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作为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和研究者，作者为写作此文采访了清华附中当事人上百人次。此文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发表时略有删节。为有助于研究者参考，本刊特发表作者提供的原稿（只做了个别无关史实的文字编辑）。
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始作俑者，清华附中红卫兵已成为一个专用历史名词。但它从1966年5月29日圆明园定名公开反对校领导，在6月24日贴出出“造反精神万岁”对抗工作组，在8月1日毛泽东回信和8月18日天安门接见达到高峰，继而在8月27日“暴力恐怖”中发布《十点估计》后脱离主流并迅速衰败，其独立的生命期不过百日。
但也就是这100天，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震惊海外。所以让我们把目光穿过广袤的历史时空，浓缩到1966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100天。
1966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好转，党内郁积的政治矛盾终于浮出水面。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而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而在北京西郊的清华附中却在独自进行一场方向相反的教育改革。1966年雄心勃勃的校长万邦儒正把清华附中推向颠峰。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在北京空前绝后的两届预科的创立，和在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的四个组别中夺得三项冠军。
和北京市的其它中学统归北京市教育局管理不同，清华附中是清华大学直接领导的。预科的教材独立于其它中学，由大学编写，主课全由清华大学讲师任教。上了预科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当时，清华附中已成为北京市收分最高的中学，学生的分班和学号都是按考分排列。预科的选拔使原本已成为学生信条的个人竞争更激烈了。
清华附中地处清华等八大学院和高等军事院校环绕之中，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和具有知识背景的中层干部子弟是其核心。个人奋斗和藐视权威是中产阶级知识背景的两派的共性。
高二的干部子弟杨盘、阎阳生、邝桃生、张承志组织了“红缨”小组，准备跳级参加高考，并为此出了一种既有难题解析又有时事辩论的手写小报。几乎与此同时，以高二的周舵为代表的教授子弟也办了一份手抄小报，其内容更偏重时政也更隐晦，在高知子弟中传阅。
清华附中地处清华园和圆明园环拱之中。后来成为著名影评家的方位津认为，圆明园已是两派共同的胎记。那是学校进行阶级教育劳动锻炼的基地，也是学生进行早读和秘密串联的据点。
清华附中校领导大多是资产阶级和民国旧吏出身，城里中学的“四清”使他们内心震撼。从1964年开始，迎合日益左倾的政治气候，学校组织了“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和军训队。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
1964年，由于一次偶然的同学争斗演变成全校“阶级路线”的大辩论。万邦儒校长把娄琦（平民子弟）和熊刚（干部子弟）的动手，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路线”高度，引起高知子弟的不平。两派的大字报互不相让，竟贴满了半个大饭厅。
最后虽然学校强势出动以双方认错平息了风波，但一道“阶级出身”的鸿沟把学生分为两派。各班团支部的发展会也成了两派斗争的焦点。比如后来红卫兵的主要发起人王铭的入团就几经周折，几乎要上告中央。郑光召回忆：两派据理力争，互不妥协，连外班的同学都挤进我们教室来“观战”。直到最后举手表决，差一票也不行。
一、1966年5月中——6月中（创立期）：对抗学校领导为代表的教育路线
典型事件：5.29圆明园成立红卫兵、6.3第一张反校领导大字报、6.8外校声援冲击清华附中
1966年5月中旬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直指校领导陆平的大字报在学校撕开了文革的序幕。
几乎与此同时，清华附中也从空泛的文艺辩论开始对学校教育方式的评判。最明显的是预科651班干部子弟骆小海等的墙报，其公开对学校领导的质疑引起了学校的紧张，把他称为“预651观点”组织批驳。
当时学校的乒乓球队长仲维光回忆道：“我们和高631班郑光召、宋海泉和戴建中等人（高知子弟）也形成了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摸索对方的动向，商量对策……和他们（干部子弟）在暗中对抗。”拥护学校领导的声音占有绝对优势。
据卜大华回忆：这时清华附中党支部已列了一个“闹事学生”的名单上报清华大学党委，并在当地派出所备案。学校党组织还分别到这些学生家，以57年“反右”为暗示，让家长管教学生。
1966年5月下旬，在学校的压力和学生的孤立下，高中几个班级反对校领导的骨干开始秘密串联。仲维光回忆：“他们开始在熄灯后跑到圆明园去秘密碰头，商量如何在学校掀起运动，揭发学校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甚至直到半夜才回宿舍，而且居然男男女女不在教室。平民子弟早对干部子弟们飞扬跋扈不满，一听到他们密谋反对校领导，立即汇报上去。此时，校领导已发觉自己养虎为患，只好依靠平民子弟，以期自我保护。”
那时的圆明园遗迹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无边的稻田和落叶当中。被现在视为花样年华的男女学生，没有在圆明园这座“后花园”里初恋约会，而是在密谋造反。
关于红卫兵成立的日期，海内外两派的文章几乎都认定是1966年5月29日。“5月29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骆小海）“5月29日一批干部子弟在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圆明园集会，成立了红卫兵。”（郑光召）
但几个红卫兵主要创始人都对此不以为然。卜大华：“在那一天，并没有明确成立红卫兵，主要是统一行动。”王铭：“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有相同政治倾向的一些人的聚合。”
目前最原始的记录是宋柏林1966年6月3日的日记：“……中午我们‘红卫士’的一部分战士到圆明园去开会，正式建立起组织机构，订好了反攻计划。”但此时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已经贴出。
关于红卫兵名称的来源，张承志在他的日文书中有回忆：“我在班里写的小字报上的署名就是‘红卫兵’，并用红铅笔画了一个骑马的战士的图像。”笔者清晰地记着这个“红卫兵”图案，而没有“红卫士”的印象。
笔者的记忆是，5月29日是各班的反对派统一行动的协调会。6月1日晚上在圆明园开会正式采用张承志在墙报上用的署名“红卫兵”作为正式名称，并决定以此名义贴出大字报。各班的代表决定把5月29日定为“红卫兵”的成立日，一是因为那天是第一次统一组织会议，二是自负地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前。
6月2日，第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出现在五楼大教室。虽然大字报只是亮相式的激昂口号，但已鲜明地向校领导挑战：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
……
红卫兵1966年6月2日
这张大字报的下部除了红卫兵核心的签名外还留有一大块空白，是给同意大字报观点的人签名用的。当天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100多人。但拥护校领导声讨红卫兵的大字报立即贴满四周，也形成了大批的签名。
后来的工作组长刘晋回忆：“学校当局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因此，几十个同学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处于孤立状态。”但当时学校的书记韩家鳌回忆说：“对红卫兵这事，我们就是觉得那个太突然了。我们都来不及想，是怎么回事？我们就知道是干部子弟（在闹），就想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意图？”
在红卫兵大字报上签名的有不少出身自由职业的学生，而拥护校领导的很多是担任党团干部的干部子弟。当时初二的史铁生曾画了一幅一耳大一耳小的漫画，讽刺红卫兵偏听偏信，受到校长的私下鼓励。
但有两个人的参与给处境孤立的红卫兵极大的支持。被学校树为标兵的学生党员干部马云香毅然在红卫兵的大字报上签了名，使学校党支部十分难堪。而1957年大右派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独立贴出大字报批判校领导，无意中与红卫兵形成呼应。
1966年6月6日开始，城里的四中、十三中等学校和海淀区八大学院附中的学生络绎不绝地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6月8日，在学校西侧通往体育学院的路上突然出现了黑压压的一片、近百位骑自行车来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校领导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怕出事关了西校门。校门外堆积了几百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郑光召）
韩家鳌回忆：“有一帮学生要冲过来，什么人大附中的，还有四中的……薄（一波）家兄弟。我那时作书记，就站在校门口一个课桌上，说我们搞什么活动都是要按照学校的安排。一方说‘往里冲！’，一方说‘不行！’也就开始推推搡搡的。”
当时在教育系统内部通报了清华附中闹事的红卫兵，成为各中学领导压制不同意见的武器，但反而使各校的反对派知道了红卫兵。
宋柏林6月5日的日记中留下了另一个线索：“王铭找了孔原，熊钢找了薄一波，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都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而在当天宋柏林的父亲宋维轼也到清华附中看了大字报，他时任大军区级的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
事后进驻的工作组给团中央的汇报是仅存的文字材料：“6月8日，外校300多人来声援左派，被拒之门外10小时，并调来大学部的打手——校卫队，请来海淀分局的便衣队，企图镇压群众运动。6月4日，团中央派2人来了解情况，被盯稍、偷听。”
激烈对峙的双方在大门内外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四中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幅对联是：“先驱者，为革命，洒尽碧血；后继人，保江山，掏出红心。”
针锋相对的代表是清华附中高三工人出身的女生宣夏芳，她高声朗读了以“宣战”名义贴出的大字报《致×中的干部子弟们》：“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但这时清华附中两派都不知道，在6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团中央书记胡克实领受了领导北京中小学文化革命的任务，决定向重点学校派遣工作组。
二、1966年6月中——7月底（发展期）：对抗工作组为代表的传统体制
典型事件：6.8工作组进校、批斗校领导大会、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卫兵和工作组分裂、6.24“造反精神万岁”、7.26江青接见、7.29人民大会堂毛刘分歧、8.1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信
6月8日晚上，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工作组一共5人，多是在中央团校学习的各省市骨干。工作组组长是章建华，但实际掌权的是中央团校哲学室主任刘晋。
身兼海淀区工作队副队长的刘晋戴着眼镜，表情严峻，第二天晚上即召开全校大会明确支持红卫兵，称他们是坚定的左派，并宣布学校领导班子靠边站交待问题。形势的突变使大操场一片愕然，红卫兵随即以胜利的姿态贴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的大字报。
学校的大字报出现了180度的转弯。工作组在随后的汇报中对此颇为得意：“到目前为止，全校师生已贴出20000（？）多张大字报，揭露了一批严重问题，揪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初步开展了批判斗争，大煞了牛鬼蛇神的威风。工作组进校时，右派势力气焰嚣张，左派力量孤单，左派学生仅101人，占学生总数的8％；左派教师2人，占教职工总数的1．7％。目前，左派学生已增加两倍，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3．9％。”
刘晋在40年后告诉笔者：6月8日，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克实打来紧急电话，让他带工作组去清华附中支持红卫兵，并要求他每天晚上九点用直线电话汇报情况。
从6月17到20日，全校开始在工作组的主持下三次批斗万邦儒和其他校领导。刘晋回忆道，他当时宣布“对学校领导万邦儒只准动口不准动手。”
在这三次批斗中，万校长只低头，但是不认罪。万邦儒在文革前后都被两派公认为独特的教育家，络腮胡子口若悬河充满魅力。看着自己苦心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反过来争相批判自己，他的痛苦可想而知。
有两件事情在这第一轮批斗中给了万邦儒及支持者致命的打击：一是6月17日中央决定暂停高考，这让以投考一流大学为唯一目标的高知子弟顿时感到“五雷轰顶，一片黑暗。”（周舵）“甚至烧毁了自己所有的课本。”一是6月20日宣布万邦儒撤职反省，让万邦儒认为运动只是一阵子的幻想破灭了。主管附中事务的清华副教务长邢家鲤也被揪到附中批斗。
6月21日，全校召开师生代表大会选举革命委员会。但当工作组在人选上要求有更大代表性时，遭到红卫兵抵制。结果21个革委会委员基本由红卫兵核心组成，王铭当选主任，张晓宾、卜大华为副主任。虽然在那种情势下是一面倒的高票当选，但昔日占据舞台中心的高知子弟看着这些其貌不扬的干部子弟走上主席台，内心感到“个个面目可憎”（方位津）。
这时工作组才感觉到红卫兵并非是一群可以随意摆布的中学生，已表现出强烈的权力意识。工作组不可能容忍在正统的党组织之外出现第二个权力中心，开始分别谈话分化红卫兵，并一手筹建新的分团委以取代革委会。红卫兵头头的碰头会又回到圆明园。
当时红卫兵并不知道工作组的做法直接来自中央。6月下旬，胡克实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认为工作组已控制了局面，提出“复课闹革命”和“消化红卫兵”。
6月23日，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强调左派要服从工作组团结大多数。红卫兵随即在6月24日贴出两张大字报公开进行反击，一篇是《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彻底闹革命》，一篇就是后来震动中央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这篇贴在教学楼一楼门厅正中的大字报，第一句话就提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观点：革命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 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这篇充满激越口号的文章由红卫兵才子骆小海执笔，后来被一再模仿变成文革时代的新八股。但最后的结尾“……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明眼人一看就是针对掌权的工作组的。但工作组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只是觉得在共产党的天下提倡“造反”匪夷所思。
当时狡黠的红卫兵故意留了一个破绽，没有点明这段话的出处。工作组果然上当，写了简报上报，一直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被定性为“反动”。实际上这句话缘自6月9日《人民日报》第六版的一篇不起眼的短评《汉弗莱的哀叹》。它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给斯大林祝寿时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没有人注意到这句隐含在边角评论中的只言片语，但嗅觉灵敏的红卫兵马上捕捉到了。
当高一的红卫兵刘刚、张树平等把这张“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时，给了当时被清华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以极大的支持。但遭到拥护工作组的主流学生愤怒围攻，甚至到清华附中要求“逮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红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