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特指那些读过中学的年轻人，“自愿”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成为农民的青年。从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直到1977年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中学生结束，知青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我是从农村来，回到农村，故称为另类知青。
一、题外话
那个年代的乡下孩子，从小就要帮家里砍柴、打猪草、攒工分。加上当时读书无用，很少有人读到中学，好些连初小都没有读完。还有些人则由于出身不好而被迫停学。我们村富农的几个儿子都很聪明，但最多读到小学毕业就被迫终止了。他们家在文革时倒是未曾挨斗，因为前面有一个地主和一个恶霸富农【注一】顶着，他们自己平时为人也很谨慎。
我是我们村最早的高中毕业生之一。直到八十年代，我俩还是村子里仅有的高中毕业生。村里和我同时高中毕业的另一位，高一时几乎辍学。由于他听了我“再坚持一年，将来或许有用”的劝告，使我未能成为我们村唯一的高中毕业生。他在村子里呆的时间比我短。大概一年以后，他的叔叔把他弄到了他所在的茶场。七七年高考前县中办补习班，我不能参加。他总是拿着笔记来让我帮他解惑。他考取了师范，后来就当了老师。当时全公社就我们俩一个考取大学、一个考取中专，令其它村的人羡慕不已，都说我们村的风水好。
我小时比较文静，五岁不到就被送到了隔壁的小学读书。这所小学也是整个大队（十三个自然村，最远的村离我们大约十里路）唯一的小学，因为只有我们村有祠堂，好作教室。我们村一直是周围最富的村，有一个地主、两个富农，其他一半以上是中农或上中农。有些村连一个富农都没有。土改时，好些土地分给了其它村。由于上学过早，比同年级的一般小三岁以上，况且我在同龄中个子本来就小，使我在同学中很难找到玩伴，只是被他们当作小弟弟而已。我的体育不好与此有极大关系。也正是因为年龄小、个子小，我才得以完成中学的学习，并有机会参加高考。我的父亲在另一个公社的粮管所工作，家中缺乏男劳力。我是老大，要是我能顶半个劳力，我父母就不会让我读完高中。要是我高中毕业时年龄大几岁，等到恢复高考时，我可能就已经结了婚，而失去考大学的机会。离我们不远的一位同学，比我才大一岁，毕业后到他们公社的一所学校教初中，把一个学生的肚子搞大了。那位学生成为了他的老婆。高考时他应该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但已有事实婚姻及孩子，不能参加高考。不过，他后来在乡下也混的挺不错的。
我们高中毕业前夕还有一段插曲。我同班的一位同学，姓王，跟我的关系不错。他平常喜欢捣鼓无线电，想自己组装收音机，但没有成功。后来厕所里发现了“打到毛主席”的标语，调查结果说是王同学写的。在批斗会上，还把他同村的地主作为教唆犯带去同台批斗。王同学就被学校开除了，同时被开除的还有另一个班的同学，说是写了反动诗。大概是1978年，学校给这两位同学平了反，补发了毕业证，据说两人都哭了。一次我回国时，王同学得到消息，特意带着他的儿子来看我。他还说厕所里的“反动口号”不是他写的。
我所在的县城，交通不便，没有火车。唯一的工厂是茶叶加工厂，大多数城镇居民也是靠种田种菜为生。我们那里一个正劳力【注二】一天能挣七八毛，还自己养猪养鸡，加上蔬菜自给，生活比县城的人差不了多少，所以就对城乡差别感受不深。让我明显感到乡下人受到歧视，是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后的事。那时，提职称、分房子都讲工龄，真正受影响的是分房。城市户口的，只要下放到农村或工厂劳动两年以上，从中学毕业起，读大学、研究生都连续算工龄，而我的工龄要在研究生毕业后才开始算。跟我同年毕业的同学，工龄比我长七八年。我在农村老老实实地种田，不是“革命”，那些在乡下偷鸡摸狗（有些下放知青和农民打成一片，勤勤勉勉地干活。但偷鸡摸狗的下放知青也不少）的，却算“革命”﹔我跟他们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不是“革命”，他们却是﹔我直接考上了研究生不是“革命”，而他们没考取留下来的（有些后来读“在职研究生”，实际上是专职）又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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