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恐怖的阴影下 读德里罗的小说《毛二世》 傅正明2016-11-16 07:46:18
在恐怖的阴影下
读德里罗的小说《毛二世》
傅正明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01年2月号
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似乎是一种非英雄、反英雄甚至嘲弄英雄的文学，因为根据某些后现代理论家的观点，启蒙时代的“宏大叙述”已经终结了。后现代文化乃是一种消费文化，一种新的影视文化，一种新的电子工业技术文化，甚至是电脑联网上的一个巨大的游乐园。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恐怖主义仍然在威胁后现代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在恐怖的阴影下，像一般公民一样， 知识分子和作家仍然有难以推卸的道义责任。后现代文学同样如此，否则，它就成了真正的没有灵魂的游戏笔墨。
美国著名作家东·德里罗 ( Don Delillo )的长篇小说《毛二世》(Mao II， 1991年)，就 塑造了一群敢担道义的知识分子形象，尤其是主人公比尔·格雷，已经被批评家视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隐喻。
在小说中，格雷早就是一位著文章的妙手，处在声名鼎盛时期的小说家。他隐居了二十多年，不断在磨砺新作。他的隐居，时刻受到贪婪 的狗仔队、追星族的偷窥。
为了救护被中东恐怖组织绑架的瑞士诗人朱连，潜心写作的格雷决定出山，他要向日益着迷的读者大众亮相。并且最后决定深入虎穴与恐怖组织当面交涉，不幸在途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原本只是格雷的追星族的一员 ――位名叫布里达的瑞典女摄影师，接替了格雷的人道救援工作。
该书封底，批评家保罗·奥斯特 (Paul Auster)对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今日美国，没有任何一位小说家写得比东·德里罗更好。 对于任何有兴趣理解二十世纪下半世纪的生存意义的人们来说，他的作品都是不可或缺的读物。”
作为恐怖组织头目的“毛二世”
这样一部小说，何以题名为 《毛二世》，是耐人寻味的。小说写于北京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不久，作者笔下的恐怖组织老巢、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缩图。
深入虎穴的布里达在贝鲁特看到墙上到处刷满了标语口号，以及威胁、恐吓和自我批评的大字报。以拉斯德为首的恐怖组织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头。他们之所以扣押西方人质，是为了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那些年轻的恐怖分子的 T 恤上都别着拉斯德像章，甚至像当年的红卫兵一样，把像章直接别在肉身上。
拉斯德的翻译对布里达说：“他们都是拉斯德的孩子。所有的人宛如一个人。…… 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是一个强大而独立的整体的一部分。…… 拉斯德的肖像就是他们的身份。” 这个翻译后来进一步解释说：“在拉斯德身边工作的孩子既没有面孔也没有舌头。他们的模样全都一样。头头的模样就是他们的模样。他们不需要自己的面孔或声音。他们把一切交给了一个伟大的权威。”拉斯德本人满嘴都是毛式语言，诸如什么： “毛相信再教育的力量。通过改变民族性格的基本特征来创造历史，这是可能的。”“恐怖造成了新的未来的可能性，人民处在史无前例的历史中。”“人固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于泰山。”“女人养崽男人扛枪。枪杆子就是他们的美。”当布里达提出质疑时，拉斯德喝斥道：“不要把你们的问题带到贝鲁特来。”“你认为我是一个住在这魔鬼的贫民窟里的一个疯子，一个对人民谈论世界革命的疯子吗？”
在作者笔下，拉斯德既是毛二世，又是小霍梅尼和小文鲜明 ( S. M.Moon)。 小说中这三位 “教宗 ”的共同特征，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他们都有过“走麦城” 的历史：毛泽东曾经在红军中被排挤，有过名为战略转移实为逃亡的长征；霍梅尼成为伊朗宗教领袖之前曾流亡法国；文鲜明 1954年创立“统一教 ”之前曾在北韩羁狱。第二，他们都不是开宗立派的人物，而只是阐释者而已：毛泽东是马克思的阐释者，霍梅尼是穆罕默德的阐释者，文鲜明是耶苏基督的阐释者，他就曾自称为第二次降临的弥赛亚，他们都有各自的圣经，即《共产党宣言 》、《可兰经 》和《新旧约全书》。第三，他们都是“无法无天”的霸主：霍美尼1979年掌权后，在共和的名义下实行独裁，对前朝异己大肆杀戮；文鲜明早在南韩就是一个大企业家，到美国后大肆敛财逃税，因此受到起诉、罚款和监禁；毛泽东在“黑手高悬霸主鞭”之后，自己成了全中国的霸主。但他们也有本质的区别，霍梅尼和文鲜明毕竟是有神论者，而历史上和小说中的毛泽东却这样说：“我们的唯一的上帝是中国人民。” 在这方面，拉斯德更像毛泽东，他对布里达谈到他的“孩子们”：“他们不是为了到上帝那里去而进行斗争。我们训练他们不是为了天国。……拉斯德的圣经就是他们的认同。”
凡此种种，都使人想到，今日恐怖主义，酷肖当年的“红色恐怖”。
“群众恐怖”和群众觉醒
德里罗在接受一次采访时，曾谈到他创作这部小说的诱因之一，是作者在一张报纸上看到的一张图片，那是在北韩举行的一千五百人的集体婚礼的密密麻麻的群众。
小说中到处都有群众画面：崇拜宗教领袖文鲜明的群众，多达六千五百对新娘新郎在纽约一个大型体育馆举行集体婚礼；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欢呼“毛主席万岁！”无数群众在武汉江岸围观毛泽东“畅游长江”，无数群众为霍梅尼之死嚎啕痛苦，此外，还有电视机前人头攒动的群众，足球场上近乎疯狂的群众，纽约街头无家可归的群众……，诸如此类的群众画面，或以摄影图片附录在每一章的开篇，或在小说中以不同的形式加以描写。作者捕获了二十世纪全球的恐怖场面，作为故事的背景，造成了强烈的“群众恐怖”气氛。小说涉及的文革期间的无辜死难着，“六四屠杀”中被血洗的群众画面，又沉痛地暗示出，群众不仅是恐怖的制造者，同谋犯，同时也是恐怖的受害者、牺牲品。任何一个独裁者，如果没有群众的认同和密切配合，他的独裁统治和恐怖政策就无法得逞。
德里罗以小说中的这些群众画面体现了他本人的观念：知识分子不但要质疑权威，而且也要质疑群众。 小说中一个近乎“群众”化身的人物，一个名叫卡伦的文鲜明的信徒，一个参加过集体婚礼的新娘，从电视镜头中,从墨西哥城和德黑兰的恐怖的场景中，从北京“六四屠杀”的牺牲品的场面中，从纽约街头穷人的画面中若有所悟，结果移情别恋，爱上了一个格雷迷，然后她又转变为格雷本人的情人。这种三角恋关系，既具有后现代文学的某些典型特征，又体现了一种群众觉醒。
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恐怖分子眼里，群众就像人质一样，不是人而只是物，用拉斯德的翻译的话来说：他们按照古老的方式在市场上交易，卖一件东西，换来另一件东西。人质也是这样。他们就像毒品，就像武器，就像珠宝…… 小说中的麻木的群众的觉悟是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下促成的。
在这部小说中，尽管救援人质的活动最后并未获得成功， 但我们从中看到了几位活生生知识分子形象。
瑞士诗人朱连是联合国的一名工作人员，他是在调查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医疗保健状况时被绑架的，他最初被扣押在贝鲁特地下室，后来被转卖给中东的原教旨主义团伙继续充当人质。对于这位身陷魔窟的知识分子，作者虽然很少着墨，却给予了高度赞扬。作者写道：“他已跌入这种新的文化 棗国际恐怖系统，他们已经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给了他一种不朽的朱连精神。”
主人公格雷的老朋友，一位名叫埃弗森的出版家，是“自由表达委员会”的主席。他为了说服格雷以名作家身份在媒体亮相以救援人质时，他们之间有一番简短的对话：
“你对作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有所曲解。你认为作家应当在遥远的边缘做危险的事情。 但是，在中美洲，作家是带枪的。他们不得不带枪。 事情究竟应当怎样，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国家想杀害一切作家。每一个政府，每一个权力集团或觊觎权力的集团都会感到受到作家的威胁，因此他们到处追杀作家。”
“ 我并没有做什么危险的事情。”
“是的，你没有做。但你至少在从事你的想象工作。”
“因此，我的生活只是演戏一样。”
“不是直接的。这一方面没有什么虚假。实际上，你已经成了一个被
追猎的人。”
“我懂了。”
这段对话值得玩味。 他们两人都认为，作家的写作也是一种危险的工作，因为作家必须以笔与人类的邪恶势力抗争。但隐居的格雷早就没有直接介入现实的抗争了。当格雷自以为眼下他并没有什么危险，埃文森暗示出，一个处身民主社会的作家，由于整个世界的不平衡发展，由于在中美洲、中东或中国这些地区和国家仍然处在恐怖的阴影下，他也许并非真正处在安全地带。大赦国际的印在 T 恤上的一句标语口号，就这样写道：“无人安全”。从事“为艺术而艺术 ”的工作，当然少些危险，但同时也没有什么价值。 因此，埃文森说，格雷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猎物。这句话可能一语双关：一方面，格雷的确是他的追星族的猎物，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名声，他很可能成为中东恐怖组织的猎物。朱连的命运是我们每一个人命运。因此，绝对隐逸有时是很难做得到的。
有良知的格雷出山之后，光靠在媒体亮相并未解决问题。小说情节波澜叠起。格雷最后觉得，他的唯一可能的调解作用，是亲自出马与恐怖组织交涉以援救朱连。他预感到此行也许凶多吉少，果然在前往贝鲁特的旅途中遇难。
小说结尾，作者让布里达来完成格雷的遗愿。这位原本热衷于追踪著名作家的摄影师，现在开始追踪恐怖分子，她深入老巢，与其头目正面交锋，从而作为一位西方人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个恐怖的老巢。
后现代文学早已厌倦了道德上的完人。而在德里罗的笔下，这些知识分子并完人，而是各有其真实可信的人物性格。埃文森之所以请格雷出山，除了他的人道精神之外，还有一重考虑，就是要借重一位名作家打响他新成立的“自由表达委员会”的知名度。格雷则经常被他的复杂的记忆和恶梦所缠绕，也曾被两难选择所困扰。他最后之所以决定进行他的堂·吉诃德之旅，也有另一层考虑，即他从恐怖分子身上发现了新的写作题材，他
想借此廓清小说创作与 恐怖主义之间 的理论关系。 换言之，格雷既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一个在正义的感召下担起道义责任的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个西方后现代时期的消费文化的创造者。 激励他去救援人质的心理动机，既是一种道义冲动也是强烈的创作冲动。同样，布里达也是这样把追踪著名作家的摄影机镜头转向了恐怖分子。但是，这种双重的意图，并不因此而损害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形象，反而使他们的形象和行为的动机更真实， 更可信，更感人。
这些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并非向壁虚构，据某些批评家的研究，格雷的形象是以美国长期隐居后又出山的著名作家托马斯·品钦 ( Thomas Pynchon )为原型的，美国著名作家萨林格 ( J. D. Salinger )也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德里罗创作这部小说的另一诱因，是 1988年夏天，作者在《纽约邮报》 上看到一个老人的令人惊异的图片，那是萨林格于 1955年遭枪杀时的最后一张照片。
后现代的异数
在《毛二世 》 中，德里罗让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孤独精神，让人质的隔离状态与二十世纪的群众心态，与二十世纪的集体疯狂和 人文精神的失落，发生了一场遭遇战，一场精神的碰撞。作者借几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碰撞出道义的星星火花。
德里罗认为，知识分子远离社会矛盾中心的“边缘状态”，或退回书斋的处世哲学是值得质疑的。今日世界， 东西冷战已经结束，共产主义体系已经全面崩溃，但是，历史遭遇了民主政体与恐怖主义的抗衡。无论在民主政体下存在着怎样的非正义现象，无论在民主政体与世界上残余的极权政体的关系中存在着怎样的非人道行为， 知识分子都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同时，不可忘记的是，在残余的极权社会，某些人的“边缘状态”是以另一些人不得不处在与暴政抗争的“前沿阵地”为代价的，是以许多人被剥夺了诸如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的被压制状态为代价的。因此，一切有良知的人，应当共同承担抗争的责任。
在美国思想界，德里罗借小说表达出来的承担责任的声音并不是一种孤立现象。艾德华·萨伊德在《论知识分子 》 一书中就曾把知识分子在象牙塔里的 “专业态度”视为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最大威胁。
但是，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有不少作家或知识分子的“个人的声音”是没有灵魂的。德里罗借一个人物说道：“当旧神离开世界时，对于一切曾经卷入这种突然流行起来的信仰的人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的回答是，“当旧神走了，他们会祈祷苍蝇，祈祷瓶盖。”也就是说，人们从此以后不是不信仰什么的问题， 而是什么都信仰的问题，也许正因为人们从此无信仰，所以对一切都信仰。用一句中国谚语来说，就是“有奶便是娘”，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同样，小说中的格雷认为，西方的流行书籍已经失去了道义力量，他对布里达说：多年前，我经常认为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是可能改变内在的文化生活的。可是，现在制造 爆炸案的人和持枪的人已经占领了这片领土。他们正在对人类的良知进行突然袭击……
格雷认为作家的创造是裸露自身的良知的一种方式，作家就是用这种方式与权威发生遭遇战，同时也与自身的怯懦和恐惧作斗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格雷认为最完美的小说是一种“民主的范式”，“真正可以写出一部好小说的人，可以写出唯一的好小说的人，几乎是那些从街头走来的人。…… 一个无名的奴隶，一个觉得自己沉浸在一个梦里的人，可以坐下来找到自己的声音来写作。”，但这种“个人的声音”，同时是一种“民主的呐喊。”
德里罗在美国后现代文学中似乎是一个异数。有位批评家将 《毛二世 》称为德里罗的“诅咒的清唱剧”。而笔者倒觉得，借用英国诗人W.H.奥登的《悼恋叶芝》中的一句诗语也许更为贴切－－德里罗已经“把诅咒化作葡萄园”。质言之，这种对恐怖主义的诅咒，就是对法西斯主义的诅咒，对共产主义暴力的诅咒，对霍梅尼的宗教霸权的诅咒，也是对二十世纪产生这些意识形态的群众心理的诅咒。而他的葡萄园里，却耸立着一株后现代文学中罕见的崇高之树，它所展现的是走出边缘状态超越国界的人类之爱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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