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节
节这个词具有两种含义：针对男人的气节和针对女人的贞节。
在先秦时期，这个词还主要是用来评价男人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节是指基于信义的对身处逆境中的“君子们”的行为规范。如延陵季子所遇到的不受嗟来之食者。但更多的节几乎与个人的行为无关，忠君与爱国逐渐成为节的主要内容，如伯夷叔齐之不食周粟。到了汉代以后，家天下的观念深入人心，忠君与爱国被划上了等号。苏武成为被祖国遗忘了19年的民族气节的代表，李陵变成了贪生怕死的叛徒典型。李广一生出生入死的功劳不但没有换来当权者的礼遇，还因为一个不肖子孙而招来了灭族之祸。就连司马迁也因为替昨天的英雄今天的叛徒说了几句公道话而惨遭阉割。这实在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当权者用儒家文化对人文精神的阉割正是从汉武帝对太史公的阉割开始的。
汉代以后，由于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史册上出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忠烈的死节之士，几乎每一个王朝临终之际都会有许多儒士以身家性命为之殉葬。同时，节烈也成为权臣和朝廷用来排斥异己的重要手段，颜真卿就是其中的牺牲品之一。在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明朝，尽管朱元璋几乎杀尽了开国功臣，仍有像方孝儒这类的愚忠之士为所谓的正统之争而殉葬。死谏是儒士所能够做到的最极端的却毫无杀伤力的抗拒行为，历朝历代，死谏者可谓多矣，但似乎没有一个暴君会因儒士之死而改变自己的主意，相反，死谏者之死并不能感化君王，却往往招来灭门之祸。他们的死所换来的不过是改朝换代后的后世暴君对他们的赞扬和对前代暴君的谴责，以维持本朝“明君”的形像和“忠臣”的传统。对忠君之节的强调正是当权者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所需要的，对节的推崇使中国社会非人性的王权统治达到极点。这种非人性的节烈观念不但使统治者暴虐，也造成了全社会人道主义的泯灭。如击杀努尔哈赤的前抗清英雄袁崇焕在被崇祯皇帝定性为叛国者之后残酷处死，全京城的百姓竟相分食其肉，其状惨绝人寰。同时，由于礼教残酷压制所产生的反动，当民众暴动的时候，采取的手段也往往无所不用其极——张献忠残酷虐杀官员和百姓的暴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先秦时期，男女之间的交往并无许多禁忌，从诗经中可以看到当时相对自由纯朴的社会风貌。孔子本人正是这种纯朴性文化的产物，其父孔纥在乡间的狂欢会上结识了其母颜氏，二人野合而生孔子。这种行为在当时并不很受社会谴责。孔子本人对妇女的非理性似乎也毫无办法，将其归为难养之类，但似乎是出于对自己身世的禁忌，贞节的观念在他哪里被提到了伦理道德的高度。
汉代以后，史书中出现了妇女的楷模——列女传。虽然当时还能够出现卓文君私奔相如之事，但宫廷妇女礼仪的加强使社会逐渐倾向于限制妇女的自由而巩固男权的思想。既然皇帝可以像动物首领一样拥有三千佳丽，士大夫当然也可以享用三妻四妾。这种不加节制的王权和男权终于成就了诸如晋武帝这样的种马，宫人们洒盐铺草以吸引君王的羊车而求一幸，其不可胜数的异母子孙终于酿成了八王之乱。
像气节一样，贞节也是与当权者无关的，与西方大多数国家的王权不同，特权阶级与普通百姓之间巨大的等级差异和极端的礼教使汉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从帝王到百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变态：从虐待中取乐！
典型的代表集中在明朝王室，从朱元璋开始，明朝几乎没有出现过心理健全的帝王，他们耽于淫乱，性格乖戾，凶狠残暴，不务国事。正因为如此，这个王朝的典型象征是：政权往往被把持在因被阉割而心理严重扭曲的太监们手中。恐怖政治成为王权统治的主要手段，当朱元璋任命的政府官员刚刚上任的头一天，他第一眼看到的往往是摆在衙门口的前任的人皮标本。
虐待心理在社会中的体现是多方面的，除了上下级之间的虐待之外，男性对女性的虐待尤为突出，虐待的前提是妇女已被圣贤们定性为邪恶难养，只有加强对她们的教化，庶可端正天地人心。在身体上的虐待，体现在无处不在的家庭暴力和妇女缠足。心理上的虐待，体现在三从四德，肆意休妻，夫死守节等方面。在社会风气方面，男女之间的交往成为最大的禁忌，每个男人在公众场合对有关性的话题都讳莫如深，但在私下里却对此津津乐道。性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被空前地关注了，性的问题被全社会公认为是最“丢人”的问题，性的解决日趋隐蔽，表面上人们日趋道貌岸然，暗中却日趋男盗女娼。
在儒家文化的名节观念教化下，虐待妇女的方式被形象化了，一个个贞节牌坊被树立在遭遇不幸的未亡人或因失节而自杀的已亡人们的门前，大家心满意足地欣赏着这些红颜祸水们的墓碑和她们的小脚，战战兢兢地观察着主子们的脸色，心里盘算着怎样搞垮仇家，抑扬顿挫地念着四书五经，为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目标而自强不息。
以上的论述，并非故意将矛头指向孔子本人，因为一种文化的形成绝不是某一个个人的力量所能决定的。但孔子在其中肯定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诸子百家众多的文化模式中，只有孔子最终被封建帝王们选中，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宗族政治文化的根基在中国社会中从来就未曾动摇过，孔子的学说只是强化了这种政治文化体系，仅从这一点来说，孔子是难辞其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