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失业高峰。1949-1952，城镇失业人口分别为474.2万、437.6万、400.6万、376.6万。原因很显然，战争对经济摧毁性的破坏。
第二次失业高峰出现在60年代初。大跃进造成了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假象。1958-1960年城镇职工人数增加了2500多万, 1430万来自农村。1961年中共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 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本年内减少1000万。
第三次失业高峰发生在文革。1966年5月-1976年10月十年间, 每年大约有220万的城镇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但却碰上了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 “上山下乡”成了他们的惟一出路。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是强制性的，不下乡的,在城镇不得分配任何工作。以解决就业的效果而言,基本上劳而无功。从1962-1979年末, 全国累计有1766万人城镇青年下乡。城镇企业单位只能从农村招收职工。在新增职工3700万人中,从农村招收了1400万(包括下乡知青600万和农民800万),而在这10年间正好约有800万城镇知青留在了农村,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城乡劳动力大对流现象。这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逆城市化”、“逆工业化”、旷日持久且耗资数亿(100亿元)的徒劳，不仅没有减轻城镇就业压力,反而激化了就业矛盾,为下一次失业高峰的到来埋下了重大隐患。
第四次失业高峰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底中央放弃了上山下乡,大量知青蜂拥回城。当时,需要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人员达到1500万以上,实际待业率高达13.6%。但其还有更深层次的主要原因:
(1)人口增长失控。1949年我国有5.4亿人,到1979年已增加到9.7亿人,30年净增4.3亿,导致了“错批一个人(马寅初),多生3亿人”的后果。同时,中国人口增长的两次高峰(1950-1958年出生1.87亿人和1962-1975年出生3.55亿人)被集中到同一个时期(1976-1991年)就业(上山下乡的知青等于延迟了10年就业),压力可想而知;
(2)中国“一大二公”体制下的“统包统配”劳动就业制度长期推行导致了大量的人在职而无事可干,而许多适合于集体、个体生产经营的行业却不允许干,这就人为地堵塞了就业的多种渠道;
(3)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计划经济体制下, 长期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使中国工业投资中的90%投向重工业,导致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严重萎缩。
第五次失业高峰出现在1989-1991年。在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中国政府利用制度创新成功地安置城镇劳动力达7800万人,城镇失业率从1979年的5.4%(实际失业率为13.6%)下降到1988年的2.0%,成绩斐然。然而80年代末,中国的就业形势又严峻起来,1989年需要安置的城镇就业人员为1050万人,但实际只安置了300万人,实际安置率只有30%,1990年需安置人员达1200-1250万人。这次失业高峰的成因主要是:(1)宏观经济管理不当;(2)“民工潮”的冲击。
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失业高峰，完全是毛胡来的后果。第四次，第五次读起来不免心惊肉跳。怎么渡过的，应对措施是什么，我是一点不知道。只是每年都有GDP要增长多少点，才能充分就业的说法。中国人民忍辱负重，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换任何第三国，麻烦大了。
现在回忆起来，毛太祖的胆子实在是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