如此困难。
到底是谁改变了中国的人权状况，使中国人获得了尊严？中国人曾经被大量当作猪仔卖到美国，开矿、修路，但是中国人不许合法居留，不许结婚生子，这些最基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也就是说，甚至连动物的本能行为都被剥夺了。冯玉祥访美的时候，有感于华人被歧视，于是愤愤不平地在胸前挂了块牌子：“我是中国人”。不仅如此，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在上海的公园里，不就公然竖立着“华与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吗？直到朝鲜战争结束，李光耀才在英国第一次抬起头来走路，从此开始学习汉语，也就是说第一次感到作为一个华人自豪和有希望。
反右的时候，毛泽东根据送给他的材料提出划四千右派。只有通过研究才能知道，后来怎么划了55万，是怎么扩大到55万的。可是即使55万（如今天打55万右派，我等真人必在其中矣），想一想，现在中国每一年自愿结束自己生命的人是多少？右派讲人权，他们所讲的人权是不会包括这些人的，也是不会包括这些人的任何权利的。在右派看来，这些人本来就该死，他们是弱者，就应该淘汰的。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中国的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了65岁，这不是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人权吗？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权奇迹！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的时代，人均寿命会成倍地增长。今天上学完全是为了找个职业，可是，当时我上学的时候，仅仅是“我要读书”，仅仅是一种对于平等的追求，仅仅因为受教育是一种基本的权利，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就会自然地继而被剥夺其他的权利。今天谁还认为受教育是一种必要的权利？今天不正是通过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在逐步地不断地剥夺大多数人的人权吗？1957年打了55万右派，这是极大的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官僚当权派为了扫除了他们的利益障碍。可是，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太平洋的那一边——美国，直到60年代还在法律上公然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
你可以看到大陆知识分子狭隘、卑琐、可笑到什么程度，他们把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归结为毛泽东在北大受的委屈，据说，1957年中国划了55万右派仅仅是因为胡适曾经在北大打过毛泽东一个耳光。可是张学良为什么却对共产党人的胸怀如此肃然起敬？他当时认为共产党必杀蒋无疑。可是共产党却为了民族大义，没有计较过个人恩怨。仅仅在30年代初，蒋介石就屠杀了100多万革命者，然而其实那时候所有的共产党员一共才10万人。想一想，外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不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为什么都对毛泽东一致充满敬意？一个仅仅是为了权欲的人，一个权欲熏心的人，能够获得人们这样空前一致的敬意吗？右派们说中国个人崇拜被洗了脑，可是右派们不是说西方是*****的，没有个人崇拜的，并且还是反共的吗？怎么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也能被洗了脑呢？事实上，刚一解放，50年代初，毛就有意居退二线，专事理论研究。中国有古句话，叫做无欲则刚。正因为毛泽东坦荡磊落，没有丝毫个人的私利，所以有时候，他才那么不近人情，把自己的儿子都往死里送，大概这种事情是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够做出来的。然而，毛泽东从来主张说服，反对压服。想一想共产党对待俘虏的态度，想一想国民党的战犯是怎样被改造的。可以翻一翻毛泽东的书，他一再强调，对于反动分子，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他一再说，不要向人民开枪，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他怎么会把枪口对准他所热爱并且为之辗转难眠的广大人民呢？甚至邓小平在文革中被打倒了，在江西住的是将军楼，至于刘少奇在开封住的地方，你可以去看一看。
我在台湾遇到台湾大学外文系70多岁的齐邦媛教授，她是山东人，朱光潜的学生。她说她本来一直是向往统一的，后来看到大陆文革屠杀了几千万人，才害怕统一，支持独立。我问她从哪里得到这种数据。她说从你们大陆的书里。一位韩国朋友说，她以前在韩国因为接受反共教育，所以一直以为金日成是住在水里的一种吃人的妖魔，颜色是绿色的。
你对毛泽东很不以为然，这并不奇怪。毛泽东早已经走下了神坛，不仅如此，他还已经被严重妖魔化了，最多也不过是唐僧肉。有人说，毛泽东没有出过国，也许只有今天这样买办化的时代才会有如此的出国迷信吧？想一想那个延安窑洞中的毛泽东，在那座闭塞的只有几千人的小城里，他对世界大势却了如指掌，他准确地预言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至于文革，我已经说过，那是一个“哥德巴赫猜想”。
我们今天对毛泽东的任何一种解释都不得不是在简单化毛泽东的思想，我们只能看到他极小的一部分中极片面的一点内容。我的一位朋友说，今天的世界上，没有毛泽东派，而毛泽东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学生。
我们能理解毛泽东吗？不，我们连同样被妖魔化了的郭沫若这样的文人都理解不了。郭可是经过了一道又一道生死关的，我们有什么资格这么轻松地谈论一个无数次坦然地面对生死抉择的人？我们都知道陈布雷的下场，陈就是填补了郭空出的位置。蒋对郭极为倚重，这是今天那些写“内参”的精英可望而不可即，甚至连想都别往那么高的地方想。早在国共分裂之前，郭抛弃党国重臣的位置，怒斥蒋介石，写下了有名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他后来参加南昌起义，流亡海外，以几个月的时间就参透了王国维几年才弄懂的古文字。以他的天才，他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做一个陈寅恪。抗战军兴，别妇抛雏，忍辱负重，参加抗战，所以他后来说：“蔡文姬就是我！”80年代，我也以为郭沫若把骨灰撒到大寨是不高明的作秀，是一个笑话。可是想起后来别的“伟人”把骨灰洒在大海，而郭洒在农田里，不是倒实在一点吗？在文革中，他忍看自己的孩子被捕杀，有人指斥他怯弱。我们什么时候看到郭沫若怯弱过？那些右派一方面责难郭沫若不保护自己的孩子，可是另一方面又责备太子党，责备共产党腐败，说是人治不是法治，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我们谁能够理解那个时候郭沫若的心中充满的是什么样的痛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儿子背叛了他，正如他自己背叛了他自己的家庭一样。也许这就是所谓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吧。
很多人今天自称是右派、甚至极右派，如果是50年代，他们会不会自称是右派呢？其实他们恐怕什么政治信念也没有，他们只是风派，只是势利眼。看看王蒙、厉以宁、吴敬链这些学者名流的轨迹，看看他们忽左忽右的表演吧。我们是左派吗？我想在50年代我们早已经被打成了右派。我对左派右派的思想都充满了尊重，我鄙视的只是人性中普遍的势利、贪婪和愚妄。
前几年那么多人围攻余秋雨，余秋雨仅仅有那么一点上海人的精明和小才气，一点点势利，一些人性中不可避免的弱点。我们仅仅打打他一顿屁股就行了，把打他拍他当成游戏好玩和娱乐。在我看来，他没有什么不可饶恕的罪恶，用不着大动干戈。我们大多数人谁不是在与时俱进？什么流行就唱什么歌？余最少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不是有意为恶之人。用我们家乡的话说，不是挖眼寻蛇打的人。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倒是那些想从余秋雨那里捞取政治资本的人，那些不断地制造各种高潮的运动员。
茅于轼、厉以宁、吴敬链等学者名流，或者在股市上唱双簧，一个买多，一个买空；或者一面讲非法财产应当合法化，一面又大讲诚信；一面说不要侵犯富人财产，一面纵容工人农民被抢成了穷光蛋。挂羊头卖狗肉没什么，既做*****又立牌坊其实也没什么，因为人皆有好利之心，人皆有面子，这些都不是人性中最恶劣的东西。最恶劣的是那种颠倒是非、为虎作伥、助桀为虐、推波助澜的，最恶劣的是吃人还要大肆宣讲吃人的好处。我的一位从机关来读研的同学，毕业的时候赌咒发誓不去机关，感叹陈布雷的下场，连说了两声“油尽灯枯！”但是，最后还是经不受诱惑，去了机关，处长做得屁颠屁颠的。这又何乐而不为？毕竟机关的日子滋润啊。只要不贪，甚至只要不大贪，只要不因为自己贪而因此为难不贪的和自己贪多了因此反而看不起贪不着的，以为贪是一桩多么了不起的事业。其实大多为官的也并没有作如此想，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倒是媒体上那帮二丑学者，抬轿子，吹喇叭：贪得就是好，就是好。他们这种喇叭不知害了多少本来想守身如玉的人。从成克杰到薛慕绥，打倒的大官小官还少吗？细算起来其成果恐怕远远超过文革了。
你在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