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 汪曾祺的昆明 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2022-04-27 21:38:58

汪曾祺的昆明

孙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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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汪曾祺到了昆明西南联大读书，直到1946年才离开这座春城。关于那一段的生活，他晚年写了很多短文，都传神得很，乃至成了人们研究联大重要的感性资料。也由于他的神来之笔，昆明时代许多泯灭的故事悠然地走来，仿佛一幅幅写意的画面，贫瘠时代的一切竟有了趣味流溢。

我读他写下的那些文章，觉得年轻时代的他不是一个好的学生，起码是个不合格的学生。也因了战乱与动荡，学校显得松散，得以自由地读书。他入的是中文系，那里好的老师多多，对大家要求也并不严格，随随便便。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中文系的系主任是罗常培，教师有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王力、浦江清、沈从文、许维遹、余冠英、陈梦家等。他们多是清华来的老师，治学颇为严谨。学生们大概可以选修别的课程，像哲学系的金岳霖的课，汪曾祺就喜欢。外语系的名家很多，钱鍾书、吴宓都在，他旁听过吴宓的课，没有太大兴趣，就远离而去了。沈从文那时在中文系讲写作，这是汪曾祺最喜欢上的一门课。闻一多的也不错，给他很深的印象。但对他最好的是沈从文。沈从文开设的课程是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选他的这三门课，一是老师好；二是自在，没有压力；三呢，可以写点文章，自己的梦想就是做一名作家。而那时在他心目中的楷模，自然是沈从文无疑。

新学生渴望写作，在感性的世界里打转转。对于学问有点敬而远之。中文系的一些老师学问很大，那些学问显得吓人。这类老师汪曾祺有点不敢接近。有的老师的课又出奇的浅，他觉得不解渴，就不再去听了。联大的治学精神，他得到的不多，对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的那些本领，也有隔膜的地方。这对他未尝不是好事。中国文学系培养不了作家，和感性的写作训练太少有关。他在那时候没有被枯燥的知识训练俘虏过，是那代人的幸运。现在的大学，就不易遇到类似的环境了。

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记事可以看到，南迁昆明的时候，教师的科研依然有古风。和胡适时期的治学理念相似。1939年到1945年油印的论文很多，其表如下：

　　　《唐代俗讲考》（向达）

　　　《言意之辨》（汤用彤）

　　　《贡山俅语初探》（罗常培）

　　　《唐代行用的一种韵书目次》（魏建功）

　　　《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郑天挺）

　　　《王命传考》（唐兰）

　　　《隋书西域传缘夷之地望与对音》（郑天挺）

　　　《宋故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彭忠烈公事辑》（张正烺）

　　　《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于翰藻”说》（朱自清）

上述名单只是其间一部分，中文系的学风也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对一些青年学子来说，那些东西还过于古奥，不易进入。他们知道这些文章的重要，受到老师身上的旧学的熏陶是自然的。

学科的内容是丰富的，但青年人在此的压力并不大，学风严谨而空气自由，对大家都是开心的事。《西南联大中文系》是汪曾祺介绍母校的一篇有趣的文章，能够让我们这些后人嗅到当年的气息，其中有云：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地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地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汪曾祺全集》四卷358页）

较之于老北大的氛围，这里多了一种现实感。许多老师在西南开始进行田野调查，采集民族学与语言学的标本。比如罗常培就三次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调查，丰富了学术生活。沈从文还邀请诸多作家来校讲演，推荐学生的文章到刊物上，和社会互动的地方很多。这个风气对学生不能不产生影响。

昆明是个好地方。草木、街市、茶舍、书店、衣食、岁时等，都不同于内地。那里地处高原，少数民族多，城里的味道是特别的。对于有诗人气的人来说，都有可感可怀的内容。那时候是战时，空气里流着火药味。大学也是匆忙组建的。没有像样的校园，那么天地间就算即食之所，有什么比这还要快乐呢？他常去的图书馆，在他眼里是神秘又可亲的，曾说那是他一生中去过最多的图书馆。连上课也是随便的。除了朱自清过于严格外，其他的老师上课，都很轻松，似乎也喜欢了悠闲的氛围，自在地讲着天南地北的事情。比如金岳霖的课，就很有意思。他回忆说：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做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汪曾祺全集》四卷143—144页）

在好几篇文章里，汪曾祺都写到了金岳霖，实在是因为他的渊博与可爱，外加其古怪的一生。在师生之间，一向平等，乃老北大的传统。加之学院里的老师多有古风，环境是美的。那简直不是智力训练，而是精神的漫游与行走。他所遇所感的生活，成了晚年写不完的题材。

学校的读书，有点传奇色彩。因为是战时，一切都有点不太正规。一是大家有时住在百姓家里，二是总要跑警报，三是把许多时间放到泡茶馆里。比如跑警报，紧张而多故事。有的因为害怕而远远逃离校舍，有的在放松地谈着恋爱。还有的毫不在乎，警报响起来的时候安然做事，泰然自若。

世上大概没有这样的大学。紧张里的愉快与苦楚，在那时候诗一般地写着青春的奇迹。国难当中，学业要继续，自然要克服种种困难。而在他们这些青年眼里，死神面前也有诗意的存在，忧戚里沉思似乎是少的。战时的生活给汪曾祺带来的是轻松的感受，他从没有去写血淋淋的场景，也许没有注意，也许根本就没有去想，联大的特别生活，也使善于读人的他，学到了书本里没有的东西。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南联大有静的一面，也有动的一面。中国文化幽深的与现实的价值都在校园里有所展示。你可以选择为学术而学术的路，许多扇门在等待开启。也可以不忘情于社会，成为一个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汪曾祺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学问的深，那是无边的海，怎么能一望到边呢？另一面是，相信了自己写作的潜能，也会创作出新奇的小说，那也其乐融融吧。

昆明乃一个神奇之地，许多人在此呼吸到了自由和爱意。晚年的时候，汪曾祺一再写昆明的记忆，几乎篇篇都好，那是对她的感激之情。我们在那些文字间除了看到他的快意的一面，也有青春期的惆怅，比如《昆明的雨》：

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

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久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着比丘尼装的陈圆圆的石像（传说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投莲花池而死），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

莲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

木香花湿雨沉沉。

（《汪曾祺全集》三卷376—379页）

酒馆、友人、不绝的雨，还有微末的忧愁，这些是古代诗文里才有的心影。一个人在大学时代有这样的境遇，内心布满古典的记忆也不足为奇的。西南联大是现代的，也是乡土的。后者的氛围，对青年时期的汪曾祺而言，是诗意的底色。我们有时也能够在其文字里，读到一种昆明微雨的清爽、明快和温润之气，想起来不禁幽思暗来。

2

1938年沈从文在昆明

汪曾祺与沈从文

沈从文出现在他的视野的时候，年轻的汪曾祺有着异常兴奋的感情。许多年后，他写了多篇关于沈从文的文章，描绘入学时的心情。中文系有许多知名的教授，惟独沈从文，对他最有帮助。这个作家在大学的出现，真有点意外的效果。青年的学子喜欢感性的作家教师，因为没有枯燥的学理的障碍。也由于沈从文学识的有限，不能把学生引向更深的层面，一些教授并不看好他，甚至很有微词。不过在开明的校园，都算不了什么，汪曾祺不是不知道这些的。

民国的教育不定于一尊，许多方面满足了学生的需要。学者们不太关注创作，而青年人却对创作有着神秘感和好奇心。在没有到联大读书前，汪曾祺就喜欢上了沈从文。他自己坦言，投考联大，和沈从文隐隐约约有点关系。所谓慕名而去者正是，《自报家门》说：

在这座小庵里我除了带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父亲也看了沈从文的小说，说：“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我的小说也有人说是不像小说，其来有自。

……

不能说我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汪曾祺全集》四卷286—287页）

西南联大内的石柱

那时沈从文正在盛年，是创作正佳的时期。在文坛上已经很有名望了。在西南联大，他是个特殊的教员，一没有大学文凭，二缺乏学术专著。要不是小说闻名于世，是难于有人看上他的。沈从文虽自称乡下人，可是审美的偏好和欧美留学的作家很是接近。胡适、梁实秋、徐志摩、巴金都喜欢他。一个自学出身的人在大学里任教，在那时候为数不多，吸收他到学校来任教，说明了校方的眼光。而这，在后来的中国大学师资队伍里，是很少见过的现象。

沈从文的课很单一，不是学问家的那一套。但细心听下去还是很有意思的。汪曾祺后来回顾说，沈的课程没有系统，随意讲些创作经验一类的东西。这些非学院派的因素让他感到新奇，有些东西正符合自己的情感状态。一些谈天式的讲授还启发了他创作的灵感。不过沈从文日常的那些状态更让他着迷。因为在文坛很有名气，就和各种作家有交往，同学们也跟着沾着仙气。这是一个纯情的人，没有教授腔与文艺腔的人，而且他的驳杂，多趣，又带有淡淡的哀伤的情感方式，是打动了汪曾祺的。

沈从文是念着社会这本大书长大的。他的写作没有受到士大夫的那些东西的深扰，一切仿佛来自于天籁。他的心性太温和，没有强烈的精神冲撞。家乡的水的清纯沐浴了他，以致文字也是清纯的。中国唯美派的理论家在思想上意识到这样纯情的文化的意义，可是他们很少遇到类似的文本。当沈从文天外来客般地出现在文坛上的时候，理论家们找到了精神的对应体。他便成了纯文学的象征符号。新月派及胡适周围的人都挺喜欢他，那些留过洋的美学家，对他的文本颇加赞扬，原因是有着儒雅的美丽和平淡的气象，和现代的静穆的审美精神相符。加之文字的清秀洗练，很快在知识界获得了认可。

在沈从文的身上，一种“美丽的愁人”的氛围，一直挥之不去，其小说与散文，都是这样。到了都市后，回忆那些生活，自己有种复杂的感受。他不忍去再现那些丑陋的场景，要留住的是纯情的瞬间。即使像《边城》这样的作品，也有淡淡的感伤。

沈从文的小说弥漫着水气和草木的清香。协调、自然、有趣，是他作品的一个特点。而且对家乡的风貌的描摹，很有韵味。他的好处是没有中士大夫语言的毒，既不是道德主义者，也非西洋文学理念的俘虏。其作品是对人性的本然的描述，剔去了种种伦理的话题，从自然状态里找诗意的存在。《边城》是没有杂色的乡俗图，《潇潇》乃山野的笛声，《丈夫》是民间的野调，都美丽得很。他写青年男女的爱欲，看不到五四知识青年的感伤的、自恋的因素，倒像天地间的水气，自然蒸腾着，生命在和谐间自如地运行着。这是一种现实的再现呢，还是一种神往？在左派作家那里，没有这些，在右派文人那里也殊少此风，我们在此读出的是陶渊明般隐逸的清寂和齐白石式的空。在观念俘虏着艺术的时候，这个远离各种观念的纯然的作家，把生命感从世间的囚牢里解放到原始的山林间了。

汪曾祺看到老师当年的作品，第一个印象就是亲切，唤起了早年的记忆，和一种类似倾诉的欲望。也许是什么暗暗撩拨了脆弱的心，从中有所发现也未可知。沈从文的文字，是青年汪曾祺内心的神异的火，在那样的年月温暖着自己的心。和那些正襟危坐的大学教授比，他和自己的生命更为接近，他的内心何尝没有“美丽是愁人的”感叹？

　西南联大校舍

在几个方面沈从文影响了汪曾祺。欣赏苦难边上的美丽的谣俗是一个因素。沈从文在乱世觅到一块精神的绿洲，虽然逃逸苦楚，但在故土上寻到的未被污染的世界，其实是对现实的对照，那里未尝不是一种挣脱和抗争。中国不乏怨怼的文字，而美丽纯情的所在是多么重要。沈从文写乡间的礼俗、情调十分耐心，他把自然与人心里最好的部分呈现给人们，并非是隐逸的陶醉，也有深切的提醒。汪曾祺后来在作品里延续了这些，两人可以说在路径上是一致的。对比《边城》与《受戒》，好像是流着相似的思想与趣味，在审美的角度，是有师承关系的。另一个因素是远离社会核心地带，与政治保持距离。沈从文那些乡间故事，没有政党文化的痕迹，可是却含着人生的本源。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却远离阶级的概念，也显示了他的特点。桃花源与乌托邦的故事，是苦难王国之外的存在，弱小与无力感自然是有的。可是在那个时代，连这些也没有了也是悲哀的。不错，世间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有时甚至残酷得很。但他厌恶流血，一切死亡都是忧伤的，所有的杀戮都与人性相悖。汪曾祺后来一直生活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时代，他懂得，直面人间固然不错，而在灰暗里点缀着美丽与隐逸的情思，让人知道再昏暗的年代还有人沉浸在纯粹的审美的静观，也是好的吧？还有一个因素很重要，那是对内心的感受的忠诚。他们都不去涉猎没有明白和无法知晓的现实，对记忆的记录是自然的，绝没有生硬地解释世界。因为自己不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也没有伟大的思想要流布世间，所以甘于渺小，只去写自己知道和喜欢的东西。本乎心性，源于灵魂，按美的体验来表达自我，如此而已。后来中国的文艺是要求齐一的，不准有多样的存在，小情调更是有问题的。可是在小的世界里亦有大的境界，那里奔放着爱意的激情。在激烈与悲慨的文字四溢的时候，我们偶与这些神异安静的作品相逢，好像得到了歇息。自然，其间不乏逃逸的脆弱，躲避血色的简单也是有的。躲避未尝不是一种美，只要心没有黑暗染过和颓废过，也是好的吧？在四面杀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明亮的宁静，那也真的是难得的。在沙漠般的地方，见到了一点点绿色，难道不是一种惬意?中国固然需要宏大的叙事，需要超人的伟岸之神，也需要温润的爱意。在残酷的岁月保持一点安宁的美，也非一般人可以达到的境界。沈从文做到了此点，汪曾祺后来也做到了此点，我们由此看到了一个文学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