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待业生活 作者：子蕴 涯生2021-07-07 14:52:24

本文作者

 

北京不欢迎我们

 

大约从粉碎“四人帮”开始吧，知青返城的大潮开始冲击北京（当然上海、天津等城市无一例外），到1978年，所有“上山下乡”知青，几乎都逃亡般回到了故土。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我们朝思暮想的北京，为之魂牵梦萦的北京，不再欢迎我们，视我们这些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知青为外乡人，嫌弃我们这些土得掉渣儿的土包子，担心我们抢了他们的饭碗。在他们眼里，我们成了多余的累赘，这让本就不自信的我们，更加自惭形秽。

 

我回京的那一年，大街上、汽车上、商店里到处是戴着大貂皮帽或羊剪绒帽，穿着褪色臃肿的军棉袄、军棉裤，黑红脸膛的男女青年。这些人显然和当时的北京人格格不入。无论是买东西、挤汽车还是吃饭，我们总是遭到歧视和白眼儿。一样乘汽车，售票员专检查知青买没买票。一样买东西，北京人可以翻来覆去地挑，知青们（不穿马甲也认得出来）挑就不行。明明手续健全，办迁入户口时，那些官气十足的面孔和盛气凌人的范儿让人心寒。连居委会的大妈都冲我翻白眼儿：“哟，二姑娘也回来啦！不是结婚了吗？没在边疆扎住根儿呀？”我心里那个气就别提了，老子下乡是毛主席政策让走的，回城是邓小平政策让回的，既没吃你的又没住你的，关你们什么事？你管得着吗？人啊人，为什么这么势利，这么“趋炎附势”？生气归生气，可也不敢造次，“小脚侦缉队”当时可掌大权呢！别看成事不足，分配时给你说句坏话，就够你喝一壶的。可怜我们这些知青，当时地位低下得任何人都可以捏着我们。心里生气，不平衡，没地方发泄，只好写首小诗自嘲一下，调侃一下灰心丧气的自己：

 

毛主席挥手我冲锋，面朝黄土背向东（北京方向），

十年辛苦无人问，两手空空又回城。

北京几无立足地，势力白眼处处逢。

为求生计没奈何，暂且忍气又吞声。

花落尚有花开日，卅年河西有河东。

待得春风眷顾时，牡丹花开四季红。

 

真正欢迎我们的，还是自己的父母亲人。在饭店里，什么“新侨”啊（新侨饭店）、“老莫”啊（莫斯科餐厅）、鸿宾楼啊、东来顺啊、萃华楼啊，总看到家长们在犒劳知青儿女。几碟小菜一摆，父母基本不动筷子，只是不断地给儿女夹菜，心疼地看着自己狼吞虎咽的儿女，那情景至今像一幅幅图画，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温馨而又凄楚，令人动容。

 

母亲当然也不例外，所不同的只是还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是姐姐的儿子蛮蛮，一个是我的儿子贝贝。每到一处，菜还没上来，我的儿子就扎着小手：“吃！吃！”急不可耐。蛮蛮则不同了，北京长大，吃过见过，常常鄙夷不屑地笑话弟弟。母亲告诉他：“你是哥哥，得懂得照顾弟弟，哄他玩！”不料蛮少爷大言不惭：“我不会哄孩子，只会逗孩子！”可怜我的儿子，一次姐姐烙葱油饼，因为爱吃，居然吃多了，又吐又泻，害得我半夜三更带他去看医生。

 

因为我从小爱美，回北京后，母亲体谅我没钱，主动带我到百货大楼去买布料，请人给我做衣服。儿子在土地上、草地上跑惯了，一踏上百货大楼光滑的地面不适应，就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地摔开了，简直像个小不倒翁。先时母亲还乐，旋即又掉下了眼泪，好可怜的孩子啊。那一天我很兴奋，先在一个柜台选中了一块鲜艳的布料，挑啊挑啊，又在另一个柜台选中了一块淡雅的布料。母亲认识一个给杂技团做服装的陈师傅，衣服做的式样特别新颖，说好了带上新布料去给我做衣服。可是等回家一看，只拿回了一块。原来是我的老毛病未改，狗熊掰棒子，随买随丢。幸亏买两块，就是买上十块八块的，到头来还是拿回家最后一块。看到万分颓丧的我，母亲直叹气：“算了，别懊恼了，原以为你长进了，没想到本性难移……”

 

艰难的求职之路

 

回城的那一年，我已经30岁了，在庞大的求职兵团中，我是年龄大的，且又已婚有小孩，无疑增加了就业难度。怎么办？咬咬牙，一狠心把儿子送进了托儿所。先是到街道办事处填了申请就业表，随即又找到街道片儿警卢增宇（当时他是北京市公安系统二等功荣立者），他对管片儿的居民家庭状况了若指掌。我对他说：“老卢，我没工作，也没负担（真亏心，儿子都花钱托出去了，还说没负担），我帮你搞胡同宣传吧，出黑板报我拿手。”老卢当时正搞人口普查还是清理核对户籍我记不清了，反正正缺人手呢！老卢喜出望外，他坦率地说：“我可没钱，咱纯义务。”我说：“没问题。”

 

就这样我开始了每天帮派出所抄写大户籍册的工作。有时候也帮着出出黑板报，写写宣传材料。儿子的托儿所是街道办的（史家胡同托儿所的前身），就在后院，大窗子就在我家小跨院儿里。我抄写户籍册时，有时听到儿子的哭声：“我要倒（找）妈妈，倒妈妈！”我就难过得泪如雨下。听到方老师－－一个清秀大气的上海人－－哄儿子：“我们去给妈妈打电话啊！”我恨不得掀翻桌子冲进去，领出我的儿子。心想，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头儿啊？我开始怀疑自己回京是否正确，再想想D回城也杳无希望，更是增加了自己焦急无奈的心情。这样的工作干了两个多月，街道为我们成立了知青小组。每天组织我们上课，提高认识。卢增宇对我说：“真想留你在派出所，我们这儿缺能写的人，可惜没有编制，你要是能托人找到编制就没问题。”天哪！我到哪里找编制去啊，还是老老实实参加知青小组，不断提高认识吧！

 

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让我哭笑不得。我们小组有个男知青，有一天带个二十几岁的男青年来，在我们上课的地方转来转去。过了几天，这个小一点的男知青对我说：“我哥想和你交个朋友，他是某某单位的……”忘记具体说什么了，总之是夸他哥条件如何好、他家条件如何好之类，甚至说：“我哥说了，你不用找工作，他有能力养活你！”我当时真是气不打一处来，用时下小品演员宋丹丹的话说：“太伤自尊了！”我不客气地说：“你找别人让你哥养活吧，我没兴趣。”

 

我们下乡时的观念是：一是当兵，二是进工厂，三是去兵团或插队，最看不起进服务行业当八大员（诸如售货员、售票员、炊事员之类）。可我们回城后，如果你没有门路，只好进服务行业，别无他路。再说，我们这一代是没有“志愿”的，长期的爱国主义教育，使我们的思维定式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党的要求就是命令。里院的春福夫妇也是从兵团返城回来的，只是比我早几个月回城，他进了朝阳菜市场。每天下班他都提着大筐小捆的菜啊、猪下水啊什么的。这让实用主义的母亲很是羡慕：“跟办事处说说，你也进菜市场卖菜得了，咱家先落个实惠。”可我心气高坚决不干，我坚持再等等。那时D每月四十二元工资，自己留下十二元生活费，剩下三十元寄回北京养活儿子。再加上母亲也常常接济我，生活还过得去，所以我一直撑着，一心想找一个“体面”一点的工作。大约是我的履历不错吧，有一天，街道办事处的找我，让我去办事处帮忙，犹豫再三，我还是拒绝了。当时我不知道办事处是一级政府，认为办事处就是居委会，居委会就是“小脚侦缉队”。因为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我恨透了“小脚侦缉队”，我宁肯饿着，也不与她们为伍。

 

当时有一个政策：“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因为就业压力太大，各个系统、各个单位分别成立了第三产业劳动服务公司，以安置自己的职工子女。和我返城先后时间差不多的同学、朋友们很多，林伊和小潘因为父母是文化部系统的从干校回来后，林因为会弹钢琴，分到了歌舞团，潘留到了部里。同是三十二团的左英，父母是卫生系统的，他分到了医院。我的父亲一直发配在外地，母亲是北京市家具公司的，如果按系统，我可以进木材行业，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说：“我在这个行业干够了，绝不让自己的孩子再进去。”没办法，我只有和千千万万个既没门路又无一技之长的待业大军一起，苦苦地奔波在求职之路上……

 

图书馆的故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机会来了，东城图书馆招临时工，一天八角钱工资，干一天给一天的钱。我立刻报了名。1978年的东城图书馆规模不大，位址在东四北大街六条胡同口上（近年已迁至交道口，成为藏书四十余万册的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大图书馆）。当时的东图规模虽不大，但工作性质不错，我非常喜欢。报到以后，一开始就让我在前台借书处工作，我很兴奋。活儿不累很简单，借书的人把要借的书名给你，你按图书名查询按字头索引的资料库（一个个长长的抽屉），然后到一排排的书架上找到书，登记后把书借出去。看似如此简单轻松的活儿，没想到一天干下来，却头晕眼花。因为不停地蹲下站起来在书架上找书，不仅腰酸背痛，且因为书库光线很暗，每天费力地找书，还勾起了我的老毛病头痛病。我从上中学就有这毛病，一疼起来不仅怕光还呕吐。但我咬牙坚持着，心想别人能干我就能干，总比下乡干农活儿轻松多了，慢慢适应就好了。当时我干临时工之所以挑地方，是想凭自己努力转成正式工。抱着这种愿望，我打工非常卖力。一天八角钱的工资，说老实话，一顿中午饭就花没了，要是指着这八角钱过生活根本不可能，好在当时的知青们都靠父母养活，不指着这个。不知别人怎样，我反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不为挣钱，为的是找一份可心点儿的能干长久的工作。

 

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和上山下乡，我有多少年没看到书了，那么多、那么多的新书、老书，这让我真是心潮激动，难以抑制。早晨大家没上班我就先到了，不是为了干活儿，是为了翻书。因为看书是不可能的，看不了几页其他人就来了，只能在书架之间转来转去，看到有喜欢的拿下来看看目录，翻几页过过瘾，或者拿纸片记下来，想着以后得空儿再看。那时好多书还没有解禁，这些书都封存在钟鼓楼下面的平房里，而重新整理登记这批禁书的“美差”就落到我们两三个临时工身上了。

 

鼓楼和钟楼都在北中轴路的最南端，两楼相距不远，大约也就百十来米的样子。钟楼在鼓楼的正北面。钟鼓楼始建于元代，为元、明、清京城报时中心。古代将每夜晚八时至凌晨四时分为五节。定更和初更都是先击鼓后撞钟，夜里只撞钟不击鼓，因此有“暮鼓晨钟”之说，从而使全北京城有序可循。鼓楼为单体木结构，而钟楼则全部为砖石结构。两楼相同的都是重檐歇山顶，四面设拱券门。不同的是，在二层楼上，鼓楼置直径1.5米的大鼓一面，而钟楼则悬永乐年间铸造的重达63吨的报时铜钟一顶，据说撞击声可达方圆十数里。

 

我对钟鼓楼有特殊的感情，不仅因为母亲小时候曾经住在钟楼湾的一个大院里，我小时候上学的东公街小学也在鼓楼东大街上，还因为小时候听母亲讲的关于钟鼓楼的一些传说，充满了神秘色彩。母亲说，永乐年间重新铸钟时，钟发不出声音，为此皇帝下令杀掉许多铸钟匠，后来一个钟匠的女儿梦见有神仙指点，只有年轻女孩儿跳进沸腾的铜水中，钟才能响。在铸钟接近尾声时，钟匠的女儿决心拼上性命救父亲和众多铸钟匠，她装扮一新后来到铸钟厂，趁父亲不备跳入了滚沸的铜水中，父亲发现后伸手去救，已经来不及了，只抓到了女儿的一只鞋子。从此以后钟真的响了，只是不甘心的女儿总通过钟声要自己的鞋，所以钟的尾声总是发出幽幽的“鞋……”音。

 

鼓楼的故事也很神奇，据说清光绪年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们想放火烧毁木质结构的鼓楼，但就是点不着火，恼羞成怒的联军士兵，只好抡起大刀不断地砍向大鼓。而我看到的大鼓面上，果然是伤痕累累，有许多破洞。

 

钟鼓楼下面的房子里堆满了落着厚厚灰尘的书和杂志。每打开一摞书都会灰尘漫天，所以每天下班，我们都黑煤乌嘴，满面灰尘。因为热爱这份工作，吃土我也不在乎。我们的任务是按书籍的分类一本本登记、编号。春天，北京的柳树绽青，桃花、杏花都开了，空气中透着暖暖的春意，迎合着我心中的期待与希望。特别是亲手参与解禁“封资修”的书，本身就预示着文化春天的到来，那种愉快的心情并没有因为物质生活的贫乏而受到丝毫影响……我每天钻在乱书堆中，边挑拣着书边认真地登记、编号。许多外国名著和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文人如胡适、巴金、林语堂、沈从文、钱钟书等的著作都在我们的翻拣中即将重新面世，许多延安的作家如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的书，也经我们手即将重见天日。

 

更让我感兴趣的是，这里堆积着大批的旧电影画报，甚至有解放前的画报、影讯。我本来就喜欢电影，也喜欢电影明星，遇到我想看的画报，我就放在一边，中午休息时我就如饥似渴地看。从这些画报中，我又见到了心仪已久的电影明星、电影消息，尽管是十多年前的资讯，我并不感到陌生。令我惊奇的是，我还看到了江青在上海当电影演员的许多报道，她在《狼山喋血记》中的剧照，她与同是当红电影明星的王莹争演《赛金花》的报道，她与唐纳的感情纠葛……想到文革中江青为了毁掉20世纪30年代她当演员的事实，不惜和叶群联手迫害一大批老电影人：赵丹、郑君里、舒绣文、上官云珠……甚至连保姆都不放过，使这些无辜的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感到万分的愤慨，为江青的专横跋扈，也为她的愚蠢。历史岂容篡改？你就是把知道你底细的人全都杀光，历史的印记也是抹不掉的啊！可悲的年代、可悲的人啊！

 

和我一同打工的有个男青年，叫翰。他有一副好歌喉，当时正在煤矿文工团学唱歌。休息时我们一起沿着窄窄的木梯，“咯吱咯吱”地爬到楼上。鼓楼里到处是灰尘和蜘蛛网，占据在二层空间的一面大鼓立在中间，估计旗偃息鼓至少已有五六十年了。一不小心碰到哪儿，就会惊起不知是老鼠还是蝙蝠，“刷啦啦”一阵响，惊出我一身冷汗。

 

爬到鼓楼外就不一样了，顿觉神清气爽。我记忆中外面没有护栏，害怕掉下去的我们紧贴着墙壁站立着，因为兴奋和害怕心里“咚咚”直跳。站在鼓楼顶层，可以看到远处北海的白塔、景山的五味亭（甜酸苦辣咸五个亭子）鼓楼四面的大街笔直笔直的，临街虽有不少店铺，但并没有都开业，虽是中午，街上的人也不多。翰兴奋地说：“我给你唱支歌吧！”没等我说话，他就放开喉咙唱起来。不记得他唱什么歌了，大约是《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吧！他嗓音嘹亮浑厚，立刻吸引了街上行人，许多人停下来寻找歌声的来源，连骑自行车的人也停下来倾听。我问翰：“你为什么不考专业歌舞团？”他说：“我正在做准备，等着我的好消息吧！”那时候的知青，虽历经磨难仍痴心不改，仍旧怀揣梦想。正因为有梦想，我们这代人才永远活得那么愉快而充实。

 

图书馆带我们干活儿的有两位四五十岁的女职员，我们称她们“老师”，对我特别好。有一位老师脾气特别倔，说话不留情面，唯独对我网开一面，可惜我忘了她姓名。每天早晨看到我都和翰一起来上班，她悄悄问我：“你们俩不是在搞对象吧？”“您瞎说什么呀？我儿子都三岁多了。”“那他知道吗？”“您是不是想太多了？我每天都在五路车站碰到他，所以才一起来上班。”“哪儿那么巧天天碰见呀！傻姑娘。”那天休息时，这个老师当着大伙儿的面问我：“喂，小刘，听说你有个漂亮儿子，把照片拿给我们看看。”我赶紧拿出随身带的儿子的照片，大伙儿传阅了一番。从那天开始，我还真的再没在路上碰到过翰，我不由从心里感激这位善解人意的老师帮我解了围，避免了一次尴尬。当然我和翰仍一如既往地说说笑笑，只是在我内心深处不知为什么多了一丝不快。

 

和我们一起干活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图书管理员，我们叫他小谢。小谢思想活跃，爱好摄影，自己的哥们儿还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