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了华侨大哥 龙坡居士2011-02-28 16:18:28
周末在香港我见到了华侨大哥
故事要从半个世纪前讲起。 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大批年轻的东南亚华侨回到中国，其中以印度尼西亚华侨的人数为最多。我认识的这位华侨大哥 H 就是那个时期回国的。 H 在我居住的城市里的高中里学习两年后考上了北京的医学院。不过在入学前又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被转到本市的师范大学学习俄语。我升入初中的那年，刚刚大学毕业的 H 恰好分到我们学校教俄语，于是便成了我认识的第一位华侨大哥。
年轻的 H 老师一点师道尊严的架子都没有，很快就和我们这个男生班 的五十多个“秃小子”们混得很哥们儿。华侨身份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对他的一切都感到很好奇，所以课余经常找机会围着他问许多关于国外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的事情，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一件是 1963 年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印尼的事情。那可是当时中国外交上的一件大事。 虽然当时 H 老师只是一名在中国读大学印尼华侨学生，但和我们讲起这件事的时候，他的兴奋和自豪让我们觉得好像他也是这一外交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一样。
第二件事是 1965 年的九 . 三十事件，苏哈托 - 纳苏蒂安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亲中亲共的苏加诺总统，杀死了大约二十万印尼 GCD 人，并开始了大规模和长期的反华排华。 H 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他的一位在中学做校长的叔叔是当地印尼共产 党的骨干成员。他是在叔叔任职的学校中上中学时受到叔叔的影响才决定归国的。因为他叔叔的公开身份，所以很快就被军人政权抓到杀害了。那段时间 H 老师心情非常不好，他非常担心他父母的境遇。不过没有想到一年后，恶运又落到了 H 老师自己的头上。
文革开始后，本来 H 的工人出身在中学老师中应该是最红的。可是因为他是从印尼回来的华侨，于是有人就说他是美国 CIA 派来的特务，尽管他归国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一天晚上学校的红卫兵们把 H 老师揪到教学楼的大门口，逼他承认是美国特务。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 H 老师那投向同学们的惊慌，迷茫和无助的目光。几个红卫兵见他不回答，上去把他的衬衫和内衣撕了下来，几条皮带劈头盖脸地抽了过去。我也是第一次注意到赤膊的 H 老师那油黑健壮的身材，粗粗的胳膊和发达的胸肌。论体力那几个十六七的红卫兵可能也不是他的对手，但那种政治气候里，还手的念头在他脑海里恐怕连百分之一秒都没有出现过。从那天起 H 老师正式成为“牛鬼蛇神”的一员，牛棚，批斗，劳改，至于是否还受过其他的皮肉之苦，就不得而知了。。。。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去年 H 老师也借“怀旧”之风回访了我们的中学。当时我恰好刚刚回美国没有机会相见，不过当我知道他住在香港后便和他通了电话，告诉他我如果有机会去香港，一定会去看望他的。
周五晚上从澳门来到香港，周六一早便接通了 H 老师的电话。我说要去他家看望他，他却说我人生地不熟怕我走丢，一定要来酒店看我。因为几十年不见了也不知道 H 老师状况，心想人家可能有所不便，所以没有坚持去他家拜访，就在酒店里安心等待。 半个多小时后 H 老师告诉我他已经在尖沙嘴下了地铁，正朝“香格里拉”这边走来，我连忙下楼在大堂迎候。
四十多年没有见可 H 老师似乎没有怎么变。到我的房间里坐了没有几分钟，他就说要带我去他家，看来老师刚才说怕我走丢了还是真话，我当然非常愿意去看看他的家和他的家人了。从尖沙嘴乘地铁向北走了十来站，我们在一个叫做“荔景”的地方下了车。这里的山坡上密密麻麻地盖着许多高层住宅，三拐五拐才来到 H 老师家。我想如果让我找可能真得费一番工夫呢！ 师母和他们的一对儿女都在家里等候我，虽然他们一会儿还都有其他事情，让我感到十分感动。
H 住的是政府为低收入老年人盖的福利性公寓，十分狭小。厅里摆着的那个方桌和几把椅子就把厅的一大半占去了。一大一小的卧室我没有进去看，不过兄妹讲他们两个住的那间小屋只能放下一个上下铺的双人床。难怪计算机都要挤在这小小的厅里了。
H 老师讲文革结束后他就来到了香港。师母也是印尼归国华侨，她的年龄比我还小几岁，她是很小时跟父母一起回国被安排在南方的一个华侨农场。文革中她的父母也受了很多苦，所以她高中毕业后就来到香港。由于 H 老师原来的专业是俄语没有什么用处，而师母也没有读过大学，所以他们在经济上一直不宽裕。好在现在儿子大学毕业有了份不错的工作，正准备买房结婚。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们把这几十年的喜怒哀乐都一一讲给我听，就好像我是他们的家人一样。 H 老师一家人都是那样的直爽和真诚。他们一点也没有因为自己经济上不宽裕的境遇而感到窘迫和没有面子。我觉得如果我哪一天也要住在那样的房子里，我可能没有勇气把几十年不见的学生毫不犹豫地从五星级酒店里拉到家里来的。没有想到几十年不见，老师又默默地给我上了一课。
我说好晚上请老师一家人在香格里拉吃晚饭。师母和她儿子还有事情就先走了， H 老师则坚持要送我回酒店，我想也好，正可以单独和 H 老师谈些往事。因为我看到过 H 老师去年回国时和一些同学及老师的合影，所以就问他那几个打他的同学和诬陷他的那位老师是否对他表示了歉意。 H 老师叹了口气说，过去的就过去了吧。因为这次会面的组织者之一就是当年带头打人的红卫兵，他在会面前明确通知到会者，打人的和被打的都是文革的受害人，所以大家一律不可以提及以前不愉快的事情。 许多人并不是没有道歉的勇气，而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曾经错过。我对 H 老师说幸亏我当时不在，否则我会让那些人感到很难堪的，因为我可是不会听从他们的“规定”的。
晚饭前，师母和两个孩子也来到酒店。看了酒店的房间后感叹到，酒店的一套房间可能比她家的面积还大。我突然感到了命运的不公。 如果当年这位华侨大哥没有相应号召转去师范大学而是去了医学院，如今即便没有南加海边的豪宅，应该也比现在的处境好许多吧？
王光美这张访问印尼时挽着苏加诺的照片让她在文革中没少吃苦头。
香格里拉的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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