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中国大学生死劫 【庄秋水】 mikeOZ2021-03-24 01:32:38

1952年，中国大学生死劫

 

－－作者：庄秋水

 

 

1967年冬天，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孤独地死于湖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病房，时年68岁。他的太太俞大絪已经在上一年的冬天自缢而死，他们两人没有子女。据说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是一位侄儿在照料他，并为他料理后事；而就在这年年初，疾病缠身的曾昭抡还被冠以“全国大右派”“曾国藩的孝子贤孙”(他是曾国藩的侄曾孙)被批斗。

 

多年后，同为民盟领导人的费孝通回忆往事，“曾公当时所受的折磨，我实在不忍再去打听，也没有人愿意再告诉我。让这些没有必要留给我们子孙知道的事，在历史的尘灰中埋没了吧”。

 

如今曾昭抡作为近代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被历史永远铭记。然而，他从1950年起任教育部(高教部)副部长的仕途生涯，也绝非无关紧要。他一手主持了从1950年开始酝酿、1952年全面展开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由此开始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成为今日大学制度的原点。

 

1. 酝酿：一边倒

 

1950年12月16日，曾昭抡被任命为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从此进入官场。

 

在此之前，他已经享有化学界大师的声望，在北大担任了近二十年的化学系主任，并且在1949年5月开始担任北大教务长。在更早的20世纪40年代，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和中共关系密切。1950年当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推荐几位教育部副部长候选人时，钱端升推荐了曾昭抡。于是，在这年5月，曾昭抡和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苏联专家阿尔辛杰夫，以及钱伟长到东北考察教育。事实上，两位教授都不晓得此行他们是被考察的对象。

 

而与他们同行的阿尔辛杰夫，此时的身份是教育部的总顾问。1949年之后，当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被推翻之后，新的国家政体整体趋向于“苏联模式”，苏联老师参与了建设新共和国的方方面面。1950年代，大约1.1万名“苏联专家”--各种顾问、教师和技术专家--参加了中国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高等教育堪称是苏联烙印最深刻的领域之一。除了教育部(1953年2月成立高教部)高层的苏联顾问，数百位苏联教师在高校里指导他们的中国同事。统计数字显示，从1949年到1959年一共有861位苏联专家在中国高等学府工作过。

 

正是阿尔辛杰夫为大学改革的方向定了调。在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他的发言既确立了“新教育”与“旧教育”这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也确立了新的方向。在他看来，中国以前的大学体现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赖性，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一般的自然、历史、文学以及所谓社会学，这对帝国主义有利；相反，帝国主义因反对中国工业化，所以不愿意培养中国的技术干部。而按照苏联的经验，十月革命后苏联已拥有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因此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赶上与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最主要的任务。因此，十月革命前的高等学校，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目标，并改变课程，以适应新的国家任务。同时建立新的高等学校，首先是技术学校。苏联的高等学校，不再是培养大而无当的博学通才，而是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工程师、医师、教师、经济学家、农业专家、统计专家、采矿专家、科学工作人员等。中国此时也面临同样的任务，那就是按照专门化的方向发展，高等学校要成为教育工人、农民和劳动者的地方。

 

事实上，阿尔辛杰夫所倡议的“苏联模式”，主要是20 世纪30年代形成的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相反，战后、特别是60年代之后苏联高等教育的特征对中国的影响有限。这种体制并非完全产生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包含了19世纪法国和俄国沙皇时代高等教育的某些特点。通过暴力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的后发国家，急于跻身现代化国家，多采取19世纪初期法国拿破仑时代建立的高等教育模式，集中国家所有的资源， 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以实现经济迅速增长、巩固国家政权。

 

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提出的三项基本方针，高等教育必须为国家服务，尤其是经济建设服务；高等教育为工人农民开放(国立免收学费)；必须向计划经济过渡，不出阿尔辛杰夫对中国高度教育的布局。于是，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明确提了出来。

 

我们可以推测，曾昭抡被提名为教育部副部长，正是因为筹划中的院系全面调整，需要这样一位熟悉教育、又熟谙工业布局的人士。而据钱伟长回忆，曾昭抡果然不负所望，在东北考察期间，对东北的工业教育布局考虑得很全面，譬如成立辽宁大学，在吉林搞个汽车厂，建化工厂，使吉林成为一个工业重点，并成立吉林大学。他还提出把自己的学生唐敖庆从北大调来组建化学系。

 

这年12月，曾昭抡被正式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在西单大木仓胡同办公。他的秘书周其湘1951年7月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教育部，一直担任秘书至1958年。如今86岁的周其湘回忆往事，仍然十分佩服曾昭抡。尽管行政工作繁多，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每日在晚饭后阅读学习，所以在1958年可以再度由一位行政领导转为做学问的学者。

 

曾昭抡也参加了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和于9月份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这些会议在制度上不断确立行政权威，尤其是教育部的领导责任。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强调“凡中央教育部所颁布的关于全国高等教育方针、政策和制度，高等学校法规，关于教育原则方面的指示，以及对于高等学校的设置变更或停办，大学校长、专门学院院长及专科学校校长的任免，教师学生的待遇，经费开支的标准等决定，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与此同时，高校中开始增加大批党团员干部，所有行政单位和生产单位都由党团员担任正职、副职或秘书助理，于是，学校里逐渐形成一个上下贯通的组织系统，推行政令便极为顺畅。到1953年，教育部又决定增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与此同时，高等学校的政治组织也逐渐完善，高校普遍设立了党总支、党委、团委等党团组织，马列主义在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界开始确立了统治地位。

 

当时，作为教育部高层的曾昭抡对行政力量主导大学有无异议，我们无从得知。毕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他是在一种英美教育体制下工作，无论是北大，还是西南联大，皆推崇大学的“自治”与“学术自由”。在周其湘的记忆中，作为民主党派人士，他“尊重中共的领导，遇有重大问题，都及时请示”。

 

2.预热：改造与清理

 

“立新”必然伴随着“破旧”。

 

1949年后第一个关于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是《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法”。在1950年6月，毛泽东仍然认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故而，拖延改革不对，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不对，预计用10到15年的时间来做教育改革的工作。

 

然而，历史进程正是在1950年6月快马加鞭，如暴风骤雨般席卷高校和知识分子。朝鲜战争爆发，10月志愿军秘密入朝，国内形势骤变。原本审慎、温和的教育改革突然进入剧烈的调整期，首要的工作，便是“集中火力，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夺取美帝在中国的文化侵略阵地”。于是，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全国接受外国津贴的20所教会大学，11所被改为公办，另外9所改为自办，由政府予以补助。

 

要彻底清除民国以来深植于中国高等院校的英美教育思想，就必须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钱俊瑞的看法可能代表了教育部高层的普遍共识，高校的知识分子，“服膺着英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还是固执着自己的个人主义，客观主义和宗派观点，而不肯确实改造。那么一切高等教育的决定和规章就遂成‘具文’”。

 

 

 

事实上，从1949年之后，一些知识精英便或主动或被动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以期获得新政治权威的认可。1950年1月5日《大公报》发表了萧乾的《试论买办文化》，这位曾经浸染欧美文化经年的记者、作家，清理和批判自己，呼吁“认识了苏联，即等于认清了我们眼前的路。但濡染了买办文化的中国人，除了这个以外，还另有认识苏联的理由在。那便是：用苏联的真相来彻底洗涤英美在我们血液里灌输的反苏毒素；学习灿烂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代替腐朽颓废，脱离群众的资本主义文化”。

 

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为全国18个专业会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作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中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我们的思想感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够适合于人民的利益，而不违背人民的利益。”

 

无论是否出于自愿，当知识精英们用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新式语言否定自己过去的时候，也便是他们投身于建构权力决定自己政治地位的机制的过程。

 

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全面铺开。教育部为此专门设立“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总学习委员会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兼主任委员，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曾昭抡兼副主任委员，委员则为京津地区各大学负责人如马寅初、陈垣、蒋南翔、杨石先、茅以升等。

 

而曾昭抡本人亦不能幸免。据北大化学系教授庞礼回忆，曾昭抡之最终辞去北大化学系主任，便是在“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大潮流里，他还在提倡搞科研，要学生好好读书，于是有人提出让他调走。追溯个中情由，可能又夹杂着他执掌化学系多年而潜藏的人事纷争。不过无疑曾昭抡“不识时务”其来有自－－1936年国难期间，他希望同仁能和阿基米德一样，在敌人刀剑架在我们颈项上面的时候，还能说“不要弄坏我的圆圈”。在这场“排队洗澡”的运动中，相比而言，曾昭抡只是洗了个小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样解释这些精英们所面临的历史境遇：“1951至1952年三个互相有关的运动(指”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对到那时为止一直受到中共温和对待、甚至优遇的集团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虽然思想改造主要针对被断言是帮助'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列主义的思潮的影响。”

 

3.展开：雷厉风行

 

思想改造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院系调整也正式展开。《人民日报》发表于1952年9月24日的社论说明了二者的内在关系：“今天的院系调整工作，是在学校的政治改革和教师的思想改造已经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两年以前，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即曾得出了调整院系的问题，但是两年来这一工作很少进展。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教师在思想上还严重地存在着崇拜英美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观点，没有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因此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如今，“各校教师进一步肃清了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加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样，就有条件与可能把院系调整工作做好了。”

 

各大行政区、省、市和大学的院系调整委员会相继成立，垂直的行政机构保证了院系调整方案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推行。教育部按照“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高校院系调整。此前，北大、南开的教育系已并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北大、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1951年4月，取消交大管理学院，所属系科分别并入交大工学院、北方交大和上海财经学校；复旦土木系并入交大，交大纺织系与上海纺织工学院、上海工专纺织科合并为华东纺织工学院。到1952年底，四分之三的院校完成了调整工作。其中华北、东北和华东地区较为彻底。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1953年的院系调整则以中南区为重点，其他地区局部进行。

 

于是，通过模仿苏联高等教育思想，一整套新的高等教育学术体制建立了。从1952年到1953年，综合性大学从55所减少至14所，工学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从12所增至33所。到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共设置专业 323 种，其中工科就有183 种，学生数也由 1947 年的 17.8%上升到1957 年的37%；而文科、政法、财经各专业比重急剧下降，1947 年文法商科在校学生占大学生总数中的47.6%，1952 年则降到22.5%，1957 年又降为9.6%。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和文科在校学生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