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兵团为什么会在长津湖缺衣少粮，目前为止最完整详细的一篇分析 （转帖）
by 巴萨库蒂 on 2018-09-22
PS:志愿军第九兵团在长津湖的前后战斗经历争议颇多，即使这篇文章里面也有一些观点无法让人完全苟同，但是已经基本能完整详实的讲清楚第九兵团入朝的来龙去脉了。
** 说实话，细追究起来，九兵团缺衣少粮最终导致大面积严重伤亡这事，绝不是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很多人一块造成的，包括很多重量级人物。我也不讳言，最高领导，后勤部门，志司，等的，统统有责任。**
** 这件事真的是无法理喻，最大的无法理喻在于，这完全是在国内准备过程中所造成的重大纰漏。你要是在朝鲜，天天被敌人轰炸，后勤跟不上，那还可以理解，可是你在国内一个月的时间怎么就凑不齐几十万件棉衣？哪怕直接上老百姓家里去花钱买也很快凑够了，所以这根本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么多衣服的问题，我们有的是棉衣，可就是死活没发到很多战士手里。所以这绝对是高层的重大失误，战斗时间一改再改，战斗指令一改再改，后勤部门疏于应对，后来又仓促应对，入朝时战士们又多来自南方完全缺少防冻经验，一环一环，一层一层下来，最终导致了这场悲剧。**
** 可是现在再去追究又有什么用呢，谁又出来为这件事担过一点责任？二次战役后彭德怀嘉奖的是万岁军38军，毛主 席亲令嘉奖的却是第九兵团，这种亡羊补牢式的嘉奖又有什么意义呢？38军从此扬名天下，第九兵团却只能独自舔伤口，背着争议到今天。要我说，谁都有争议，唯独九兵团的战士没有争议，他们是无辜的，他们的勇敢，决绝，让人动容，他们的坚强，意志，催人泪下，他们无愧是最可爱的人！**
** 所以，当我看到有人竟然诋毁九兵团战力低下，三野士兵战力不行，长津湖是一场惨败等等诸如此类内容的时候，我简直愤怒的无法形容，！这帮纯种人渣！他们哪里知道，九兵团不但缺少衣物，粮食也极度匮乏，武器弹药更是可怜！重武器非常的少，仅有的一些迫击炮也因为天气太过寒冷打出去大多成了哑炮不能爆炸，战士们无语凝噎抱头痛哭！机枪步枪什么的也被冻的不能发射只能先用尿滋热了才能发射，更多的人连扣动扳机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抱着枪，拖着沉重的步伐艰难地往前挪动追击美军，不知道有多少人就这么一头栽倒在地上再也没起来！他们其实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战略包围和追击任务，但就是由于武器弹药等客观原因无法对美军造成太多有效杀伤，要不然，哪里轮得到美国人吹嘘这是什么伟大撤退呢（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就是兴南大撤退的幸存者）**
** 唉，英雄们已逝，谨以此文纪念吧**
**第一次战役结束前，随着朝鲜战场的变化，9兵团出兵朝鲜的日期也一变再变。朝鲜战场的战局急转直下，9兵团出兵朝鲜的日期一再提前。10月12日，毛泽 东和中 央军 委给华东军区发电报，要求9兵团提前开赴东北。
“这哪来得及！
15日。经过考虑，毛泽 东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只过了一周，也就是10月19日，9兵团最后一批部队抵达山东的十天前，中 央军 委命令东北边防军即原东北野战军，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朝鲜。毛泽 东于10月23日电令华东军区“宋兵团须从速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训练，并准备先开一个军去东北”，同时要求宋时轮亲自赴京领受任务。
宋时轮在北京见到了毛泽 东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确定了入朝计划。10月28日，宋时轮刚刚返回兵团司令部驻地曲阜，就在三天前，志愿军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枪，第一次战役开始。志愿军在东西两线作战，已到朝鲜的大部分志愿军部队在西线，东线只有第42军的两个师，他们面对的是美第10军近9万人的进攻，兵源严重不足。中 央军 委立即命令9兵团结束在山东的整训，开赴前线，投入抗美援朝的战斗。
接连改变的作战计划不仅是朝鲜战况瞬息万变的体现，同时也看得出中国第一次和美军作战时过于自信的心态。
军令如山，宋时轮不得不从，顾不得装备了。事实上，宋时轮在10月12日要求把进军日期改为11月15日，已经是能够完成准备装备的最快时间了。
11月1日，2 7军率先车运东北，接着是20军、26军。车轮滚滚、汽笛长鸣、骡马嘶叫，漫长的南北铁路线上又是一派忙乱。
遵照毛泽 东10月31日电令，11月1日，2 7军作为先头部队，登车开赴东北，但在第二天，毛泽 东和中 央军 委又电令2 7军的两个师抵达安东（今丹东）后，不做停留，立即入朝。当时9兵团的部队都在火车上，电台无法联络，电令无法下发到部队。
为了节省时间，宋时轮请东北军区派人在车站拦截列车。一再变化的命令让宋时轮和9兵团司令部百思不得其解，西线志愿军足以应对美第8集团军，东线只有42军的两个师在苦撑，原来命令9兵团负责东线是没有错的，怎么又改变原计划，让2 7军的两个师开赴西线？难道战况有了新的变化？如果2 7军的两个师进入西线作战，那么20、26军怎么办？按照原计划进入东线，还是跟在2 7军后面？
直到11月4日，兵团司令部登上列车，宋时轮还不清楚9兵团入朝后到西线作战还是到东线作战。幸好，抵达沈阳后，宋时轮得知志愿军司令部已经命令2 7军返回安东，转道东线入朝。
11月5日，毛泽 东的电令明确了9兵团的军事目标：“如果东线打得不好或者打得不及时，江界可能失守，美将从东面威胁志愿军西线部队，西线志愿军完全可能处于敌东西两线部队的合围中……江界、长津方向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
原计划到通化换装备，配发东北的棉衣，但军情紧急，来不及换装，20军战士明明是穿着又单又薄的南方服装，不能到寒区的，可大家都一样，二话没说，带着个马包便登上北去的列车。58师174团政委项远后来写过一篇回忆部队抗美援朝的文章。文章说，由于仓促，后勤分队没有跟上行军序列，缺少运输工具，医疗部队的急救设备没有准备好。后勤的同志就在火车上把自己的棉被撕开，做成绷带，把棉花做成棉花球，再消毒。
中国人民志愿军9兵团20军参加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第20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在第二次战役中，第20军对长津湖地区之敌实行分割包围，重创美陆军第1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第20军涌现出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卜广德和毛章苗、于潘宫、车树琴（女）、孙振禄、任玉祥等英模个人及“杨根思连”等英模单位。1950年10月入朝
1950年11月4日零时58师自曲阜登上火车；
1950年11月5日凌晨58师抵达天津；
1950年11月6日凌晨58师抵达沈阳皇姑屯；
1950年11月7日58师抵达辑安；
1950年11月7日夜11点58师步行进入朝鲜； 1950年11月15日58师进入长津地区，长津湖之战 ；
马文考是59师177团2营教导员，他了解的情况比战士多。他清楚意识到部队仓促入朝会导致种种困境，除了装备和补给，部队还缺少向导和翻译。9兵团使用的地图是日伪时期的，找不到向导给作战徒增了很多困难，一些部队就是因为走错了路，耽误了宝贵的时间。
马文考的部队乘坐火车进入朝鲜后，停在了一个隧道附近，战士们开始装卸面粉大米和其他物资。
这时美军的飞机来了
。
抗美援朝初期，美军有“三大件”：飞机、大炮、坦克。“三大件”都是志愿军没有的。美国空军占有绝对制空权，肆无忌惮地轰炸扫射。美军飞机发现马文考的部队后，马上低空扫射，接着开始轰炸。部队还可以钻进森林隐蔽，火车可以进隧道，刚卸下的物资只能挨炸，大米、面粉被炸得精光。马文考看着四处飞溅的面粉心中充满愤恨，战士们刚进朝鲜就要饿肚子了。
马文考不停地思考着这一个多月发生的事情，快得让人来不及想，他甚至觉得已过去一个多月的国庆节就在昨天。他们的国庆节是在上海郊区过的，刚过国庆节，就登车北上了。到了兖州附近，下车休整。不到一个月，又上火车，继续向北开，开始说是准备到中朝边境，重新集结，休整一下然后入朝。可是，军情一天十变，火车到天津的时候，情况又有变化，总部来了电报，由铁道部转给部队，20军在天津不得停车休息，务必立即入朝。此时9兵团的前卫2 7军已经在安东，无法掉头回来，20军开出天津站以后变成前卫。59师是20军前卫师，而177团是59师的前卫团，马文考的2营又是177团的前卫营，成为第一批入朝的部队。
火车出了天津站便急吼吼越开越快，大小车站的货车、客车都停在铁路两旁，给军车让路。2营的战士就讲笑话说，“这次我们坐的是特别快车，怕是要中头彩。”火车一直开到沈阳以南的皇姑屯车站，铁道部门传来上级命令，任何人不得下车。此时，各级开始传达任务，马文考得知是要立即入朝作战。
59师师长戴克林就在马文考他们乘坐的列车上，这也是9兵团开赴朝鲜的第一列军列。
59师急急忙忙进入朝鲜，戴的是大盖帽，脚上穿的是球鞋，棉衣也是在江南部队发的薄棉衣，任务紧急，来不及补充，就在车上补发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后，继续全速开进。马文考对部队的紧张集结感到惊讶，如此紧急的情况平生第一次遇上。他在天津车站时遇上20军政治部主任邱相田，邱相田刚在总政开完会，便急急忙忙赶到天津，上了马文考乘坐的这列火车。邱相田就在车上传达总政开会的精神，讲抗美援朝的意义，动员部队打好出国第一仗。
火车进入朝鲜后开得很慢，白天不敢开。只要天一亮，美国的飞机便跟上来，火车只能停在隧道里躲避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60师政治部主任徐放听了朱德总司令在团以上干部会的讲话，觉得朝鲜的形势将异常复杂。朱总司令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在朝鲜不能将美国打回去，9兵团就要留在敌后打游击，所以各项准备工作必须扎实。而事实的情况却很仓促，部队到了沈阳已明显感觉到北方的严寒，可华东的部队居然没发棉衣。原计划在沈阳发放棉衣，可情况有变，火车到沈阳以后，忽然接到命令，不准下车，火车直接开到鸭绿江边，驻扎在通化一带。
接到马上入朝的紧急命令，徐放在火车上把政治部的几个科长找来研究，让他们分散到各节车厢，对部队进行动员。火车一直开了5天才在集安停车，集安对面就是朝鲜。徐放下车便进行动员，要求大家做好战斗准备。此时又接到上级命令，什么都不可以带，包括私人的信件、照片等都要留下来。盼望已久的棉衣也要到朝鲜以后再解决。随后各团都召开了抗美援朝誓师大会，上级给每人配发了一件棉大衣，部队迅速入朝。
刚刚进入朝鲜，部队的问题也暴露了出来。首先是吃的问题，部队到朝鲜就断粮了。在国内时有工作队专门负责筹粮，到了朝鲜无计可施，就收集被炸死的骡马。
第二个问题是冷。没有保暖的棉衣，没有吃的，很多人都接近崩溃的边缘。一个团政委见到26军政治部干事支福田抱头痛哭，见到他背了两条刀鱼，要了一条，刀鱼冻得像冰坨子，他就啃着生吃了。
寒冷和饥饿导致部队士气低落，甚至出现逃跑现象。26军过江后向长津湖战区开进时，一些干部、战士开小差，其中受处分的20多人。宋时轮在全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说，他亲手枪毙了一名营长，这名营长受不了苦，带头往回跑。东征西讨这么多年的战友，宋时轮也不忍心，但稳定军心是最重要的，一个营长带头往回跑如果不处理，将来就没法约束普通战士。宋时轮称这叫挥泪斩马谡。
吴大伟是26军88师军务科参谋，26军作为攻打台湾的主力部队一直驻扎在上海崇明岛。和9兵团的其他部队一样，天天都在进行渡海登岛作战训练。
部队接到北上的命令时，要求尽快将部队的编制实力、人员装备数量统计上报，平时每个月才上报一次，这次这么突然，凭直觉，吴大伟觉得部队要紧急行动。当时26军88师一共有8000多人，没有炮兵，一直到山东滕县，给一个炮兵团编制。所谓的炮兵团实际上也就是几门山炮，作为支援或者压制火力来说，根本谈不上打击效果。
88师在山东滕县住了不到一个星期，接着便铁路输送到辽宁抚顺，又休整了两三天，11月19日夜，接到军的命令，88师迅速铁路输送至临江，从临江鸭绿江大桥步行过江。
吴大伟走在鸭绿江大桥上，黑暗中只觉得有水声，什么也看不清，后来水声被急促的脚步声淹没。部队刚过江，美军飞机便将大桥炸了。过江以后，吴大伟看到没有什么像样的道路，路上布满了一个个的大弹坑，路旁的村庄没几栋完整的房子，有的还冒着残火和浓烟。
88师过江后驻扎在熊东，26军军部驻在中江，机关连队都住在附近，每个人都给配发了7天的给养，饼干和炒面之类的食品。战斗打响前，吴大伟经常被派到下面团队，了解情况，传达指示，布置任务。战斗打响后，身临一线，随时为首长提供情况。战斗结束后，要进行总结，比较了解部队的情况。在入朝前普遍存在轻敌思想，甚至很多人没有思想准备，仗该如何打、遇到困难如何克服、美军的作战特点等等，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吴大伟也非常轻敌，甚至以为就是完成一个任务，一瓶牙膏用不了就可以回来了。
部队到了宿营地又不能马上休息，又不敢住村庄，就在野外挖防空洞。挖完了防空洞，张桂锦并没有休息，他到各连检查工事构筑情况，发现4连、5连、机枪连和炮连都挖好了防空洞，防御组织得不错，同时也发现了问题。上级已经下达通知，不准用热水洗脚，主要是防止洗了脚以后血管膨胀导致脚肿而穿不上鞋。
可是6连的连长、指导员，一个是首长警卫员出身，一个是文化干事出身，带兵没经验，挖了防空洞以后也不检查部队干什么，躺倒在防空洞里便睡了，连队的大部分战士就用饭盆烧了开水洗脚，还以为像在国内打仗一样，一有时间就要泡脚，结果第二天早晨起来脚肿得像个馒头，都穿不上鞋了，全连140多人，近120个人脚被肿坏。这事被报告到军里，2 7军在2营开现场会，6连成了“反面典型”。
2 7军81师243团1连连长黄万丰在参战前还发牢骚，人家四野的部队都到朝鲜跟美帝国主义战斗去了，可咱们9兵团不打台湾也罢，干吗要调到山东？到了朝鲜，才知道跟美帝国主义战斗。上级只发了一捆地图给营部，上面是密封的不能拆封。他的毛巾、脸盆都减得啥也不剩，补充的被装也就是每个战士不管脚大脚小只发一双鞋，连队干部给一个红杠大衣给个帽子。黄万丰看到后面的20军更惨，都戴着大沿帽，用帽底子把耳朵和半边脸捂起来，比他们冻得还厉害。
雪寒岭、荒山岭、死鹰岭、剑山岭，9兵团15万大军跋涉在一个又一个连名字都透露 着寒气的山岭上，在几乎没有补给、严格进行隐蔽伪装的情况下，创造了连续行军10天、平均日行军30公里的速度，于26日集结在了长津湖指定的战斗位置。很多年后，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和政论家约瑟夫·格登写道：以任何标准来衡量，*河蟹*军队强行军的能力都是非凡出众的。根据一个文件记载，3个师从鸭绿江的满洲一边的西北角安东出发，用16-19天的时间行军286英里，到北朝鲜东部的一个集结地域；1个师在18天里，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平均每天行军18英里。
这就是宋时轮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
**可按下葫芦浮起了瓢，即将开赴东线长津湖一带与陆战1师恶战的9兵团的冬装和补给，却被耽误了。9兵团属于三野系统，原本任务是解放台湾，美军越过三八线时，还驻扎在长三角地区；10月15日，才全部开到山东省泰安、曲阜、兖州、滕县等地。为什么突然在半个月后，紧急开赴朝鲜战场，而且是自然环境更加恶劣的东线呢？
原因就在于，以东北边防军为主的首批入朝志愿军兵力还不够，需要向前线增派更多部队。10月25日，主席接见奉命赶到北京的宋时轮，要求9兵团从11月1日起车运东北，在此经短暂整训后入朝，到东线作战。这比陈毅和时轮原来设想的日程早了半个月，时轮急忙于28日赶回曲阜，并在29日召开动员大会，之后就出发。可9兵团原未计划在寒冷的朝鲜北部作战，穿的还是最多能在山东过冬的薄棉衣，遂出现冬装衔接的纰漏。
要说相关部门没有9兵团入朝冬装预案，也是冤枉他们，但预案存在重大问题则是不争事实。情况是这样的：早在8月26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在北京开会，制定东北边防军后勤补给计划。提出的初步冬装安排是，东北地区负责提供棉衣24万套、棉手套和棉袜各70万双、毛棉帽40万顶，华北负责棉衣10万套、棉背心40万件、棉皮鞋16万双，华东负责绒裤40万条、棉皮鞋3万双，中南负责棉大衣40万件、棉皮鞋6万双。
如按此计划，东北边防军约25万加9兵团15万共40万人，冬装从衣裤到手套、鞋帽袜都能满足，9兵团不愁无高纬度冬装可穿。三野每个军的人数并没有达到四野的5万人规模，为何9兵团也有15万人呢？这是因为他们在出发前作了加强，每个军增加一个师，变成3个军12个师，还动员了几百名上海青年知识分子从军，故能达到15万人。
然而，总后副部长张令彬却认为，如果人民军获胜，不需要进行抗美援朝，那南方部队在冬天穿厚棉衣就太热了，而仍穿薄棉衣，做好的厚棉衣就浪费了。出于节约，他提议先让南方部队在冬天穿当地棉衣，万一开往朝鲜，里面加穿棉背心和绒裤，外面加发一件大衣，就可抵御严寒。1926年入党的他，从秋收起义开始就追随主席，长期从事卫生和后勤工作，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年代物质匮乏，故而养成了“勤俭持家”习惯。
但因视野狭小，张令彬分析问题存在片面性，就拿这个加穿方案来说，考虑了衣裤却没考虑鞋帽和手套。其中尤以未考虑棉鞋、手套的后果为严重，因为这会使前线将士的手指和脚趾被冻伤甚至冻掉，从而失去战斗力。但在当时，包括部长杨立三在内的总后主要领导，却对张案赞许有加，并不征询9兵团等南方部队意见，就付诸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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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当宋时轮从主席那里接受了任务，到总后领取入朝冬装时，杨立三推出张案，说请华东发齐薄棉衣及棉被，然后到东北去领棉大衣、棉背心和绒裤。时轮久经沙场，考虑问题远比坐机关的张令彬丰富，当即提出要再发棉鞋帽袜及手套。立三只好答应一并到东北领取，至于东北是否备齐这些东西，就心中无数了。果然，当地真的没有成套冬装，只有棉大衣还可以供应一些，但储备也不足。
11月6、7两日，东北军区只发给9兵团641件；8日，兵团20军到达沈阳，抓狂的高岗紧急征用原准备发给东北边防军而未来得及发运的35090件棉大衣，送到皇姑屯车站应急。10日，2 7军和兵团部也到了沈阳，只有赶制的2980件边防大衣可发，焦头烂额的高岗决定挪用财政部拨给的新旧棉大衣10万余件，当天给9兵团送去3万多件，剩余6万多件也陆续发给。可叹，9兵团后勤还认识不到大衣就是战斗力的道理，就因为这批财政部大衣里，有几万件是鬼子关东军留下的、比较破旧，而挑挑拣拣，最终竟扔下了3万件。
尽管此后，东北又赶制大衣3万多件，各地也紧急送来一些大衣，截止11月底，共发给9兵团大衣226661万件，在理论上已能满足9兵团每人一件。但很多大衣是部队向前线运动时才到的，必须让大衣去追人，可在运能困难的情况下，又谈何容易？如此困难，偏偏20军60师从辑安入朝时，因气温还不算低，便武断地认为，东北也不怎么冷，穿大衣行动不便（张案的缺点暴露了），竟把东北发的6000多件棉大衣留下了。
高纬度御寒，鞋、帽、手套也很重要，但东北备货更少。11月6、7两日，9兵团只得到棉军帽633顶、棉手套338副、棉皮鞋300双。8日，高岗把本准备发给东北军区机关的棉手套6400副、棉胶鞋27178，交给20军。杨立三、张令彬也知道失算了，赶紧在华北筹集鞋帽，8日晚，31000顶布棉在皇姑屯站追上了还没离开的20军（后勤补给也要争分夺秒）。10日，东北被服局终于赶制出棉绒帽58600顶、血被19100床、棉皮鞋11920双、棉背心165259件，全部发给路过的2 7军。
11月13日，东北又拼凑棉皮鞋13200双，连45双日式毡靴旧库存也挖了出来。16日，东北再赶制出棉毡帽86400顶，华北运来棉皮鞋8万双。15日到17日，沈阳市民闻讯共捐献棉皮衣、帽、鞋10081件；17日再赶制棉胶鞋44000双。此后冬装越来越多，到28日，累计发给9兵团棉帽216952顶、棉鞋267876双、棉手套186813副、棉背心185876件、绒裤186650条、美国被850床、血被29100床，算是满足了该兵团所有冬装需求。可这时，部队已经在长津湖与美军交火了，这些物品又哪里运得到前线？
这些情况通过几个途径汇总到主席那里。考虑到9兵团实际困难，11月3日，他决定9兵团暂不前往东线，将擅长攻坚的2 7军改用于西线新义州方向，以使42军在西线的一个师也能前往东线，20、26军则在沈阳待机。这一部署变更意图是，在东线不再试图歼灭敌军，而以整个42军取守势；等集中主力解决西线之敌，不由你东线之敌不逃，同时也给了9兵团配齐冬装的时间。4日，2 7军按新计划，从安东渡江入朝。
可就在这时，42军主力无力阻挡陆战1师攻势，东线告急！如再对美10军的进攻置之不理，西线志愿军将因腹背受敌而崩溃；而把2 7军派到武坪里一线阻击，一则优势兵力展不开，二则打阻击非该军所长，故仍有可能堵不住火力上有巨大优势的美军。如何应对东线敌军进攻，是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巨大难题。
中国还面临的一个难题是，疲弱的人民军乘势退出战斗，大量进入中国东北境内休整。其中，朝67、68、69师（每师1万人）和特种部队，共3.5万人，驻沟湾地区；32、75师和特种部队5000人及其他部队，共2.9万人，驻和龙地区；另三个师和特种部队共3.5万人，驻延吉地区；步兵学校5000人、政治学校1500人，驻通化地区；坦克训练团3500人，驻汪清地区；另有90名苏联军官分布在这些单位，担任培训任务。
上述朝方人员约11万人，加上家属人数就更多了，真的形成了国中之国。若志愿军打败联合国军，他们在中国只是暂住训练性质，很快就可以回国。但如志愿军在接下去的第二次战役中失败，则数量庞大的朝方人员，就要长住下去，对中国决非什么福音。所以，一次战役获得小胜，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局势，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当然，联合国军的困难也不小。放回人员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兵员损失，但这些人会把对志愿军的恐惧感，像传播瘟疫一样，传播给那些原本趾高气扬的官兵，并在未来交战时带头逃跑或投降（主席在井冈山时期摸索出来的俘虏政策，就是要起到这样的效果）。而志愿军不会把其损失的武器送回来，故需要从后方运送补充。
时值严冬，美军需要更多补给品，才能保障生存。其冬装包括防寒帽、厚呢军装、毛衣、大衣、毛袜、皮靴（内衬两三层毛毡垫）和鸭绒睡袋；连队装备棉帐篷、火炉等；每班、每辆车除配备小汽油炉，阵地还有专门供热的电炉。为防止受冻后设备武器不能击发、汽车不能开动，规定每隔一段时间武器射击、汽车发动。至于军粮，有C（肉、豆制成的熟食罐头）、B（肉、奶、蔬菜、水果罐头）两种野战口粮供应，即使冻结，也可用身上厚衣服捂暖了吃。
按此标准，每日须前送3000吨补给品，才能满足防御所需。但此时很多在敌后的人民军都成了游击队，通过袭击使敌铁路运输时断时续，无法承担主要补给任务。联合国军补给的主要手段是，向镇南浦和元山两港海运，再以卡车接力运输；辅助手段是，向平壤等机场空运再接力车运。其能力是在补充损失武器同时，日送3000吨。
敌军若要达到进攻所需日4000吨补给品，必须先将人民军撤退破坏的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修复，西线的这个时间是11月20日前后。而在东线，因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担心公路运输有被切断危险，坚持要在下碣隅里机场建成后，才能向武坪里发起进攻；故美10军在长津湖一带的行动，以威力搜索为主，进度不快。
既然恢复进攻需要半个月时间，美英为首的西方阵营就要充分利用时间，在外交上做点文章。他们猜测，中国是因为总理发表了不能坐视不管的声明，如不出兵将自扇耳光，才出的“面子兵”。现在，中国军队打了小胜仗，为面子出兵目的达到了，可以考虑通过满足中国利益诉求，把中国军队骗回去，使联合国军实现占领全朝鲜的目标。他们经思考，认为中国出兵，是来保护一半电力供应中国东北的水丰电站。
于是，美国决定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先在11月6日，由老麦以联合国军总司令名义发布公报，称因中国军队“干涉”，朝鲜战争被迫延迟，并就此向安理会提交特别报告。8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根据老杜指示，要求安理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该报告，由于提案中“邀请”中国代表参加讨论，苏联未投反对票而获得通过。
但中国对此坚决反对！11月11日，总理电复联合国秘书长，援引法国志愿者援助美国独立战争、包括美英人民在内的各国志愿者援助西班牙内战中反佛朗哥一方的历史案例，证明中国援朝抗美行为无可指责，并表示中国不会来联合国应诉老麦的所谓指控，要来就是来控诉美国对中国神圣领土台湾的侵略！
与此同时，美国又让法国牵头，联合它自己及英国、古巴、厄瓜多尔、挪威共六国，于11月10日，向安理会提出所谓“中国军队干涉朝鲜”的联合议案，称“所有国家和当局，尤其是对上述行动负责的国家和当局，应拒绝援助或鼓励北朝鲜当局，不给自己的公民、某些人士或军队提供援助北朝鲜的机会”，同时保证中国边界不受侵犯，并充分保障中国在中朝边界的权益（可以理解为在水丰电站的权益）。
该提案虽然给了一点蝇头小利，但与中国的核心利益相去甚远，如果当时就表决通过，中国也不可能因此而罢兵回国，更大可能则是遭遇苏联否决。为此，美国授意安理会将表决时间推迟到11月30日，奥秘就在于老麦正策划于24日恢复进攻，一旦志愿军溃不成军，该决议就会成为他们撤回国内的台阶。届时，不仅苏联不会否决，中国也不得不忍痛咽下这颗裹着糖衣的毒药。
所以，问题关键还在志愿军能否打好第二次战役，而打好的关键又在于解决陆战1师偷袭西线后路问题。主席在万般无奈之下，于11月5日二十二时致电彭邓（华）并告宋陶（勇）及高，决定仍执行原来作战计划，9兵团全部开往东线，由彭总直接指挥（军委不遥制），利用兵力优势展开，抄东线敌军后路。其中的一个军应直开江界去长津。打得好则全歼敌军，打得一般，也能解除西线的后顾之忧。
先开拔的是20军，将于11月12日，从辑安入朝。9日，2 7军从战场西线返回安东后，坐火车经沈阳前往临江（就是“四保临江”的地方），14日再次入朝。由于不能在沈阳停留很久，高岗只能把筹到冬装运到铁路沿线各站，让2 7军在停车时自行拿取。时任该军79师235团3营副教导员的迟浩田回忆，官兵们下车看到什么拿什么，根本来不及办手续。
于是，有的人拿到了全套御寒装备，有的人则不全，这将决定个人未来命运甚至生死。如果放在旧式军队里，肯定充斥着争抢打斗，但解放军是一支具有高度纪律性和充满阶级友爱的军队，通过互让妥善地处理了分配问题。宋时轮当然不想让部队以这种状态开赴前线，到达边境后又与高岗联系，希望与主席直接通话，告知部队困难，请求推迟两日入朝。然而，高岗拒绝转达，9兵团只能按期开拔。
据笔者认为，高岗没必要阻断信息，其实已经跟主席联系上了。但徒步前往长津湖战场需要很长时间，实战中9兵团在11月25日到达，陆战1师在2 7日就发动进攻了；故多停留两天，也无法把剩余冬装从沈阳运到边境。军情紧急，主席根本无法直接面对宋时轮，而只能让高岗做挡箭牌，为了全局而让9兵团受委屈，含泪把他们送上前线。
9兵团困难还不止于此，粮食缺乏更为严重。按事先计划，其后勤由东北军区后勤部组织的二分部，以及9兵团新组织的四分部共同负责。但20军到达辑安时，四分部还未开设，二分部鞭长莫及，只能与一分部接洽。但一分部忙着筹集运输冬装而忘了运粮，直到11月18日，也就是20军入朝后第六天，才经辑安向朝鲜境内的前川，发出装有100万斤粮食的第一趟列车。前川到前线还有300余里，须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在美机空袭下，20军汽车损失很大，兵团后勤又前运不及，只能吃出发时背在身上的高粱米，七天后吃尽而断粮。
兵团汽车又赶紧向20军送粮，结果又导致后续开进的2 7军断粮，真是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运输不及原因主要是缺乏汽车，但即使总理向老斯借的500辆汽车，也要到11月20日，才能在满洲里陆续交货。万般无奈之下，后勤部门最终决定，所有运力优先运送粮食，其次运送手套鞋帽，弹药基本不运了，部队全靠随身携带的弹药作战。但就是这样，有效运力也只能让9兵团前线部队吃个半饱。官兵得不到能量补充，抵御寒冷的能力就更弱了。
如果说，冬装不齐的主要责任者是张令彬，那9兵团断粮就应由高岗负全责，因为早就确定由东北军区供应粮食。抗美援朝决策既然在10月5日就作出，高岗就应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不顾此后还有反复，利用铁路运力还不紧张的有利时机，向辑安、临江大量运粮囤积。而当主席25日，初步打算派9兵团赴东线作战，更应以超过西线志愿军需要的定量（西线部队也有一部分从这些地方入朝），向以上两地运粮。
有人肯定会问，若主席最后决定不出兵朝鲜，或不到东线作战，粮食不是白运了吗？那也没关系，最多就是再慢慢运回来，做一次无用功而已，毕竟遇到这种事关国家前途的重大战争决策，做事不能太抠门。冬装的缺乏、粮食运送的滞后，究其根本原因，都是作为后勤决策者的杨立三、张令彬、高岗太抠门，想着省一点是一点，结果铸成大错！
如果辑安、临江事先有屯粮，主席11月5日最终决策9兵团开东线，高岗立刻可紧急把9兵团汽车用火车运到两地。之后，他们便能提前在朝鲜的前川开设兵站，把粮食、汽油甚至部分弹药，运到那里的山洞保存、看守。当大部队路过前川时，就可以自己把干粮袋装满，等于省了几天运量。之后战况紧急，只要解决从前川到长津湖前线这段路程运输，就能把该地存粮送上前线，省下运力则可运送手套和鞋帽，后勤形势将大为改观。
**除此之外，高岗还有一个失误，那就是忽略了对9兵团防冻知识的教育。东北边防军多为东北战士，从小就有防冻知识，非东北籍也能得到传帮带，故无须专门教育。但9兵团则不然，将士中最北的也就是山东籍，防冻知识未经教育，如何能够掌握？事后发现，9兵团基本无冻伤的单位只有两个。
一个单位就是迟浩田所在的营，他是山东招远人，幼年跟父亲闯过关东，知道用雪搓受冻手脚防止冻伤。每天宿营，浩田就和营其他领导一起，向战士下达必须雪搓手脚的“政治任务”。另一个是2 7军81师243团1营1连，与该连一起行军的营参谋长黄万丰是山东牟平人，虽未闯过关东，却想出把雪层挖透、在地上铺被再盖一床被的过夜法。官兵们睡时互相抱脚不脱鞋，再用被子蒙头保温；而且每天到宿营地，还要先不停运动，稍懒的战士则由干部和骨干强迫运动。结果，全连在长津湖战役中，只冻伤三人。
可惜的是，这两个小单位在9兵团里实属凤毛麟角。如果高岗能从东北军区机关里，抽调数百位防冻知识丰富的人员，平均分配到9兵团每个营级单位中，则在冬装不足、粮食缺乏的情况下，也能大量减少冻伤。而这除了能变相提升部队战斗力外，也将使大批南方将士避免因冻致残甚至致死的噩运，实在是件功德无量之事。
高岗没做到以上要求，主要还是因为跟总理一样，属举轻若重之人，全身心扑在解决西线主力后勤补给上，忽略了东线后勤。如果他是举重若轻类型的，完全可把抢在鸭绿江大桥被炸断前补给西线和补齐9兵团冬装等棘手事情，交给手下“五虎大将”精心办理。自己超脱出来，静心思考一些后勤补给原则问题，这样就可能想出提前在边境出发地屯粮、派东北干部到南方部队传授防冻知识等金点子；然后，成熟一个，交给部下具体经办一个。
中 共高级干部里，有没有举重若轻的人才呢？有，但不多，小平就是这种人才。只可惜，他不是东北一把手，若让他掌管志愿军后勤，9兵团虽仍面临巨大困难，但不至于那么惨。可能有人会说，陈毅不也举重若轻吗？那就错了，他不是举重若轻，而是撒手不管。就拿9兵团出征来说，陈毅身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应该预见到后勤衔接会存在种种问题，有必要为其子弟兵排忧解难。
具体而言，宋时轮毕竟只是兵团司令，与高岗打交道存在天然弱势，况且精力应该放在研究作战上面，而不是牵扯于后勤问题。因此，陈毅不该在曲阜动员大会上讲个话，就回上海履行市长职责，而应该向主席申请，一路跟9兵团到东北，看有什么问题需要他出面与各方交涉，直到一切问题都解决，方可离开。当然，这对于惯于出题目、不善于做文章的甩手大掌柜来说，实属苛求。
善于做文章的粟裕已经“吃饭碗碟一条线”了，自然不可能跟去东北为部下分忧，更何况他强项是指挥，后勤也非所长。华东重要干部中，真正擅长后勤的是饶漱石，可此时已经不再华东军区挂职，也不便主动请缨去东北协调。而陈毅与他的积怨众所周知，又哪里可能放下身段，请他出山呢？总之，9兵团这番磨难，有点命中注定、劫数难逃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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