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EVITABLE INDICTMENT OF DONALD TRUMP
副题：我很清楚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将对唐纳德·特朗普起诉。这只是时间问题。
OCTOBER 11, 2022, 6 AM ET
原文出处：The Inevitable Indictment of Donald Trump - The Atlantic
上次说到司法部部长在乎法条…….
面对唐纳德.特朗普造成的民主危机，加兰对规则和规范的不屈不挠的忠诚往往显得无能为力。为了避免政治介入的嫌疑，加兰允许某些特朗普时代的政策保持不变。他命令司法部继续为特朗普辩护，反对指控被特朗普强奸的作家 E. Jean Carroll 提起的伤害名誉诉讼。他允许特别检察官约翰.达勒姆（John Durham）对“俄罗斯门”起源的调查继续进行，尽管有大量民主党人要求他关闭它。 （我应该在这里指出，达勒姆在法庭文件中提到了我对特朗普和俄罗斯的报道，他的律师在起诉克林顿竞选律师时询问了有关那件事的证人，陪审团随后判竞选律师无罪。） 这些做法给人一种消极的印象；他没有急于面对特朗普主义的遗留问题，而是不温不火的将其搁置。
为什么极端厌恶朗普的民主党人会对加兰对司法部传统的顽固承诺感到沮丧？当特朗普曾不断的践踏司法部后，你加兰怎能还这样不温不火？ 他对司法部传统的信仰好像已经过时了——民主党的主体正在重新思考曾经被视为美国制度支柱的那些规范的时代合理性。不久前，增加最高法院法官人数或取消“阻挠议案”（阻扰议案，这里指参议院的 filibuster程序。本老汉注）似乎是颠覆性的思想实验。现在，它们被吹捧为维护多数派政治的必需品。
但加兰想要捍卫的后水门事件的司法部改革并不是针对抽象的威胁。它们是针对真实历史记忆中的滥用司法问题的改革。可以说，这些改革在削弱唐纳德.特朗普将司法部变成他的玩物的愿望方面做得很有效，即使他们无法阻止每一次违法行为。那些改革后的规范阻止了噩梦般事情的发生。
这些规范如果遭遇下一次挑战可能不会成立，但这并不能消除它们的道德力量。不管一个人多么害怕特朗普再来一次，起诉一位前总统都不能掉以轻心。对政敌得到公平对待的坚持是整个法律体系合法性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加兰对特朗普一事额外谨慎很重要。他对特朗普提出的任何起诉都必须通得过他自己的审查，这意味着它将通过一个高标准。
当加兰谈到他如何处理复杂、容易被感情影响的调查时，他喜欢引用一个历史典故作为他的司法理念基础。 1995 年 4 月 19 日上午，司法部领导获悉，一枚炸弹摧毁了俄克拉荷马城一座大型联邦办公大楼的大部分，炸毁了它的外墙，造成 168 人死亡，其中包括大楼日托中心的 19 名儿童.
当时，加兰担任着名为 PADAG 的工作，即首席副检察长。这是一个神秘的头衔，但却是司法部最重要的办公室之一：它让他在司法部长的每日晨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可以接触到司法部最高档的秘密。加兰利用他的特权地位询问他是否可以前往俄克拉荷马城主持监督调查。
在加兰出发之前，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Janet Reno）将他拉到一边。危机之下，她想谈的却是 O. J. Simpson案。这位足球明星的审判将与俄克拉荷马城的调查一起去占据新闻主页，而且是电视直播。公众即将在洛杉矶法庭上目睹的一切都会使司法系统看起来像一个俗气的笑话。她告诉加兰，他的工作是展示法律制度如何成为那个在洛杉矶的“马戏团杂耍”的对立面。
“我希望你一丝不苟，”她告诉他。 “我不想有任何失去定罪的可能。我希望这个过程是个完美的画面，让公众了解什么是正义。”
爆炸案在美国引发了强烈的情绪反应，尤其是那些担心右翼民兵成势的人。虽然比 1 月 6 日的混乱事件要直截了当，但这一罪行引发了同样强烈的社会情绪，即迅速惩罚肇事者。但加兰向雷诺保证，他一定不会走捷径。
即使联邦调查局似乎倾向于走捷径，严格的执行程序对加兰来说是很自然的。他命令办案人员从法院获得搜查令和传票，即使它们未必是绝对必要的。在他追求完美正义的过程中，他的调查人员进行了 28,000 次采访。
这些决定可以说使检方的案件变得更加困难，并且肯定会延迟社会对快速定罪的渴望。但他们也防止了可能为上诉提供依据的羞辱性失误。最后，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试图推翻他的定罪失败，他于 2001 年被处决。他的同谋特里·尼科尔斯（Terry Nichols）被判处无期徒刑，上诉法院确认了这一判决。
加兰对特朗普也采取了同样一丝不苟的态度。司法部没有从总统本人的犯行开始，而是将其资源投入到乏味的案件中，针对 1 月 6 日侵入国会大厦的每一位健身教练和会计师，总共提出约 900 份起诉书。案件数量可能会使检察官负担过重——并推迟针对特朗普核心圈子建立更复杂案件的工作。
但是这种看起来像是驴干的工作的却是公式化方法中的必要步骤，这是一组具有自己内在智慧的逻辑选择。正如加兰解释的那样，该部门别无选择，只能从最“公开的犯罪”开始，然后从那里慢慢展开。如果办案从特朗普开始就赋予案件政治色彩——这将是一种不好的做法，放弃从底层开始收集的所有证人和手机数据（忽视犯罪事实，本老汉注）。
只关注特朗普，加兰的批评者往往低估了 1 月 6 日起诉中其他武器的重要性。司法部用对每个侵入国会个体的起诉“以儆效尤”，因此在随后的每次“停止偷窃”集会上的出席人数逐次减少。入侵国会大厦的“小鱼”提供的证据帮助司法部以煽动阴谋罪名起诉“誓言守卫者”（Elmer Stewart Rhodes）和“骄傲男孩”（Henry “Enrique” Tarrio）的领导人。这是政府采取的解散国家的右翼准军事组织的最有意义的步骤。（两人均在开庭时宣布不认罪。）
根据传票和看到的离开大陪审团的证人，司法部显然正在往上推进，越来越接近特朗普的核心圈子和特朗普本人。但总有一天，加兰所推崇的规则书不再能提供如此明确的指导。这是允许（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权的关键。唐纳德·特朗普的起诉案，检察官是梅里克·加兰自己，自由裁量权将允许他决定也许起诉根本不值得会付出的社会代价，或者案件有说服力但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加兰的批评者担心，当面对那个节点时，他的谨慎倾向会主导他的决定。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政府系统”对梅里克·加兰很好——他也对“政府系统”很好。他是美国制度的忠实信徒。这就是为什么他很难接受米奇·麦康奈尔（参院共和党领袖）的所作所为（大法官任命事件）。
在奥巴马宣布选择他填补斯卡利亚（突然去世的大法官）的席位后的 293 天里，加兰陷入了困境，等待参议院共和党人为他提供公平的听证会。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永远不会；加兰保持着耐心。他在哈佛法学院的一位老老师 Laurence Tribe 告诉我，“令人心碎的是，看到这个系统真的没有他希望的那么好。”
任何人对麦康奈尔厚颜无耻策略的反应必然是愤怒。加兰的妻子和女儿们当然也传达了这种情感，他的朋友和前下属们也是如此。加兰周围的人无法控制他们的愤怒，但他做到了。当朋友打电话发泄时，他会试图安慰他们，平息他们的怒火。 “不要为我感到难过，”他告诉他们。 “到目前为止，命运待我不薄。不用担心。”
这种平静并不反常。他的朋友翟咪.戈雷利克（ Jamie Gorelick） 告诉我，他总是很冷静。从大学开始，他就劝她不要让情绪困扰她。那时，她对哈佛向男性而不是女性免费提供足球门票感到愤怒。在一次剧烈争吵的会议之后，她抱怨了不公正。加兰把她拉到一边：“你生气是对的，但你不应该这么生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得到解决。” 戈雷利克非常看重他的平缓的特质，因此她聘请加兰担任她在克林顿司法部的副手。共事时，他的建议还是一样的。他鼓励她把她写的愤怒的公文信放在抽屉里，直到她恢复平和再决定发出还是不发。
这种倾向可以被描述为压抑。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给它起了另一个名字。他称其为“反对怨恨的精神纪律”，这是他的政治伦理学中的一个成语。他敦促不公正的受害者抵制自我挫败的本能，避免正义地宣扬自己的受害者身份。这，当然不是 加兰 的个人信条。但凭借他超凡的自制力和正直感，他似乎把愤怒，尤其是他自身的愤怒，视为一种危险的情绪。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