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士
贤能这个词，像圣人一样，在中国社会一直享受着最高的礼遇。贤能是指稍次于圣人的人才。与老子的绝圣弃智相反，儒家将贤能赋与了极高的价值。不过请注意一点：贤能并非指广义的人才，而是专指政治人才，尤其是指那些能够辅佐帝王建功立业的将相。在上古时期，这个词以贤为主，即主要注重品德，如舜之被举。但禹之后，则以能为主。尤其在周朝，因为要伐纣打仗，一下子出现了许多能人，及至东周，则是一片人才辈出的繁荣局面了。纵观历史，不难看出，人才辈出的时代，往往是社会动荡的时期，所谓乱世出英雄。政治人才出的越多，则可以印证这一时期社会越混乱。今天，我们看到，相对比较幸福的社会，比如说北欧国家，几乎不出什么政治人才。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政治人才在帝王争霸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以至于汉代以后，统治者开始有目的地招纳人才、控制人才甚至培养人才，其目的是简单明确的：这些人既是危险的人物，又是可利用的人物。利用得好，则可以确保帝王家族的长治久安。
秦朝得国于法治，因此治国也用法治，但由于这种法治缺乏以全民共同遵从的信仰为基础，而一味地采用高压政策，人民难免会反抗继而进行改革，这种反抗若不加以控制和疏导，势必导致民众观念的变革，如同陈涉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类的思想，一但泛滥，则圣人大人之类的谎言就要被戳穿，帝王们的统治将岌岌可危，故不可不察也。这与西方罗马帝国的残暴统治导致了基督教思想的传播一样，帝王们最终不得不屈从民众的信仰而接受基督教，这样，帝王们的特权将受到限制而出现分割政权的另一种力量——教权，这是所有的世俗统治者所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一味地靠王法进行高压统治的政权肯定是短命的，汉朝的统治者们很清楚这一点，如何能够让人们服服贴贴地听命于统治者而不反抗呢？尤其重要的是，如何能防范出现另一种比王权更大的力量来限制王权呢？这样，即使出现革命，改朝换代也不足以动摇王权的根基呢？那就是使王权本身成为一种宗教！
到了汉武帝时期，统治者们才发现，原来早就有一位一直向诸侯们暗送秋波的教书先生为他们盘算好了，并且他自己就培养出了许多政治人才并派送到各国去夺取政权，但由于在当时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各国都没有时间去培养虚伪和欺骗，所以打着仁义旗号的儒家弟子们几乎没有一个获得了预期的成功。最典型的例子是孟子和苏秦的对比，虽然大家都怀着政治野心去游说诸侯，但苏秦立竿见影的策略立刻获得了成功，而上来就想做帝王师的孟子却惨遭失败，只好学他未曾谋面的祖师的样去著书立说并养浩然之气去了。因为儒家是培养“士”的教育体系，士不可以不弘毅，需要任重道远！所以儒家大业的成功需要时间，需要礼教的普及。而到了汉代，由于出现了长期的统一，同时由于七国之乱给统治者造成的噩梦阴影，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终于促成了实施儒家教育的机缘。儒生董仲舒在此提出的“独尊儒术”的主张可谓正中其怀！
尽管在当时遭到了持道家思想的守旧派的反对，汉武帝还是义无反顾地进行了改革。从汉代开始，由国家设立的儒家教育机构出现了，推举孝廉的人才政策也开始实施了。可以说，儒家文化的从政之路是从学校开始的。从儒家学院毕业从政的人被称为“士”，由于孔子的教育政策，士的培养是不论出身的。这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多多！首先，大部分读书人出身寒门，从此有机会做官，他们不但对朝廷感激涕零，还会因为出身低贱而俯首贴耳。其次，大部分的士是百姓中智商较高的人，也是最危险的人，将他们控制住，就等于控制住了一多半的社会力量。其次，士的参政可以有效地打击王公贵族的势力，其优点在于，既便宜又好用！其次，用来培养士的忠君教育可以通过士的成功人生来为百姓们树立榜样，使百姓羡慕从而加以推广以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忠君这条道路。其次，举士制度使普通百姓拥有了一夜之间改变命运的机会，这可以有效地将知识阶层的兴趣禁锢在世俗成就上，最大限度地降低产生出世思想的可能以避免产生超越世俗的宗教。其次，士习文而不习武，可以由此培养出一个温文尔雅的民族，从此丧失野蛮暴戾之气，柔顺而无个性，更便于统治。最后，士永远不可能成为贵族，一但出身于士的官员势力庞大的时候，就会有另一批同样出身于士的人想干掉他，贵族是不变的，但士永远是新人换旧人。到唐代，正式实行了科举制度，其中一项有趣的规定是：不准贵族子弟参加科举，家境没落的宗室诗人李贺就因此郁郁而终。
科举制度确实为巩固皇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同时也带来了无穷的弊病。最本质的影响是：这个民族变得体质和性格越来越孱弱，气质越来越阴郁，思想越来越实用，内心越来越机伪，而当权者越来越残暴了。
由于新入官场的士人通常是没有什么背景的，他们为了在政界立足，必须攀附权贵，结党营私，因为同乡或同年甚至姓氏相同都可以成为攀附的理由。科举制度实行以来，官员之间人际关系的亲疏立刻变得重要了，同时也更复杂了，一但站错队，不但要遭受排挤，还可能丢官丧命。政治矛盾在帝王与贵族之间、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基础上，增加了士人与其他三者之间，士人与士人之间等多重。空前复杂的政治关系和礼教造成的恐惧使士人们不得不认真钻研权谋，喜怒不形于色。结党伐异、密谋策划与监督告密这些暗箱操作成为实际上的权力运行方式。这除了形成中国社会特有的官僚体制之外，还严重地阻碍了行政效率和司法公正，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全民族信用的丧失。由于出身的问题，大部分士人在权力上的欲望更甚于贵族，更容易产生嫉恨，并且更加不择手段。在名利的执著方面，他们更甚于家境优裕的贵族纨裤子弟，但同时由于他们受过良好的经史教育，又是择优选择的聪明人，所以在运用权谋方面，可谓青胜于蓝。所以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可谓能人辈出，贤能成为士人人格的最高评价,这恰恰为中国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更复杂的因素。当然，儒家教育也确实培养出了一些愚忠的“人才”，这些人往往不太走运，但对帝王来说这批人也有用，“忠臣”这个牌子除了可以给痛苦不堪的百姓一丝幻想外，还可以用来打击权臣。例如，雍正皇帝就曾经成功地运用孙嘉淦这样一个忠臣之死剥夺了年羹尧的兵权。
在孔子时代，汉民族尚存一些原始的纯朴性和超现实性，比如说存在侠这类人群，这是一切古代文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阶层，相当于武士或骑士。这类人通常心灵单纯，注重个性，崇尚侠义，不重谋略。汉代以后，随着项羽和田横在政治上的失败，尤其是独遵儒术之后，这类人就在政治上消失，而转入了民间。
儒家教育使中国社会的栋梁们鄙夷武力，崇尚权谋，同时，手无扶乩之力，面容老成无趣，生活呆板严肃，一但外强入侵，魂不附体，先图自保，以和为贵，遑论开疆拓土。这也是汉族政权屡遭外辱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推崇圣贤之言不可违，祖宗之法不可变，严肃保守，抵制新奇，儒家思想严重地禁锢了中国人的想像力，使这个民族只有摹仿才能而几乎丧失了一切（除了在整人方面的）创造才能。
总之，经过上千年的努力，统治者运用儒教这柄软刀，成功地阉割了汉民族原有的人性，并成功地驯化出了“士”这种具有“家畜性”的奇怪人才，并冠之以文明之名，将高度的野蛮的中央集权发挥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