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夏明震遇难不久，曾志即与蔡协民成婚。与蔡协民结婚时，曾志说“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什么旧的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
1931年11月，曾志生下一个男婴，取名铁牛。两个月後的1932年1月，她与丈夫蔡协民一道，抱着小铁牛来到厦门，准备稍作停留後便送到母亲那里去，请母亲帮忙照看。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同志来看望蔡协民和曾志，见面就劝说∶“孩子就不送他姥姥那儿去了，兵荒马乱，路途遥远，晕船不说，路上也可能发生意外„„”
“我怕什么么？”曾志生性刚强，硬硬地顶一句，“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怕！”王海平怔了怔，又低下头犹豫片刻，终于尴尬地吐出真情∶“曾志同志，对不起了。市委急需经费，听说你生了一个男孩，就由组织决定，卖了100块大洋。现在钱已经差不多花光了，孩子你不给也得给了„„”曾志愣住了，半天才像大梦初醒一般透过一口气。她茫然地望望丈夫，望望儿子，最後将目光呆呆地落在市委书记的脸上，久久不动一动。市委书记无声地垂下头，等待那意料中的哭声和责骂。可是，传到他耳边的却是一声催人泪下的颤音∶“服从组织决定„„”
孩子送走前，她和蔡协民抱着孩子，特意去中山公园玩了一次。她将小铁牛放在草地上，久久地注视着他，使劲地记住他的模样。又去照相馆照了最后一张全家福。照完相后，给小铁牛喂完最后一次奶，才将孩子交给组织派来的人。曾志没有送孩子出门，她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哭得昏天黑地。
这个可爱的孩子被送给了一户中医。不巧那年流行麻疹和天花，铁牛很快被到家中就诊的病孩传染，不到一个月便夭折了。
起初大家都尽力瞒着曾志，但最后曾志还是知道了这一噩耗。在别人面前，曾志努力地压抑住心中的痛楚，一声不吭，仍然默默地忙碌着。只是到了夜深人静时，她才一任泪水纵横，尽情释放内心的无奈和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