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绍平是我相处近20年的一位朋友。在茶余饭后，他经常谈起偷渡到香港的之事。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想起，在奉化近50万人中，有这样经历的人虽然极少，但它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现状和老百姓追求幸福的心理。因此，我花了二个半天与他交流，并形成了以下材料。
内容概述：1980年5月到8月，竺绍平先生因生活所迫、穿越边境线、偷渡到香港、遣送回大陆、旅途被押送、逃离收容所，故事起伏跌宕、曲折离奇、惊心动魄。回家后，他还是继续过着那非常艰辛但又无奈的生活。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领域的不断扩大，他的生活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五
在调查、核实清楚每一个“犯人”的真实身份之后，8月12日上午，浙江、江西两省共60多人（其中浙江籍的20多人、江西籍的40多人），三、四个人一串，又戴上了那土洋铐，上了铁管车，由武警、公安押解到广州火车站，上了一节专门遣送我们的车厢。警察将浙江、江西籍的人分成两截，各为半节车厢，中间留出一些空间。
在我们被遣送的这帮人中，大部分都是在广州、深圳等地的偷窃、盲流和流窜作案人员，真正偷渡者不是很多，偷渡成功到香港的就更少了。我们浙江就只有我和舟山老溪头43岁的王阿表2人偷渡到了香港。
据王阿表说，他的父亲和哥哥是在解放前夕去香港的，而且他们有过通信来往。所以，他是带着地址和电话号码去的。在偷渡中，他受了伤，到香港以后，在岸边的一户老百姓家里躲藏了一天。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应该请房主给自己的父亲打个电话，或者告诉房主自己父亲的住址，也许父亲会来接他。后来，他被香港边防警察发现、抓了起来，并将他送到香港陆军总医院治疗。
他说，他在香港陆军总医院一共住了8天，不但有护士精心服务，而且每天吃病号饭，一生中从来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好的待遇。在住院期间，他曾经请求警察给他父亲打个电话，但警察不肯帮忙，最后也被遣送回大陆了。
在火车上共有8个武警、公安，4个武警拿着冲锋枪，各有2人把守在车厢两头；4个公安别着手枪、手里拿着警棍，坐在椅子的靠背上看着我们，有时就在车厢里转。
当大家情绪稳定以后，有一位负责遣送、押解的警察对我们说：我们现在是奉命将你们遣送回原籍的，江西的到萍乡，浙江的到金华。你们要规矩一点，配合一点，这样，我们可以给你们一天吃三餐，如果你们自己有钱的话，还可以买些东西吃，否则，别说我们不客气。当时，我暗暗地高兴在自己裤腰的夹层里还藏着30元钱。
在途中，我就用那30元钱，买了一些吃的分送给大家，包括那几位武警和公安。因此，警察对我还算不错。
当火车到达湖南株州站以后，听说是车辆的调度上有点问题，因此，我们下车以后在当地又被关了两天。
上车以后，警察听说江西有人准备在途中组织逃跑，因此，他们就将那几个嫌疑人的手，铐在火车椅子的铁脚上，将腿铐在另一边椅子的铁脚上。这时，有一位警察对我们说：你们这些人，是我们政府用4头猪、一吨汽油一个人向香港政府换来的，你们还想跑？据说，当时香港政府每向大陆遣送一名偷渡者，中国政府就得给香港4头猪、一吨汽油。
实际上，我们浙江也有人提出并商量过途中逃跑的事，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三、四个人被铐在一起，行动极不方便，逃跑的可能性极少。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完全是有把握逃跑的。因此，我反对那时候逃跑，说只能以后等待机会再说。所以，那中途逃跑的方案我们并没有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