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从在杂言逐渐过渡到五言形式。安帝以后，东汉走向衰落，到了桓灵时代，宦官外戚争权夺利，根本顾不上“乐府”活动，汉乐府基本终结，代之的是文人的创作。后来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以《古诗十九首》为题，收入“文选”的是其代表作。关于《古诗十九首》创作年代，历来有“两汉说”和“东汉说”之争，二十世纪的研究越来越认可“东汉说”。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为中下层文人，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实际生活的深切感受，艺术构思深入浅出，比喻手法富于想象，描写时情景相衬，语言上如话家常，融合成一种直抒感兴、曲尽衷情而委婉动人的独特风格。没有用任何典故，而其本身却成为后来使人经常引述的典故。《古诗十九首》以“游子之歌”、“思妇之词”为题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末中下层文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抒发了他们离别相思的感伤、人生苦短的惆怅，知音难遇的悲哀和对世态炎凉的愤慨等世俗情怀，成为中国诗歌的普遍和典型主题。《古诗十九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是汉代诗歌由民间文学过渡到文人创作出并现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将五言抒情古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并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诗开始逐渐与音乐相分离。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各种诗歌体裁的孕育发展阶段，曹操（155—220）以其帝王之尊，“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开创了魏晋文学“彬彬之盛”的先河，在曹氏父子周围出现了以“建安七子”为中心的邺下文人集团，一时间诗境拓展，风骨凛然。曹操的诗全部都是乐府歌辞，其辞“慷慨悲凉”，他的四言诗《观沧海》、《龟虽寿》等篇是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被称之为“压卷之作”。曹丕（187—226）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开山之作，他的两首《燕歌行》是灵活自由的七言诗，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了一个头。曹植（192—232）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论诗的专著《诗品》中，钟嵘称其为“建安之杰”,说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曹氏父子之后南朝的文人诗渐次有陶渊明(365—427)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鲍照的边塞诗和齐永明年间沈约（441—513）、谢朓（464—499）等人开创的新体诗（又称“永明体”），从此华丽婉媚的宫体诗齐梁以降风靡一时。陶渊明的诗多取材田园风光、平常生活，运用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直率地抒写而出，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使人感到自然、亲切，情感真挚，至今人们犹能体味其中悠然冲淡的情致。谢灵运（385—433）是我国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他的山水诗，绝大部分是他做永嘉太守以后写的，诗里描绘了永嘉、会稽等地的自然景色，这种自然美给人以清新开朗的感觉，远胜当时流行的崇尚玄学清谈内容空洞的玄言诗。鲍照（约414—466）是南朝最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反映了中下层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对门阀制度表现了不满与反抗。其诗的风格，俊逸豪爽、华丽雄壮，所以杜甫称之为“俊逸鲍参军” 。他在学习乐府的过程中发展了七言诗的形式，不仅以丰富的内容充实了这种形式，而且变逐句押韵为隔句押韵，并可自由换韵，为七言诗开拓了道路。新体诗是我国诗歌从比较自由的汉魏古体诗走向严格讲究声律和对偶的近体诗的重要过渡阶段。南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在皇子竟陵王萧子良组织下，一批对声律研究有素的文士周颐、沈约等人辨析四声，集体创造了永明声律学，为诗歌走向格律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后来到了隋代陆法言根据当时八个最著名语言学专家意见和自己多年研究，审定了《切韵》，完成了汉语的中古音韵系统。即使元代出现中原音韵，诗韵和词韵还是使用切韵系统。北朝的文人诗坛，一直比较荒凉。庾信（513—581）由南入北，才给北朝诗坛带来了转机。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又说：“清新庾开府”，是说庾信到北朝以后，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变化，诗风也为之一新。庾信后期诗歌的主要内容，便是表现自己的身世遭遇，抒发身仕异朝的苦闷和怀念故国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