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
1958年6月，我11岁零8个月。刚小学毕业，参加小毕升初中的入学考试。那年夏天正是大跃进，大办教育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初中入学率非常高。但我却收到我报考的公立学校“不予录取”的通知书，只好进了刚成立一年的由柬埔寨华侨捐款办的“揭阳华侨中学”。虽然我可能智商差了一些，但总也不致全小学最末一名的程度。我母亲怀疑这里边准有猫腻，她是个小有名气的医生，有顶“县政协委员”的帽子，人际关系也比较广。她通过内线了解到我的落榜是因为地主出身，政审不合格。
母亲找到县政协主席说：“南昌起义兵败那年我爸（我的外公）帮共产党救了那么多伤兵，差点让李济深砍了头。（请参阅《古战场游记之四十八：我的外祖父为什么要向危难中的南昌起义军和周恩来伸出援手？》）解放时你们也承认他是开明士绅的，才过了几年就翻脸不认人了，过河拆桥？既然这样，我这政协委员也不当了！”
县政协主席说：“陈医生你别激动，哎呀。老先生当年的功劳大家都知道。你看是不是写张说明来，我们批上个意见送给县委。估计多少能有点作用，好不好？”
过了不久华侨中学便通知我可以转学到公立中学去，可我却不愿意了。这不是赌气，而是华侨中学聘请了一个被开除公职的英语右派老教师开设英文课程，我也偏偏非常喜欢读英语，家里书柜有一些长辈留下的英文通俗读物如《50 English Tales 》、《Leo Tolstoy’s Short Stories 》，很有趣又不深奥，我迷上了它们。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在全国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教育部1959年才在极少数有条件的初中一年级开设外语课程，而且绝大多数是教俄语。从初一到高三，加上大学将近一年，我总共读了六年多正规英语课程。加上分配工作后在那“外语无用，兼之危险”环境中仍悄悄读英语，偷听《美国之音》。使我在后来考研究生和出国都十分轻松。
从那一年起，我们几兄弟入学考试都相当顺利。我是最小的一个，也在文革前“阶级斗争”观念非常恐怖的环境下考上了大学。
11岁多的我从这次落榜开始，再也不相信共产党的任何宣传。这也让我在国内的三十多年一直没有陷入任何圈套，平平安安地直到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