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习笔记（八）
中共一大代表人数辨
治史如断狱，基本依据无非是物证与人证，当物证和人证不足或有所参差时，辅之以逻辑和常识。
同“中共一大代表人数”一案直接有关的历史文件，保留下来的只有苏联在五十年代移交给中国档案部门的当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大批档案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件。对于一大的出席人数，这份文件记载如下：“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然而文件中没有记录具体人名，特别是没有说明哪两个地方各只有一名代表。
中共一大的亲历者中，最早提到一大代表人数的是陈公博。他于一九二四年初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写道：“大会代表十二人，代表七个地区。”陈公博的记载跟莫斯科档案基本一致，同时也同样没有具体名单。
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跟斯诺谈到出席一大的人员时说：“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参加会议的一共十二人。”
毛泽东一直坚持十二个人。一九五一年六月，胡乔木在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时就几处提法请示毛泽东。胡乔木的问题中有一条：“第一次代表大会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论不知孰是？”毛泽东批示：“是十二人。”十多年后，毛泽东曾两次同日本人谈及中共一大代表的人数。一次是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他在接见日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和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时说中共 “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只有十二个代表”，“十二个代表中有几个人变质了”。另一次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对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朋友说：“那一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二个代表参加。”不过毛泽东从来没有说清过是哪十二个人。
董必武在一九三七年会见斯诺夫人韦尔斯时，提供了一个十三人的名单：“我参加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每个省派两名代表出席，日本留学生派一名代表周佛海，……湖北省派陈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来自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一个是荷兰人，在中国我们都叫他马林。另一个是俄国人，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周佛海在一九四三年发表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提到一大与会者时说：“广东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除了不记得济南代表的名字以外，周佛海把董必武给漏了。周佛海自己承认过他的记忆力不好。
包惠僧在一九五三年奉命撰写的《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文中说：“在开会时统计出席代表……，共十三个代表。”他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包惠僧回忆录》里说：“我约在五月底到广州，……六月中旬，陈独秀召集开会说，接到李汉俊、张国焘等来信，临时中央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第三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也派代表参加，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去出席。当时决定我同陈公博为广州区的代表。”
负责一大筹备组织工作的张国焘在其于一九六六年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里记得最为详细：“上海代表是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九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两个党员。合计代表十三人，党员五十九人。”张国焘又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
董必武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对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一大代表，上海、济南、湖南、湖北、北京各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这次董必武把从日本来的周佛海给忘了。
史学界对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资格上。包惠僧肯定参加了一大。认为他是“正式代表”的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湖北代表、广东代表或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自称是在陈独秀召集的广州党支部的会议上被推举出来的，他也确实是从广州坐船到上海的，因此一般都把他算作广州代表。张国焘和周佛海把他列为武汉代表，大概因为知道他本是武汉党支部的负责人。包惠僧没有说过他是陈独秀的代表，陈独秀大概也没有那种指派私人代表的特权。认为包惠僧是“非正式代表”的也有三种说法：一是“串门子”说，如刘仁静在一九七九年六月接受一位党史专家访问时说：“包惠僧是参加了会，但不是代表。包惠僧自己说他是广东的代表，我没有这个印象，我记得他是串门参加会的。党的一大没有正式手续，也没有区分谁是正式代表，谁是旁听列席代表。所以，包惠僧来参加会，也没有人不同意” 。李达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在《关于包惠僧的代表问题复中国革命博物馆信》中则说：“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包惠僧当时是武汉小组成员，武汉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也到了上海，也住在大会代表的寓所，……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 。二是“观察员”说，此说最早出自日本学者小野信尔的《图说中国历史》一书，在中国学者中也有持该说者。近年来，还有学者认为，包惠僧不是代表，而是陈独秀派往临时中央和向大会组织者汇报说明情况的联络员。说包惠僧是“串门”或列席会议的新闻记者，恐怕有误。一大本是中共各地同志的一次内部聚会，无意也确实没有对外作任何宣扬。前后六次会议，天天去“串门”，包括去嘉兴南湖，而且跟其他人住在一起，似乎不合情理。“观察员”和“联络员”两说大概也不可信，因为广州还有陈公博，他跟陈独秀的关系同样密切，尽管也许没有包惠僧跟陈独秀那样的私交。事实上，会后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的是陈公博而包惠僧留在了上海。董必武和李达企图否定包惠僧的代表身份，多半可能是出于其他动机。尤其是董必武，他跟包惠僧同为武汉共产党支部的创始人，除了陈潭秋，他本应该比与会的其他任何人更了解包惠僧。
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才可以算是列席代表。
何叔衡是湖南选出的代表，这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何叔衡到底有没有出席一大却好像是有探讨余地的。张国焘的说法很奇怪。大家一起睡在博文女中的楼上，在一群青壮年中唯一的“老先生”，出现了又忽然消失了，怎么没有其他人记得和提到这事？至少毛泽东和周佛海都记得何叔衡是参加了会议的。不过同时也很难解释张国焘怎么会在记忆中无中生有。据说进入新世纪后，有学者根据陈公博一九二四年的回忆、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复信、《谢觉哉的日记》以及中共六大整理的一大代表名单等十几个方面的材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考证，得出的结论是：何叔衡是一大代表，但未出席一大。
无论如何，上海一大纪念馆始终坚持一大代表为十三人。他们胆敢无视“一句顶一万句”的领袖语录，想来应该有不怕被诬为“反对”和“对抗”的足够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