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有位女同学她父亲是省委书记，当时系里象她家这种背景或官位更高的大有人在，用如今的时髦名词讲就是“太子党”。不过别的人和大家都很哥们儿只有她非常左，偏偏又是个“左撇子”，所以大家给她起了个绰号叫 “老左”。
俺和“老左”没啥交往，有时和她开开玩笑经常把永远严肃的她弄得哭笑不得。毕业后便再也没有联系过，但因为和他妹妹是很熟的朋友，所以彼此都知道对方的情况。去年我在上海时才第一次通了电话，发现从厅局级位置上退下来的她似乎也不那么左了。她春节后去香港看在中资公司做高管的儿子，本来这次我们有机会见上一面，可她有事提前离开了，于是我们只好用电话联系了。
上学时都从来没有认真交谈过的老同学，没有想到几十年后却煲起了电话粥。倒是没有怎么回忆大学时代，主要谈的都是家人。老左突然告诉我其实她的爷爷家也是地主，可她从来也不原意承认那个事实更不原意告诉任何人，直到文革结束后多年她才敢于面对这个事实。可能她当年以“出身”为理由批判和斗争过太多人了。我告诉她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我认识的许多高级干部都是出身于富裕的家庭。因为当时GCD里那些有文化的人会提升得比较快，而那个年代一般要家境较好才有机会接受教育。只是那时她太“革命”了，所以接受不了自己祖父是地主的事实。不过她后面讲的关于她大伯的故事倒是让我感到哭笑不得。
她大伯早年黄埔军校毕业，抗日战争中参加过几次大的会战，也算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49年以少将师长的身份跟随省政府主席XX 起义。在X野欢迎起义将领的宴会上，司令员X老帅指着自己的部下 - 老左的父亲 开玩笑地对大伯说：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后来大伯被安排在某区政府里担任一个科级的闲职。可就是这降三级使用的情景都维持得不长，到五一年“三反五反”时，大伯便被当作大贪污犯揪了出来。原来省政府主席XX 在起义前，将几十名师以上军官召集在一起，每人发了50两黄金作为遣散费。大伯没有象许多军官那样离开部队，一方面是对GCD有好感，另一方面知道弟弟也在GCD方面做大官觉得会照应他的，所以毅然跟随长官起义了。可他没有想到后来的运动。当他被当作大贪污犯揪出来后，再加上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罪名，本来应该被送监狱的，多亏原单位领导开恩，才被下方到一个养猪场工作。
这位黄埔军校毕业的将军虽然只在军队里干了十几年，却从51年起一直养了近三十年猪。不过因为在偏僻的乡下，所以除了工作累一些，却躲过了后来的历次运动特别是文革。有一次为了给北京的某个大型庆典活动提供新鲜猪肉，他从南方的养殖场和猪一起乘上闷罐车几天几夜到了北京。由于一路精心照顾，一只猪都没有死。 大伯帮助北京单位把猪杀好才回来，因此还受到了领导的特别表扬。大伯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他跟随起义的那位国民党前省政府主席也出席了那个活动，心里暗想他当年的老长官是否知道为盛典养猪送猪和杀猪的人恰巧是自己原来的老部下呢？当然他从来没有敢拿这事和养猪场的同事们吹牛，他可是最害怕他的反动历史被革命群众知道的。
我们的老左同学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知道她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大伯，所以入党升官倒没有受过任何牵连。看来还是得有个好爸爸，普通人就是有个当国民党大头兵的大伯也不敢隐瞒，省委书记家有个师长没说也竟然没有人“知道”。当然她老爸是个文革时期都没有太倒的幸运书记，不然你就是国家主席，也照样能是“叛徒，内奸，工贼”。
讲完她大伯的故事，她还告诉我去年她在四川曾经参观过一个博物馆，发现原来抗日战争时期有许多国民党的将军们都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了，和她以前的印象完全不一样嘛。听到她在2011年还用这种好似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的惊讶口吻给我讲这些事，我都无言了。我没有好意思告诉她，凡是关心历史的普通老百姓，恐怕二十年前或者更早就知道这些事了，您老先生要不是刚知道自己有个参加过抗战的国民党大伯，也许即便参观了博物馆，也会认为里面的东西都是假的呐！
老左同学大伯的遭遇是很可悲的，不过我们老左同学的思想也很可悲。当然老左同学的命还是相当好的，老爸当官，自己当官，刚刚三十的儿子又在香港的中资上市公司做了高管。用老话讲就是她家祖坟上的蒿子长得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