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习笔记（二）
中共一大
本节要点：
1）一大是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而召开的。
2）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不是中共一大的第一天，当然更不是中共成立的日子。
3）陈独秀在一大上被推选为中共最高领导，尽管他并未到会。
4）一大没有公布也没能留下任何正式文件。
5）一大的意义是后来被赋予的，早期的中共并不当它一回事。
至少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对于中共一大的基本情况，大都不甚了了，比如会议第一天与最后一天的日子、一共开了几次会、开会第一天的地点、有多少代表参加、通过了什么文件等等，全是糊涂账。与会代表的回忆中没有异议的，只有两件事，一是预定的最后一天会议刚开始时，有个陌生人闯入，会议因此匆忙解散；二是次日改到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开会。这个例子说明，任何事件的当事人—哪怕是一群智商很高的人—的回忆往往是不很靠谱的。
一大不仅在当时毫无社会影响，就是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共领导人自己也几乎从不提及一大。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鲜提一大可以理解。土地革命时期，九一八事变后五十天成立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设有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司法、工农检察、教育等部门，名义上下辖十八个省和四个直辖县，光所谓的大学在瑞金就办了三所，搞得煞有介事，那时完全有条件纪念一大了，然而，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周年，纪念马克思诞辰，纪念列宁逝世，庆祝三八妇女节，庆祝五一劳动节，纪念八一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甚至纪念德共创始人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和卢森堡（Rosa Luxemburg）牺牲周年等等，却从来没有举行过中共生日的纪念活动或发表过任何纪念文章。
直到一九三八年春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再一次有了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为了扩大中共的影响并凝聚全党，中共领导人才觉得有必要纪念党的生日。可是毛泽东、董必武和陈潭秋那几位当年的代表无法对一大开会的日子达成共识, 于是最后只得由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 把中共的生日定为七月一日。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的纪念日”。一九四一年六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 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中共的生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从此，“七一”就作为中共的生日固定了下来。
中共一大
梳理所能接触到的资料后，大致可以定下有关一大的四个基本细节：
1）会议日期：对此据说共有二十五种说法。比较可信的应为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三十一日，其中二十五、二十六两天休会以便部分代表起草会议文件，三十日会议因故取消，实际开了六天会。
2）与会代表：有十二人和十三人两说。应是十三人，他们是：北京张国焘、刘仁静；上海李汉俊、李达；武汉董必武、陈潭秋；长沙毛泽东、何叔衡；广州陈公博、包惠僧；济南王尽美、邓恩铭；日本周佛海。代表生平另叙。一大代表身份至少对一些人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3）会议地点：有李汉俊家、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家以及两兄弟之家三说。李书城是同盟会元老、武昌起义时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参谋长，当时正与夫人外出旅游。位于法租界望志路一百零六号的那地方外称“李公馆”，李汉俊从日本留学海归后寄寓在兄长处，估计他对那房子恐怕不会有丝毫的产权，因此会址为李书城宅当属无疑。
4）第一天会议地点：博文女校还是李宅。李宅更合情合理。博文女校仅是冒充“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大部分代表的住宿处（李汉俊就住在会址，李达夫妇借住在陈独秀家，陈公博带着妻子住旅馆，张国焘另有地方住，不过有时也睡在博文女校），并不提供开会的场地。一大是中共各地同志的初次聚会，不曾举行任何正式仪式，不需要较大的场所；而李宅随时有佣人煮水沏茶，舒服得多。
筹备一大时，维经斯基已经回国，接替他的是共产国际的东方问题权威、曾担任过列宁的工作秘书、由列宁亲自推荐来华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荷兰人马林（化名Maring，原名为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一九二一年六月—一九二四年初在中国。一九二七年加入托洛茨基组织的国际左翼反对派，其间一度被捕入狱。不久之后，马林同英国的独立工党和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结盟，建立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心。一九三三年，马林在狱中当选为荷兰下议院成员，此后他一直利用此身份领导荷兰的工人运动。一九四0年，马林组织抗击德国侵略的游击战，一九四二年被纳粹抓获，四月被枪决）。据董必武和李达的回忆，在六月三日马林到沪之前，中共并没有召开一大的动议和筹备活动，召开一大是马林提议的。包惠僧也回忆说：“中共一大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
马林催促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把分散在各地的组织统一起来。于是李汉俊和李达分头以中共临时中央的名义向京、鄂、湘、粤、鲁各地及日本发出通知，要求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而不考虑每个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因为法国路途遥远，信件寄去及代表赶来肯定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们没有给法国的同志寄发邀请信。
马林提供了会议经费，每位参会代表事先并得到路费一百元（会议结束回去时每人再发五十元）。
参与一大的“西方势力”还有尼科尔斯基（Nikolsky，这是他的特工化名之一。他的本名是涅伊曼（Vladimir Neiman）。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他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在哈巴罗夫斯克以间谍罪被捕，九月被枪决）。一九二一年六月，尼克尔斯基作为共产国际远东间谍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赤色职工国际的前身“职工国际理事会”这三个组织的代表来华，除了收集情报的主业以外，他担负的重要任务是向共产国际驻华人员、当时在华活动的其他俄共党人以及中共提供经费。
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一大。当时除了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主任，陈独秀还兼任了新成立的广东大学的预科校长。因为正忙于为修建校舍筹措经费，陈独秀怕自己如果走开，筹款事可能会“黄”掉。广东共产党支部的主要负责人谭平山得协助陈独秀奔走筹款，也离不开。而身为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那时正在主持北大教师的索薪维权活动（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 他因病离职后改由李大钊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北京支部的另两位主角邓中夏和罗章龙均以工作繁忙不克分身为由而谢辞。
中共两大统帅和多位骨干缺席一大，表明这次会议并不太受重视。
据刘仁静回忆，张国焘和周佛海是会议的主角。李汉俊、李达、陈公博、包惠僧、陈潭秋和他自己都踊跃参加了讨论，其他人发言不多。张国焘精明能干，也喜欢出风头。他很早就到了上海开始打点，主持会议，研究议程，样样少不了他，是一大最活跃的人物。
七月二十三日晚八时许，中共一大开始。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马林用英语作了冗长的报告，介绍苏俄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情况，接着尼科尔斯基简单地介绍了赤色职工国际，刘仁静担任翻译。
第二天的会议上发生了争论，张国焘认为共产党员不应在政府里任职，甚至学校校长也不行，陈公博与李汉俊对之强烈反对，张国焘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代表的赞同。
根据马林的提议，七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两天休会，由张国焘、李汉俊、刘仁静、李达和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决议和今后的具体工作计划等文件。
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连续三天举行了三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1）目前国家的政治状况；2）中共的基本任务；3）党纲；4）中共的组织问题。在讨论如何处理与其他党派的关系时，代表们又发生了激烈争论。一些人主张中共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不跟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以保持党员的秘密和“纯洁”。包惠僧和刘仁静等甚至提出对待孙中山也是如此，因为孙中山也是军阀，对孙中山应与北洋军阀一视同仁，不应有任何妥协，中共决不能联合孙中山，党员不能加入任何别的政党，包括孙中山的党。
董必武反对这种意见。他认为虽然孙中山总是在争取各路军事将领，但他不是军阀；中共应联合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派，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军阀。这样，即使中共不能立即夺得政权，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以利于今后的发展。陈潭秋支持董必武的意见。
三十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中共纲领和会议决议、选举中央机构。周佛海因为闹肚子，大痛大泻起不了床而没有到场。八点多会议开始，马林刚想讲话，一个中年男子突然闯入（后查明此人叫程子卿，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他看到满屋子的人，忙说：“对不起，我走错地方了。”对此，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让大家停止开会，关照所有人分头迅速撤走。
作为主人，李汉俊觉得他不宜离开，陈公博就自告奋勇留下陪李汉俊聊天。他们上了二楼，在李汉俊的书房刚坐下不到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的警车便停在屋子门前了。
进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和三个翻译。那个法兵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像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些人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然而他们却始终没有注意到放在抽屉里的一份中共的大纲草案。
李汉俊与陈公博被分开盘问。那个法国总巡先审问李汉俊。李汉俊用法语应答，称自己是商务印务馆的编辑，刚才与一帮朋友在讨论《新时代》丛书的编辑事务（在筹备会议时，为了方便代表出入和确保安全，李汉俊特地参与发起组建了《新时代》丛书社，并把丛书社设于李公馆）。审问陈公博时，总巡用英语问：“你是不是日本人？”陈公博答道：“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总巡又问：“你懂不懂中国话？”陈公博答道：“我是中国人，当然懂中国话！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这次暑假是来上海玩的。” 总巡再问：“你住在什么地方？”陈公博答道：“我就住在这里。”陈公博不敢告诉总巡他住在大东旅馆，因为他的皮箱里有广东共产党支部的文件。
李汉俊那里藏书很是不少，有外国的哲学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而法国人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思的书而不认得孔孟的经典。他们搜查之后，没有找到什么证据，那总巡微笑着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许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最后说了几句道歉的话就走了。
又过了一会儿，陈公博下楼准备回旅馆。出门后，他发现有人盯梢，正好一辆黄包车过来，他便坐了上去。那人也招来黄包车，紧随其后。陈公博就让黄包车拉到大世界游乐场。进了大世界后，他东转西逛，先去听了一会儿评弹，接着又去看电影，趁电影场人多光线暗，他摆脱了密探，然后又雇车赶回旅馆。一回到房间，他就关上房门，打开箱子，把那些可能惹事的东西拿出来全部烧了。
当天晚上，天气闷热，陈公博躺着难以入眠，下半夜好不容易才入梦。凌晨忽听一声枪响，接着便传来一个女子的惨叫。不久，茶房来告知说，隔壁房间的一个女客被枪杀了，旅馆已经报案，巡捕马上就到。陈公博一听，担心受到牵连，很快带着妻子离开了旅馆。他再也无心参加会议，当天晚上就与妻子乘火车去了杭州。
再说三十日晚午夜时，几个代表集聚到李达那里，商议如何继续开会。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曾在嘉兴读过书，她提议可以去南湖假作游湖开会，于是各人去分头通知。
（一大会址之所以被密探盯上，是因为马林在荷属东印度搞革命期间留下的案底。当他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去中国的签证时，就遭到了拘捕，然后被驱逐出境。维也纳警察局将他的资料交给了当地外事局，结果他路经的国家一律都得到了通知。这一措施迫使他在抵达上海之后立刻到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做了登记，并完全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同时上海租界又获得情报，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俄国人、印度人和朝鲜人等，要在上海开会，租界为此投入了许多密探，随时准备干扰会场，有机会就捕人。）
三十一日清晨，王会悟乘头班火车先到嘉兴，租了一条游船并点了一桌酒席。上午十时，除了陈公博以外的十二名代表们都到了嘉兴，王会悟在车站等候，接大家上船。她扮成舞女在船头望风，一旦发现异常，代表们就准备假装打麻将。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没有去南湖。
开会前忽然大雨滂沱。代表们在雨声中通过了党纲和决议。考虑到党员数量少，他们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临时领导机构。他们选举了三人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王尽美和邓恩铭年纪小，学历低，在整个会议期间，他们完全是谦虚学习的态度，不开会时总是贪婪地读书看报。毛泽东常识丰富，在会下健谈好辩，很活跃，不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会前和会议中，不轻易发表意见，也没有坚持什么特殊主张。
一大后，张国焘、周佛海、包惠僧和刘仁静暂留上海参加中央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一大通过的两个主要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党纲》列有十五条，不过实际只有十四条，要点为：
* 中共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采取苏维埃管理制度。中共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 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 联合共产国际。
* 凡承认本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但在加入中共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中共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 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
* 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分六部分：工人组织、宣传、工人学校、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对现有政党的态度以及党与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关系，具体如下：
1）中共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警惕不要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傀儡，勿使工会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
2）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
3）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工人学校，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
4）成立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工人，使他们在实践中去实现共产党的思想。这种机构的研究工作应分为以下几类：工人运动史、组织工人的方法、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
5）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中共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6）中共中央应每月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此外，应派代表赴远东各国，以便商讨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
一大通过的《党纲》和《决议》重申了中共的“初心”。不幸的是，中共在很长的时间里并不清楚它自己最初开会定下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因为中共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当时只有手抄稿，没有正式发表过，而中共未能保存下那些手稿（不过不管一大表达的中共的“初心”是什么，那跟一百多年以后的铺天盖地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都没有半点关系了。现在这个叙事的N版（王沪宁版）演变成了：“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共早就与时俱进了）。
早在一九三0年二月，李立三在他所作的《党史报告》中就坦承：“党的第一次大会文件，现在是找不到了。”“这次大会有什么决议和宣言，现在已找不到。”
一九三七年，韦尔斯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也向董必武问起过一大文献的下落。在她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第一卷《红尘》中记述了董必武的回答：“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目前人们看到的一大纲领来自两个大同小异的版本：
一是俄文版。一九五七年苏共中央把原藏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中国中央档案馆，其中有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在内的俄文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该文件的作者没有署名，也未注明日期。文章记述了中共一大召开的经过，从文中谈及马林和尼柯尔斯基“给我们作了宝贵的指示”这样的语气来看，作者是中共党员（据说是张太雷），显然那是一份中共向共产国际汇报一大情况的报告。
二是英文版。一九六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书架上发现了陈公博在一九二四年一月提交的硕士论文《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此文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的附录收入了六篇文献，即附录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一九二一年）；附录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一九二一年）；附录三.《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附录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二年）（中共二大一共通过了九个决议案）；附录五.《中国共产党章程》（一九二二年）和附录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三年）。其中的附录一、二、四、五是中共多年未曾找到的文献，尤其是二、四、五三个文件，为世上的硕果仅存。
不知何故，无论是俄文版还是英文版的一大《党纲》，第十一条都阙如。
一大未正式决定中共加入共产国际。
据或许不太准确的统计，一大代表了国内外五十七个党员，包括上海九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沈雁冰、俞秀松和杨明斋；北京十五人：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邓中夏、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张太雷、范鸿劼、朱务善、李梅羹、吴汝明、陈德荣和李骏；长沙十人：毛泽东、夏曦、易礼容、何叔衡、贺民范、彭璜、肖铮、郭亮和姜济寰等（长沙在一九二0年十一月只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而没有成立共产党。参见《李达》一节）；武汉七人：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和赵子健；广州七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林祖涵、阮啸仙、刘尔崧和杨匏安；济南七人：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复元、王象午、王用章和贾乃甫；日本两人：周佛海和施存统。
陈公博回到广州以后，向陈独秀汇报了会议的情况。因为一大代表曾就纲领和决议案中“不准在政府里当官”、“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等条文争论不下，所以他们将那些文件应否发表，授权新任的书记陈独秀拍板。而陈独秀在听了陈公博对有关条文的弊病的陈述以后，决定把那些文件束之高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