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型的政府历来强调国家（在前现代社会，“国家”一般由皇权代表）在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模式中，主权属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体社会成员，集体的利益高个体的利益。政府（在前现代社会，则是皇权）代表全体社会成员行使主权，政府的权力直接来源于主权（即“受命于天”）。政府对于国家之内的一切（无论好坏）均负有完全的责任。这种政府模式可以说是一种“无限责任”的组织模式。
西方型的政府，国家（在前现代社会，“国家”一般由皇权代表）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则相对较弱。在这种模式中，主权属于每一个社会成员，集体的利益不可以侵犯个体的利益（至少是理论上）。政府（在前现代社会，则是皇权）是受社会成员委托行使主权，政府的权力来源于社会成员的授权。政府对于最后的结果只负有其授权范围以内的责任。这种政府模式可以说是一种“有限责任”的组织模式。
这两种模式，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政府权力的来源。西方模式中，政府权力来源于社会成员的授权，所以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授权标志。只有获得这个授权标志，一个政府才能称之为合法政府，即获得“合法性”。在现代西方理论中，这个授权标志便是赢得全民普选。这便是当今西方社会如此痴迷于普选的原因。而东方模式，政府便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其地位来源于历史发展的必然（相信许多中国人应该都熟悉这句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所以自然具有合法性，并不需要一个外在的授权标志来赋予其合法性。
从理论上说，西方式政府本质上只是全体社会成员雇佣来的“打工者”而已，随时可以被全体社会成员解雇。不想干了，也可以“撂挑子”不干。而东方式政府本质上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家长”，与整个社会“荣辱与共”。显然，西方式政府理论催生弱势政府，而东方式政府理论催生强势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