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热带高原台地的“中国人内战” 鬼谷雄风文学城

鬼谷雄风2021-12-17 00:56:41

澳洲热带高原台地的“中国人内战”

1911年10月10日中国辛亥革命的结果，是结束封建帝制，进入共和时代。

可是就在上述中国革命成功，结束南北内战对峙的这段时间里，澳大利亚东北部热带高原台地上的华人社区，却在1912年2月爆发了一场当地传媒所宣称的“中国人内战”。究其原因，显示其与中国辛亥革命的结果相关，当地媒体将其视作革命党人与满清王朝保皇党人之间的一场内斗。

从某种意义上说，华侨是革命之母。在清末一系列的反清运动中，海外华人都是革命党同盟会的中坚力量，尤其是洪门组织，不仅捐款献金，也出人出力，直接参与。澳大利亚华人亦不例外，他们对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孙文担任临时大总统)，给予了极高的礼赞，并筹款表示支持。2月12日，清帝逊位；三天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临时政府迁都北京。在这段时间里，澳大利亚各地华社都分别举行大型活动，以庆贺中国的新生。而上述的所谓“中国人内战”，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段里。

位于昆士兰省东北部重要港口坚市埠(Cairns)西部约80公里海拔500-1000米上的丫打顿埠(Atherton，现译“阿瑟顿”)，是这块热带高原台地的中心城镇。这里阳光充足，雨量丰沛，是玉米种植的重要区域。到1910年前后，在昆士兰的5000多华人(主要是广东人)中，就有1200人左右聚集在丫打顿埠，除了经商的店主，大多都从事玉米种植。正因为该埠华人众多，这里也在19世纪末由来自广东省各邑华人在其边缘地带建有一个中国城，叫做杉树镇。镇上有侯王庙，公各界祭祀之用。

(上：热带高原台地在昆士兰的位置；下：Cairns-Atherton-Innisfail的交通示意图)

澳大利亚洪门三合会也叫义兴会(亦即致公堂)，向来支持革命党，于1910年前后开始进入丫打顿埠设堂拜会。在澳洲，义兴会主要以台山人为主，四邑人为中坚。虽然他们很多人也都经营土特产和进出口商铺及果栏，比如进出口商行东主李在，但烟馆妓院和赌场番摊也基本上由其成员把控，毕竟长期以来这也属于帮会的传统经营范围。最主要的一件事则是，1911年是高原台地玉米的大丰收年，义兴会以筹款支持中国国内革命党活动的名义，意欲在所有华人种植者的玉米成品交易中每吨抽取三元作为捐资。而在该埠经商和种植的主体人群则是香山(中山)人，向来就与四邑人积不相能，因其人数众多，且其领袖人物方安是进出口商行的东主，几年前从达尔文港转来该埠发展，他在达尔文经营商铺时就与义兴会有过节。为此，他成立斧头仔会，暗中与义兴会对抗；后因该斧头仔会名字太过于负面，改成了公益会，随即再改为农工商会。方安与其他香山籍商人因痛恨义兴会，遂抓住其有意收捐三元之事，谓为勒索，并称其迫人入会，逼良为娼，以此鼓动玉米种植家拒交此捐，增加其对义兴会恶感。由是，暗中双方已经势同水火，平时或许在表面上还能相安，但如果碰到特定事情，双方矛盾激化就会引爆冲突。

自武昌起义爆发成立军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澳大利亚的华人皆热烈响应，各埠华社都举行升旗礼和筹款资助以示庆贺。义兴会在丫打顿埠也不例外，除陆续在该埠及周边的坚市和者炉顿埠(Geraldton，后改称Innisfail[烟尼士非炉])等地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之外，更主要就是发动捐款，支持军政府和临时政府。为了与义兴会对抗，香山人对外声称前者勒人捐，而倡设香山捐，公开打擂台，争夺筹款权。这一争执迅即从执事层蔓延到普通会众层，双方恶感加剧。

1912年2月20日，香山人以新春为名，结伴出埠闲游。他们在中国城与义兴会众相遇，产生口角。旧恨新仇，就在此刻爆发。双方遂大打出手，以砖头、木棒、铁棍、酒樽等为武器，杀声震天，双方各有负伤挂彩者。义兴会人少，眼见寡不敌众，遂派人飞奔进相距不远的丫打顿镇里警察局告警，告知是革命党人与满清保皇派之间的争斗。于是，警察局立即出警加入中国城，制止了这场打斗，并将方安等四人当场拘捕，以便处理。当地报刊从警务部门得知此次事件经过，尤其确信是华人中的反清派与拥清派之间的争斗后，遂大肆报道，将其称之为“中国人内战”。

双方在周边城镇都有亲友和拥趸，平时也常有往来，互相支援。由于英文报纸每天出版，坚市埠的华人社群过了一天便得知了消息，义兴会很快便组织了一批人，携带器械和就手兵器于2月24日搭乘火车前往丫打顿，进入中国城增援。而就在这几天，者利顿埠周边的义兴会众也正好陆续集中到这个昆士兰北部甘蔗种植园中心城镇开会，他们也准备好了打斗器械，甚至包括火器，在当月28日从者利顿埠乘火车或轮船去到坚市，再由那里转车前往丫打顿增援同门兄弟。据估计，几天时间里，有大约200多华人糜集到丫打顿埠，其中也包括一些要为香山帮两肋插刀的人，准备参与上述两派之间的进一步械斗。由于警察在丫打顿埠两派打斗的当天便出手制止，使事态没有失控；但两派的对立情绪仍在，且谣言漫天飞，加上从坚市埠和者利顿埠前来增援的华人人数众多，动静很大，警察早已预见到形势可能会恶化，遂采取断然措施。从28日起，派员在车站值守，但凡见华人手执家什凶器，一律收缴。此举阻吓效果明显，许多华人为免被公差拿问及收缴凶器，只好在丫打顿前站下车，将凶器藏与田间，然后走路去到丫打顿中国城。此外，警方也重兵把守中国城，见有人群聚集就予以驱离。如此，有效地震慑住了蠢蠢欲动的两派人群。

当地警方最主要的一项化解工作是，尽快将2月20日拘捕的四人送到法庭受审，因为此举是对上述两派在酝酿中的进一步打斗釜底抽薪。3月1日，方安等四人被送到高原台地西端的赫伯顿埠(Herberton)法庭受审。在余下的近四个星期里，法庭不断地传唤一批又一批当时参与打斗的两派人员作证，加上还有一些关注庭审的人也要前来旁听，这样也就拆散了正在酝酿进一步冲突的双方骨干，将其主要注意力引到了法庭诉讼上来。这样一来，丫打顿埠的街道就显得平静下来，很多商店也关门休息；但赫伯顿埠的食品店和肉铺则大赚了两三个星期的钱，因为这大批华人突然涌来，产生了强劲的消费。

经过大约三周左右的证词和辩论，法庭最终明白了两派冲突的根源所在。香山人指责义兴会除了遍设烟馆，最主要是放赌，尤其是在赌博中作假出千，以致参赌的香山人无端端输去大笔钱财，因而对义兴会咬牙切齿，总要找茬滋事。但法庭证词也显示，义兴会则以革命党自居，表示支持武昌起义及其军政府和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此，他们从丰收的玉米种植园抽取的每吨三元的爱国救国捐，是汇往在中国的革命党的。他们按照协议将这笔钱交由当地的一位有名望的香山籍富商负责汇转中国革命党人，但后者则将钱交给了澳大利亚的中国领事，可是领事却将钱汇给了清政府。为此，义兴会将香山人皆称之为保皇派，颇多指责，双方矛盾越积越深。前述所谓“革命党人与保皇派之内战”，即源于此。有鉴于此，法庭认为双方都有责任，但还是要和为贵，遂于3月28日当庭释放方安四人，结束此案。而在此案判决之前的一周里，原先糜集在丫打顿及后来陆续来到赫伯顿的那些华人，已经陆续离开该地，返回他们各自的居住地，继续原有的营生。

事实上，在丫打顿两派双方剑拔弩张的2月下旬，昆士兰北部华社就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和影响的恶劣程度，选派出德高望重、资产雄厚的华商及领袖人物如磨士文埠(Mossman)的黄金源等人前往丫打顿与义兴会斡旋调和。因义兴会在此前那次打斗中由于人寡而受伤者较多，黄金源答应其要求予以补偿，同时以巨金(每人六十镑)将方安等四人保释出来。但方安一方认为让步太大，且不忿被指为满清保皇派，对黄金源的让步不满，导致这位斡旋的殷商拂袖而去。随后坚市埠以香山籍为首的华商如郑泗全等，再赴丫打顿斡旋调停。义兴会见此前协议被撕毁，也就犟了起来，调高了价码，并施压要将方安等人定罪。于是，郑泗全等人遂铩羽而归，议决筹集捐款，准备兴讼，要与义兴会死磕到底。

也就是这个时候，以雪梨和美利滨两大华人社区为基地的澳洲华人传媒将丫打顿的这场两派打斗定性为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呼吁义兴会要深明大义，谋求和平解决事端。美利滨的雷美好(即最早在1852年鼓动四邑人赴澳淘金的雷亚妹之小儿子)和麦锡祥等人创办的少年中国会则直接发电文，呼吁尽快结束这场丢人现眼的内斗。雪梨的华人社区及致公堂也通过多种途径，希望义兴会不要再挑起事端，而是退一步媾和，不要给正在庆祝新生的中华民国之澳大利亚华人社区添乱。这些呼吁和劝告以及私下里的内部沟通，对一直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以革命党人自居的丫打顿义兴会起了很大作用，加上当地法庭的判决也是以和平为目的，此事也就此平息下来，同时通过各方私下接触斡旋而未再起涟漪。

无论是称为洪门，抑或义兴会，甚至致公堂，其早期的反清复明宗旨所展示的与政府相抗衡烙印明显，因而也为清末革命党人在海外的活动提供了一个较大的舞台及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从而在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成立的过程中，他们占据着道德高位。但这个群体或者帮会的生存基础又摆脱不了烟赌娼寮等渊薮的影响，也受到正常商业社会规则的制约。如果越出范围，再加上个人恩怨叠加发酵，就会失控，导致冲突。丫打顿埠义兴会和香山人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械斗，就是这样发生的。由于冲突的时机敏感，被当地主流传媒称之为“中国人内战”，而这场内部的冲突也受到整个澳大利亚华社的谴责。也可能是意识到各自群体的偏狭而导致冲突，事后各方的采取的忍让来化解矛盾。从几年后中国国民党在丫打顿埠成立分部，此前冲突双方都能加入共事，就显示出当初法庭判决和为贵所显示出来的效果。

1912年丫打顿埠中国人大规模冲突的事件虽然较为轰动，但在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里却无法找到一份与此相关的档案宗卷。因此，有关此事的经过和结果，就唯有当地英文传媒有所报导；而同时期的中文媒体对此报导则少之又少，难以窥视整个事件的全貌。但无论如何，这一场阋墙之争，是当时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内部矛盾的一个真实写照，也是在全新生存环境中，华人族群如何避免内部冲突而相互扶持共同融入当地社会的一个教训。本文将此事件披露出来，也是想引起大家对此问题进行反思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