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名
“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这段论语中的经文典型地反映出了儒家思想中对名的认识。“文”是谥号，也就是说这个人混了一辈子最后由当权者给予的一言以譬之的评价。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文”是充满褒扬的谥号，孔子自己也得到了这样的谥号。谥号有褒贬，坏的如“灵”、“废”，好的如“宣”、“武”，朝廷中有专人负责这类事，谥法中有详细的条文。这首先反映出儒家是很重名的，而这名的给予最后要由统治者来定又说明儒家很看重当权者的意见。而孔子对这种谥法的解释就更有意思了：之所以谥为“文”，不是因为有学问有成就，而是因为好学又好问。也就是说，学习的态度（样子）是最重要的，学习的成果倒在其次。诸如此类的道德评价在论语中比比皆是。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这是儒家一脉相承的人生价值标准，正如孔子所坦言：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德之立与不立与他人的评价直接相关，因此德的修行始终与“德名”联系在一起，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德名与功名、文名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
如同礼一样，名也是儒家文化用来进行教化的重要手段，甚至比礼更为重要。因为礼只能保证让人们今生恐惧，而名却具有在今生和后世同样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古代中国社会，修史显得极为重要，史书往往会在目录中将历史人物归类，比如：佞臣、忠烈等等。而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的标准则无一例外是儒家价值体系。由于带着极明确的目的性去修史，就如同孔子编春秋一样，必然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必要性的整容，也就是说，该写的就要写，不该写的绝不能写。比如要树立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就要尽量搜集那些能够体现其忠义礼智信仁孝的材料，而此人的所曾干过的丑事最好一句都不要提，要为贤者讳。要树立一个反面的历史人物，则尽量搜集能够体现其奸诈残暴不仁不义不孝不节等方面的材料，而他曾经做过的人事儿则最好不要提，因为如果这样做了，就会误导后人，使他们辨不清善恶，不利于忠孝的教化。虽然孔子曾赞美过史鱼的质直，左丘的不阿，但后代能够在修史时做到全面公正秉持人性化描述的史家并不多，司马迁可算是一个例外，这大概和独尊儒术的教化实施未久有关。
这样，封建王朝的史官在修史时就类似我们今天那些拙劣的编导改编历史剧一样，历史具有了文学色彩。写历史更像是写小说，作者首先站好了鲜明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以儒家文化的标准去树立楷模，以使他们彪炳史册或遗臭万年。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恶劣影响呢？最大的恶果在于：它塑造出一个又一个历史形象，会误导读者认为一个人的好与坏与其所处的环境关系不大，而主要是因为此人的人格修养所致。这样就巧妙地转移了读者的目光，使大家对环境或体制本身的问题视而不见，转而去追究“做人”的问题。而研究“做人”的著作中没有什么比四书五经更专业的了。这样越研究就越会感到孔子学说的伟大，只有从修身做起，才能逐渐达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社会。这样儒家文化的道德评价体系在全社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使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成为儒家文化的忠实信徒。
事实上，在宗族政治的大气候下，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受这种文化本身制约的，可以说，每一个人（包括奸臣）的所做所为都是不得已的，在这种恐怖的人与人之间相互隔膜、相互仇恨、相互提防的环境中，你不使用权谋去害人就会被他人所害，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比如说，一个未谙权术的年轻女子因为不幸有些姿色被选入宫中成为妃嫔，那么无论从前她的品质修养如何，为了生存，她必须学会政治斗争来保卫自己，否则就会被其他的宫人陷害。武则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如是治史还会产生更恶劣的影响。首先，名作为一种世俗成就被儒生们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了虚名甚至可以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其次，重名必轻其实，名在酿造汉民族虚伪粉饰的政治风气的过程中可谓功不可没。其次，追逐功名使儒生们更加注重今生的成就，难以产生超越现实的思想。对名的推崇使阿谀奉承、巧言令色成为官场政治不可或缺的攀缘手段。其次，功名的观念影响到了世俗的文学和艺术，产生“文以载道”、“寓教于乐”的思想，这使一切教化都成为为当权者服务的教化。
“文以载道”除了在历史上产生了更多的文字冤狱之外，还使文人们无形中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纵观文学史，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家都是不得善终的，即使善终也难免一生坎坷。与西方社会的文人相比，中国古代文人的命运大都很悲惨，他们很少能够受到当权者的礼遇，而当他们遇到重视的时候，往往正是他们开始倒楣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功名的观念在中国社会太深入人心了，名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影响力，无论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只要有了名气，他最终都会不可避免地与宗族政治发生关系，除了隐士，没有人能够逍遥自在地避免政治力量的干涉。在历史上有许多隐士也不能逃脱这样的命运，比如山涛、诸葛亮、刘基等。
对名的过分强调还在社会中构建了完整的社会舆论谴责体系，只是这一套体系从来不敢谴责本朝代的当权者和真正的罪恶，它的实际作用是让群众之间相互监督、相互评价，为每一种行为贴上“光彩”和“耻辱”的标签，以简单的定性来维护儒家的宗法道德观念，杀人于无形的“闲话”之中。
由于孔子作为一介文人而在历史上获得的巨大成功，许多文人也向往着立言以成圣的传奇。文化英雄成为历代文人心目中的楷模。但由于早已丧失了先秦时期的质朴率真，这些后期的“圣贤”们几乎都是满口“仁义道德”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二程和朱熹是这类“圣贤”的典型代表。由他们所发扬光大的儒学真正变成了“存天理，灭人欲”毫无人性的“送命”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