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决定辽东战场部署和形势变化的，不是前方军情，而是朝堂之上看不见的刀光剑影。
中朝有党，边臣何以自立哉！
三、万里云间戍，立马宁远关
袁崇焕单骑巡视辽东，回到京城，放言：“予我军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
要知道，辽东事务，上面有辽东经略、巡抚、山海总兵、蓟辽总督，就是在兵部，除了兵部尚书，还有左右侍郎，各司郎中、员外郎，当时袁崇焕不过一个小小的主事，六品官员，说这样的大话，照常理是不会有好果子的。
但是，袁崇焕的豪气赢得了新任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赞赏与认可。而孙承宗可以说是袁崇焕一生中最重要的贵人。
孙承宗是东林党的少壮派，在东林点将录里被封绰号“地短星出林龙”，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第二名（榜眼），在翰林院任职十多年。万历四十七年，有幸成为皇太子朱常洛的老师，深得朱常洛的信任。朱常洛继位后，孙承宗就荣升了帝师。朱常洛命丧红丸后，孙承宗又担任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
因此，天启初年，凭借着两朝帝师的地位，孙承宗就成了东林党在政治权力中心的风云人物。
天启二年，广宁之战后，大明辽西土地尽失，熊廷弼和王化贞革职听勘。东林党人方震孺上疏举荐孙承宗为兵部尚书。明熹宗欲留孙承宗在身边，不想他离开讲席，但辽东又委实乏人可用。最后谕令孙承宗“授兵部尚书，即日到任，不得例辞，仍旧供事经筵，凡有重大机宐，许其面奏请。”这样，孙承宗先是馆阁大拜，而后又身兼兵枢要职，可谓出为将、入为相，权倾一时。
孙承宗到兵部，立即严肃法纪，重用武将，选用精敏有为之材，募练精兵十万。袁崇焕赶上了东林用人之际，因此，才几个月就被破格提拔，由职方司主事升为佥事，正六品升为正五品，负责助守山海关。
袁崇焕到山海关之后，立刻就与辽东经略王在晋发生了矛盾。
王在晋并非东林党人，而是齐楚浙党，而蓟辽总督王象乾也是齐楚浙党。
明史中说王象乾“实无他才，惟啖以财物相羁縻，冀得以老解职而已”，对王象乾进行丑化。实际并非如此。为何？
王象乾是1546年出生，天启二年也就是1622年，他已经76岁高龄了，明朝官员的退休年龄是70岁，他怎么还会“冀得以老解职”呢？而且明熹宗实录第23卷明确记载：天启二年六月，“蓟辽总督王象乾引疾请告不允”。已经称病要告老还乡了，是皇上不允，哪里来的“冀以老解职而已”呢？这其实是《明史》的故意误导和偏向东林党人的一种说法。
清朝编写的《明史》很多地方并不可信，尤其是涉及晚明人物的评价。换个角度看，清朝的文字狱是最为残酷暴虐的，尤其是明史，严格禁止私人编写，官修《明史》又在庄廷鑨明史案等一系列文字狱之后，其对明末人物的评价甚至史实都是很值得怀疑的。
王象乾出身新城王氏世家，是名门望族。祖父王重光是嘉靖二十年进士，官至户部员外郎，父亲王之垣也是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赠尚书、太师，两个叔叔也是进士，分别是浙江按察使和开封府知府，到了王象乾这一代，包括他在内，堂兄弟八人皆是进士，都在朝中或地方任官。可以想象，王象乾身后是多么庞大的一个家族。
王象乾自万历三十六年起就总督蓟辽，治军有方，威震九边。若是没有功绩和能力，朝廷何以会执意启用一个76岁的老人？ 而且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83岁的王象乾还被启用为宣大总督，屡次加封少傅、少师、太子太师，以这样地位和官职，在《明史》中竟然没有列传。而主修明史的张廷玉的二大爷张秉文，不过是山东左布政使，明史也有列传。可见，清朝所修的《明史》很可能是故意回避这个人，回避不了的地方就横加污蔑。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有个小故事叫《王司马》，写的就是王象乾，因为王象乾的号就是霁宇：
这个小故事写得很诙谐，说王象乾耍假大刀，芦苇草席三戏蛮夷，卧司马吓跪北人，看起来很有抗日神剧的味道。虽然故事未必真实，但蒲松龄的故事往往有其来源，至少反映了民间对他的基本评价。王象乾绝非昏聩之人、泛泛之辈，而是很有本事的镇边功臣，素有威望。
王在晋也是如此。很多后来的著作都把王在晋说成是无能之辈，其实未必如此。
早在朝廷议论熊廷弼一案时，户科王继昌就提出：“廷弼挂众议者三。以谩骂为气魄，将帅不为用，不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辽人，客兵蹂躏辽地，辽人离心，不能成功二。动天下兵，靡财浩费，所过驿骚，叛者淫劫，不能成功三。”所谓将帅不为用，讲的是熊廷弼和王化贞，经抚不和。所谓不能用辽人，讲的和后来袁崇焕提出的“用辽人守辽土”是一样的，这也说明袁崇焕的观点并不新鲜。所谓动天下兵，耗费巨大，说的是当时从各地调兵守辽东费用高昂。据统计，平均调一个兵要花费25金，而且“至辽而可用者，十不得二三”。
当时，朝廷内部基本都接受治辽方略应当“以守为攻，筑城以守”，这也是熊廷弼一贯主张并最早实施的策略。但怎么守？在哪里筑城守？不同派系的人主张并不一致。
袁崇焕和王在晋的矛盾就在于在哪里筑城守。
王在晋主张守山海关。他对形势的分析是：“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王象乾也认为：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
王象乾和王在晋主张退守山海关，主要是基于辽西走廊这个狭长地带，守的代价过于高昂，获益却极少。
按孙承宗的做法，募练精兵十万，平均每个士兵年费30两银子，一年的兵饷就需至少300万两。如果算上军粮米豆武器军马盔甲战车器械辎重。一年至少400万白银起。
但明朝的财政收入是很低的，根本不足以常年支撑这么大的消耗。
张居正改革初年，明朝一年财政收入大概只有200万两，东林党拼命反对矿税，实际上明朝的商业税也是非常低的，有人统计，矿税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万历四十四年，20年时间所征收的矿税和商税，加在一起也就是一千多万两，平均每年不过50多万两。而正是这笔税收大大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危机。
天启初年，东林党全面执政，废了矿税，但当家方知材米贵，不到一年光辽饷就花了200多万两银子。内阁首辅叶向高感慨：神宗皇帝当年大力征收矿税，我们都大力反对，觉得天下的财富都是皇帝的，还收那么多银子干嘛？这几年辽东用兵，才知道辽东战争就是财政的无底洞。
但孙承宗和袁崇焕都认为，要收复辽东，防守就要前置，以山海关为后盾、宁远为中坚、锦州为先锋，构筑一条“关宁锦防线”，修筑宁远等城池堡垒，拓地以守。
但是，这条防线最大的问题就是花费太大，不算军饷，都要花500万两，加上军饷，一年要800万两银子。而且这道防线的最大缺点是，清军一旦绕道，所谓“固若金汤”的防线就成了摆设。
而王在晋主张退守山海关，在山海关外的八里铺筑长约三十里的边城，靠着高山高龄、重关天险，只需现有的4万精兵即可。王在晋的意见是，当今之计，“不在募兵，而在训练实在之兵；不在添将，而在选择有用之将”。
袁崇焕说服不了王在晋，就直接上书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叶向高也拿不定主意，于是交给孙承宗定夺。
孙承宗亲赴辽东，与王在晋沟通。两人的对话是历史上经典的一幕。但在不同史料中的记载却完全不同。
明史记载：
臣时执偏见谓经臣议诚然，独是八里为两城，而旧城之坑壕空营当在三里之外，而新城之守卒法当四万。则四万之退步跟将及之，而一不戒，将城下之备尽为我设，北山南水既无旁出，而贼方拥此四万于旧城之下，开关延之不可，闭关谢之不可。将城上之备，又为我设，而城中惊溃无问也。经臣曰：于山建山寨三，以为退守计，而三道关俱可入。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经臣言边兵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臣遂无以应。”
首先，孙承宗奏疏原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