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身为教师，自然重视子女教育，也比一般人有远见。七七年恢复高考之后，父亲果断决定，让已经读到高一、但是没有读过初三的二哥，重新回到初中，插入新办的初三，重新参加中考，进入重点高中。很多人以为，我们能读书，是父亲手把手教我们。我的印象中，他没有，只是指引方向、创造条件，让我们自由发展。
父亲脾气暴躁。但对我们的学业，他没有暴躁过。我小时候笨死了，在升入小学四年级前，一窍不通。父亲偶尔过问，以了解情况为主，略加指点，但并不下死力辅导，从未发急。他对小学各年级的语文、算术课程，都乱熟于心。但是他尊重教学规律，因材施教、循序善诱，不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因材施教的结果是，在四年级以前，他很少教我，因为不堪教化；进入四年级以后，我发蒙开窍了，他没教过我，因为不用再教。算术里面，鸡兔同笼是经典难题。他给我讲，我也没听，坚持自学。他给我一部算术书，纸页发黄，足有两寸厚；翻弄这部书，我边学算术，边学繁体字。
我当过好几年老师。轮到自己才知道，面对学生、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在他们表现欠佳的时候，能耐烦、不发急，有多么不容易。何况是对于一个像父亲那样，本身脾气暴躁的人。
我进入县一中后，各方面都不适应。想家，不适应集体生活。作文写不过县城的孩子，尤其令人沮丧。农村的孩子基本没有课外读物，阅读量不够。见识也少，只见过农作物，哪见过城里的花卉和景致。连续几个周末回家不想返校，要求转学到父亲身边就读。父亲问了缘由，没有同意，哭也没用。几个星期后回家，父亲给我一本作文选，他亲自编的，誊写得工工整整，老式纸绳装订，近一寸厚。
偶尔翻一翻父亲编写的作文选，我逐渐适应了一中的学习生活。但是小孩子只认花花绿绿的印刷品，并不格外珍惜父亲的苦心孤诣。这本作文选，是父亲在子女教育上，付出心力较多的一件事。几十年之后，我自己有了孩子，也面临着孩子教育的问题。时光逝去，父亲往生，那本作文选早已不知所踪，我才体会到其中父爱的殷切和宝贵。感激和痛悔，令我不能自已，孩童一般哭泣。为什么，为什么人要到为人父母的时候，才知道该怎么做个孩子？
七三年，大哥刚进高中。父亲因为他在重庆的“历史问题”，被贬到邻村的民办小学。回到家中，他将烈酒掺到开水里，一口一杯。我们寄居在同村姨父家，我才四岁。那酒气味刺鼻，雾气在屋中缭绕，一如人的愁绪。
家境困难、缺少主劳力，父亲饭碗不保，大哥尽管学习出众，还是自行退学，搬着行李回家了。当时没有高考，父亲没有要求他复学。大哥开始挣工分，在田野里，在民办小学。后来远赴襄樊，建设三线铁路。母亲说起来，总是心疼，“才十六岁。”但是从三线回来，父亲还骂了他一通。我太小，不知道原因。
教师不能保障自己子女的教育，这不仅发生在大哥身上，此前大姐二姐先后都失学了。父亲薪水微薄，母亲虽然务农，却不算主劳力，要糊口活命，须要更多的人挣工分。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大哥在家务农的那一年，我们家才不是缺粮户。基本每次年终结算，我们都是缺粮户，母亲被叫去开会，接受没完没了的批判，末了领回一张《一年早知道》，预告我们下一年度，还将是缺粮户。计划经济，真是神机妙算。
批斗地主，那是批斗极少数人。批斗缺粮户，批斗的是村里那些缺少主劳力的人家，倒是有些陪斗的。一次周末父亲回家，母亲又被叫去开会。父亲愤愤然：“什么共产党？连国民党都不如。”他经历过民国，倒是有个比较。母亲也委屈，说你只是周末回家，这样的会我都连开好多天了。说来好笑，母亲是个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认。让她去开会，又有什么用？这样的会，让谁去开都没用，是吧？
母亲被迫去开会挨批，家里贴着《一年早知道》的符咒，全家阴云密布，气氛可想而知。大人心情不好、郁闷压抑，小孩动辄得咎、战战兢兢。我虽是得宠的幺子，但也得小心翼翼。缺粮户为什么要挨批斗，当年作为小孩不知道；几十年后回想起来，还是不知道。“共产党让穷人翻身，当家作主！”那是墙上的标语、书上说的，我们家没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