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分区两大宝，七团加大炮”！老八路如何缴获日军火炮？zt 头发与财富成反比2021-05-31 23:52:39
抗日战争中，日军在武器装备上较我军最强者其实是火炮。
抗战初期，日军除了独立的重炮兵部队外，在步兵师团编有炮兵联队，在精锐步兵联队编有炮兵中队和速射炮中队，在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炮兵小队，通常装备2门92式步兵炮，因此该炮也常被称为是“大队炮”。
对比日军编制完善、数量众多的炮兵部队，中国军队只有少量的重炮部队，虽然其中个别型号火炮的性能不错，但是火炮数量及弹药量则严重不足。而除了独立炮兵部队外，在中国军队绝大多数的军师级单位，连山炮都是极少的，很多时候所谓的师属炮兵营其实只装备了迫击炮。
而在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重火力更为贫乏。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还是以国内战争中缴获的数门山炮，加上从滹沱河中捞出晋绥军遗弃的8门山炮，才以此为基础编成的。
此后在抗日战场上八路军陆续缴获有山炮、步兵炮、迫击炮，这些缴获的火炮便是总部炮兵团及各大根据地炮兵最宝贵的武器。但也正因为十分宝贵，而且数量较少，山炮、步兵炮大都集中于军区一级，在团级以下部队中，最好的装备基本就是迫击炮，而且迫击炮的装备量也特别少，绝大多数步兵团甚至连这个都没有。
即便是有迫击炮的部队，弹药也往往很成问题，比如山东军区八路军在一次实力统计中，滨海军区的第4、6、13团，三个主力团一共只有1门迫击炮，炮弹也只有12发。
在这种情况下，若非是极为重要的战斗，否则连迫击炮弹都打不起。因此日军但凡是遇到有迫击炮投入作战的八路军，都会判断为是主力部队。
同样地，也正是因为欺负八路军炮少、炮弹更少，其才有底气在华北大力推进碉堡战术，以星罗棋布的炮楼为点，道路为线，然后将敌后战场分割为若干小块，不断出动兵力“扫荡”，以挤压八路军的生存空间。
以当时日伪军炮楼的构筑标准而言，其实并不算复杂，但依靠步枪、手榴弹去打往往牺牲不小。所以有炮很关键，可炮又从哪里来呢？
自国府处自然得不到，我军有限的兵工厂也造不出很复杂的炮，因此只能是以缴获为主。
而本文标题中所说的“八分区两大宝，七团加大炮”，其中的“大炮”便是缴获来的。我们也从当年根据地群众口中的这句话，来讲讲其背后的一段抗战史。
八分区，第八军分区的简称，抗战时期敌后战场这样的军分区有很多，这里的八分区指的是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
而七团指的是在1940年八路军整编后诞生的第115师教导第3旅第7团，而这个团可不简单，因为它是一支老红军部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其中红1军团红2师改编为八路军343旅685团，而红2师5团改编为685团的第2营。红5团有着南昌起义和井冈山的老底子，是红军的精华部队，有模范红5团之称。缩编为685团第2营后，首任营长为曾国华（开国中将）。
在平型关之战中，2营5连连长曾宪生牺牲、指导员杨俊生（开国少将）重伤，所在连被授予“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荣誉称号。平型关战斗结束后，曾国华率2营加1营4连独立活动，随343旅副旅长周建屏（1938年旧伤复发去世）开赴冀西。
晋察冀军区成立时，周建屏为第4军分区司令员，而曾国华所率部队在笔者老家平山县，与平山游击第一大队合编为支队，史称曾国华支队。对内称五支队，对外称永兴支队，实际恢复了红5团的建制。
1938年，5支队先后转战晋东南、冀南，随后向冀鲁边进发；不久后，343旅政委萧华率200余名干部抵达冀鲁边，成立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下辖4支队、5支队和6支队。
1939年，由于日寇封锁、“扫荡”，冀鲁边粮食极度困难，5支队转入鲁西山区；次年与山纵第6支队合编为运河支队。
1940年底，115师系统部队整编，运河支队与独立支队第2团合编为教导第3旅，其中7团即是原5支队5团，亦即模范红5团的后续部队。
所以说，7团这种转战晋冀鲁的老红军部队肯定是一大宝，而另一大宝“大炮”其实指的是缴获日军的92式步兵炮。
大家可能会说了，区区92式步兵炮怎么也算大炮呢？
的确，按照正常理解，92式步兵炮确实到不了大炮的级别。可很多话，我们要放在当时的那个背景下去看。在我军连复装子弹都要数着打的那个年代，92式步兵炮还真就是“大炮”。
而且对日军而言，虽然92式步兵炮的级别是大队炮，但也是极为重视的。最关键的是这种炮不能让八路军给缴获了，因为只要丢掉这一门炮，就意味着附近方圆几十里的日伪据点不再安全，这个附带后果对日伪军而言是非常严重的。
因此但凡是日军作战带炮出动的，一般都有较多兵力，我军也的确不好缴获此类火炮。但不好缴获，不代表缴获不了，要不然八分区这门炮怎么来的呢？
1940年底，当时还是鲁西军区时期，军区司令员兼教导第3旅旅长杨勇（开国上将）决定7团借着掩护9团开辟巨野以南根据地的机会，打击郓城县地区的日军。
当时郓城县地区的日军为第32师团的一个大队，还掌控了大批伪军，其以县城为大本营，在交通要道构筑据点，以分割我敌后根据地。
其中有一个叫做候集的据点内驻日军1个小队外加伪军100余人，这个据点属于中等据点，兵力虽不是很多，但防御工事坚固。每次候集据点的日伪军发现我军后，即向郓城县的日军大队通告消息，后者便携带92式步兵炮出动遥相呼应。
杨勇与政委苏振华（开国上将）、副旅长王秉璋（开国中将）、政治部主任曾思玉（开国中将）商议后，决定佯攻候集据点，吸引郓城县日伪军出动，然后围点打援，拿下日军的步兵炮，为此还向部队提出了“打胜仗，缴大炮，迎接1941年”的口号。
具体主攻的部队便是7团，此时团长为刘正（1942年牺牲）、政委为我们上面提过的杨俊生。
1941年初，杨勇、王秉璋、刘正、杨俊生等领导干部带营连长们分别化装成农民及小商贩侦察地形，发现候集东南的潘溪渡地形较好，决定在此打击日军增援部队。
具体部署是以旅特务营佯攻候集据点，7团占领预定设伏地域的村落，打一场村落伏击战，旅骑兵连及分区部队担负警戒和阻敌二次增援的任务。战斗前，部队在类似地形环境下提前组织了演练，并制定了各种情况的预案。
1月7日，我佯攻战斗打响，郓城县日军在候集据点的求援下派出了日军1个中队、伪军1个大队，携1门92式步兵炮救援。
当时全面抗战已经打了3年多，日军也极怕八路军打伏击，遂派出10余名伪军到附近村落打探，结果路口碰到的都是化装的八路军侦察员。这些伪军警惕性很高，又到村里盘问，群众配合得很好，说哪有什么八路，得到伪军回报后，日伪军大队才继续前进。
但是日军仍害怕被打伏击，让伪军大队打头阵，自己在后方跟着。而伪军完全进入我伏击圈时，日军才进入了一部分。而且有日军前导骑兵发现情况不妙，立即回撤，我战场指挥员当机立断，下令开火。
日军此行有4辆汽车，是我军的首要攻击目标，汽车打瘫后全线攻击。伪军战斗力差，最先被打垮，而日军则不好打，一部日军带轻重机枪到坟地里抵抗，另一部携步兵炮对我射击。
1941年的日军战斗力仍然是不弱的，但是有老红军底子的7团战力也同样不差，而且还是预先设伏战斗，兵力也占有绝对优势。
日军依托步兵炮对我射击，其实反倒令我战场指挥员非常兴奋，因为此战的目的之一本来就有缴获火炮。因此部队听到炮响，直接端着刺刀就冲了过来，最终战至黄昏，终于将被围日军歼灭，成功缴获了火炮。
在此过程中，郓城县日军再度来援，但被我骑兵连等部队阻击，只能是无可奈何。
潘溪渡战斗除了歼灭日伪军大批援军外，还毙伤候集据点及郓城再次来援之敌一部，共毙伤日军160余人、毙俘伪军130余人，焚毁敌汽车4辆，缴获1门92式步兵炮、2挺重机枪、6挺轻机枪，其他长短枪190余支、钢盔100余顶，我军牺牲32人、负伤106人。
这支战斗中，我军付出的代价不小，但日伪军的损失更大，不仅损伤了约1个中队的兵力，关键还丢了1门92式步兵炮和8挺轻重机枪。
当时的总体形势是敌强我弱，在判定鲁西区八路军有相当实力后，日军迅速发动了报复性大“扫荡”，并打出了“夺回大炮，活捉杨勇”的口号。
我们之前讲过的苏村阻击战便发生在这次反“扫荡”中，在潘溪渡战斗中担负佯攻任务的教导第3旅特务营，在苏村又以2个连的4个老兵排阻击日军数千人，激战一整天后自营长、教导员以下大部牺牲，日军又施放毒气，最终在苏村阻敌的八路军有126人牺牲，仅副教导员秦光等8人负重伤，经群众救回后生还。
敌后战场的反“扫荡”作战就是如此，虽然单次的战斗规模不会很大，但却异常残酷，整连整排的伤亡和牺牲几乎在每次反“扫荡”中都会出现。而部队的战斗力也便是在那一次次艰苦的战斗中，不断形成的。
敌军这次“扫荡”的目的之一是找炮，虽然说200多公斤的体量在火炮中算小的了，但对于运动转移中的我军依然很“重”。由于在战斗中没有缴获到能用的炮弹，而且当时刚刚缴到火炮，部队也不太会操弄，因此这门炮便被拆解开秘密埋藏了。
不过这门火炮的传奇可远没有结束，好不容易缴获的火炮，八路军又怎会让其一直深埋于地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