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自梁晓声《京华闻见录》
一九七九年春，全国第四次高等教育会议在北京西苑召开。各新闻和文艺单位派代表列席参加。
我作为北影厂代表，参加了华南大组学习讨论。
会议最初几天，讨论内容是肃清“四人帮”极左教育路线的流毒，发言踊跃热烈。
“工农兵学员”——这建国三十年来“高教”大树上结下的“异果”，令每一位代表当时都难以为它说半句好话。而每一位发言者，无论从什么角度什么命题开始，最终都归结到对“工农兵学员”的评价方面。不，似乎不存在评价问题——它处于被缺席审判的地位。如果当时有另外一个“工农兵学员”在场的话，他或她也许会逃走，再没有勇气进入会议室。
我有意在每次开会前先于别人进入会议室，坐在了更准确说是隐蔽在一排长沙发后不易被人发现的角落。我负有向编辑部传达会议情况和信息的使命。我必须记录代表们的发言。
我是多么后悔我接受了这样一个使命啊！然而我没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领导改换他人参加会议。
第三天下午，还有半个钟点散会，讨论气氛沉闷了。几乎每个人都至少发过两次言了。
主持讨论者时间观念很强，不想提前宣布散会，也不想让半个钟点在沉闷中流逝。他用目光扫视着大家，企图鼓励什么人作短暂发言。
他的目光扫视到了我。我偏偏在那时偶然抬起了头。于是我品质中卑俗的部分，一瞬间笼罩了我的心灵，促使我扮演了一次可鄙而可怜的角色。
“你怎么不发言啊？也谈谈嘛！”主持者目光牢牢盯住我。
多数人仿佛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纷纷向我投来猜测的目光。
大家的目光使我很尴尬。
坐在我前面的人，都转过身瞧着我，分明都没想到沙发后还隐藏着我这么个人。
我讷讷地说：“我……我不是工农兵学员……”几乎是不由自主的这么说了。
这是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参加讨论三天来说的第一句话，当着许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说的第一句话，当着华南大组全体代表说的第一句话。
谎话，是语言的恶性裂变现象。说一颗纽扣是一颗钻石，并欲使众人相信，就得编出一个专门经营此种“钻石”的珠宝店的牌号，就得进一步编出珠宝店所在的街道和老板或经理的姓名……
我说，我是电影学院导演系“·文·革”·前的毕业生。我说，某某著名电影导演曾是我的老师。
我说，如果不发生“十年动乱”，我也许拍出至少两部影片了……
为了使代表们不怀疑，我给自己长了五岁。
散会后，许多人对我点头微笑。“·文·革”·前的毕业生，无论毕业于文、理、工学院，还是毕业于什么艺术院校，代表们都认为是·他·们·的学生。
会议主持者在会议室门外等我，和我并肩走入餐厅。边走边说，希望我明天谈谈“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教育路线，对艺术院校教育方针教育方向的干扰破坏。我只好“极其谦虚”地拒绝。
我不是一个没有说过谎的人。但是，跨出复旦校门那一天，我在日记上曾写下过这样的话：“这些年，我认清了那么多虚伪的人，见过那么多虚伪的事，听过那么多谎话，自己也违心地说过那么多谎话，从此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我这“要作一个诚实的人”的人，在许多高等教育者面前，撒了一次弥天大谎！
那的确是我离开大学后第一次说谎，不，第二次。第一次是——我打了“电影童星”一记耳光而说是“跟他闹着玩”。
我第二次说谎，像一个谎话连篇的人一样，说得那么逼真，那么周正。
我内心感到羞耻到了极点。
一个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青年，仅仅由于在某一个不正常的时期迈入了这所大学的校门，便如同私生子隐瞒自己的身世，在许多高等教育者面前隐瞒自己的“庐山真面目”，真是历史的悲哀！
就个人心理来说，这是十分可鄙的。
但这绝非我自己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心理。这种心理，像不可见的溃疡，在我自己心中，也在不少“工农兵学员”心中繁殖着有害的菌类。对于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又多么可悲！宛如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倒出了“山楂丸”。
我的谎话，当晚就被戳穿——我们编辑部的某位领导来西苑看望在华南组的一位老同事……我不晓得。
第二天，我迟到了十分钟。在二楼楼口，被一位老者拦住。
他对我说：“你先不要进会议室。”
我迷惑地望着他。
他又说：“大家已经知道了。”
我问：“知道什么了？”
“知道你是一个‘工农兵学员’。”他那深沉的目光，严肃地注视着我。
我呆住了
。
他低声说：“大家很气愤，正在议论你。你为什么要扯谎呢？为什么要欺骗大家呢？”他摇摇头，声音更低地说：“这多不好，这真不好！有的代表要求向大会简报组汇报这件事啊！……”
不但不好，而且很糟！
在全国“高教”会上，在粉碎“四人帮”后，谎言和虚伪正开始从崇高的教育法典中被肃清，一位列席代表，一位“工农兵学员”，却大言不惭地自称是“·文·革”·前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毕业生，这的确是太令人生气了。
我垂下了头，脸红得发烧。
我羞惭地对那老者说：“您替我讲几句好话吧，千万别使我的名字上简报啊！”
他说：“我已经这样做了。”
他的目光那么平和。
平和的目光，在某些时刻，也是最使人难以承受的目光。我觉得他那目光是穿透到我心里了。
他说：“我们到楼外走走好吗？”
我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我们在楼外走着，他向我讲了许多应该怎样看待自己是一个“工农兵学员”的道理。当他陪着我走回到会议室门前，我还是缺乏足够的勇气进入。
他说：“世上没有一个人敢声明自己从未说过谎。进去吧！”挽着我的手臂，和我一齐进入了会议室。
那一天我才知道，这位令我感激不尽的老者，原来是老教育家吴伯箫。
吴老是我到北京后，第一个引起我发自内心的无比尊敬的人。
“高教”会结束后，他给我留下了他家的地址，表示欢迎我到他家中去玩。
那时他家住沙滩。我到他家去过两次。
第一次他赠我散文集《北极星》。
第二次他赠我散文集《布衣集》，并赠一枚石印，上刻“布衣可钦”四字。他亲自替我刻的。
两次去，都逢他正伏案写作。一见我，他立刻放下笔，沏茶，找烟，面对面与我相坐，与我交谈。
他是那么平易近人，简直使我怀疑他是个丝毫没有脾气的人。
他脸上的表情总是那么安详。与我说话时，眼睛注视着我。听我说话时，微微向我俯着身子。他听力不佳。
我最难忘的是他那种目光，那么坦诚，那么亲切，那么真挚。注视着我时，我便觉心中的烦愁减少了许多许多。
那时他家的居住条件很不好。因附近正在施工，院落已不存在。他家仅有两间厢房。每次接待我的那一间，有十三四平米左右，中间以木条为骨，裱着大白纸，作为间壁。里边一半可能是他的卧室，外边一半是他的写作间。一张桌子，就占去了外间的大部分面积。我们两人落座，第三个人就几乎无处安身了。房檐下，生着小煤炉，两次去他家都见房檐下炊烟袅袅，地上贴着几排新做的煤饼子。
我问他为什么居住条件这样差？
他笑笑，说：“这不是满好吗？有睡觉的地方，有写作的地方，可以了。”
告辞时，他都一直将我送到公共汽车站。
我向他倾述了许多做人和处世的烦恼。他循循善诱地开导了我许多做人和处事的道理。
他这样对我说过：多一份真诚，多一个朋友。少一份真诚，少一个朋友。没有朋友的人，是真正的赤贫者。谁想寻找到完全没有缺点的朋友，那么就连他自己都不可能成为他的朋友。一个人有许多长处，却不正直。这样的人不能引为朋友。一个人有许多缺点，但是正直，这样的人应该与之交往。正直与否，这是一个人品质中最重要的一点。你的朋友们是你的镜子。你交往一些什么样的朋友，能衡量出你自己的品质来。我们常常是通过与朋友的品质的对比，认清了我们自己实际上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北影的一位同志，从前曾在吴老领导下工作过。他敬称吴老为自己的“老师”——他已经是四十五六岁了。我常于晚上看见他在厂院内散步，却从未说过话。
有次我们又相遇，他主动说：“吴老要我代问你好。”我们便交谈起来，主要话题谈的是吴老。
他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当年他与六个年轻人在吴老直接领导之下工作，某天其中一人丢了二百元钱，向吴老汇报了。吴老嘱他不要声张，说一定能找到。过了几天，六个年轻人都在场的情况下，吴老将二百元钱交给失主，说：“你的钱找到了。不知是哪位同志找到后放到我抽屉里了。”失主自然非常高兴。当天，又有二百元钱出现在吴老抽屉里。原来他交给失主的那二百元钱，是他自己的。但对这件事，他再也没追究过。六个年轻人先后离开他时，都恋恋不舍，有的甚至哭了……
“因为吴老当时很信任我，只对我一个人讲过这件事。”我那位北影的同事说：“吴老认为，究竟谁偷了那二百元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六个年轻人中，有一个犯了一次错误，但自己纠正了。这使我感到高兴啊！”
听了这件事以后，我心中对吴老愈加尊敬。他使我联想到了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
对年轻人宽宏若此，真不愧老教育家风范。
因吴老身体不好，业余时间又在写作，我怕去看望他的次数多了，反而打扰他，就再未去过他家。
我最初几篇稚嫩的小说发表，将刊物寄给他。
他回信大大鼓励了我一番，而且称我“晓声文弟”，希望我也对他的作品提出艺术意见，使我愧怍之极。信是用毛笔写的，至今我仍保存。
半年后，我出差在外地，偶从报纸上看到吴老去世的消息，悲痛万分。将自己关在招待所房间里，失声恸哭一场……《北极星》和《布衣集》，我都非常喜爱。我们中学时期语文课本中的一篇《延安的纺车》，便收在《北极星》中。但相比之下，我更喜爱《布衣集》。
我将《布衣集》放在我书架的最上一档，与许多我喜爱的书并列。
吴老，吴老，您生前，我未当面对您说过这句话，如今您已身在九泉之下，我要对您说——您是我在北京最尊敬的人。不仅仅因为当年您使我的姓名免于羞耻地出现在全国第四次“高教”会的简报上，不仅仅因为您后来对我的引导和教诲，还因为您的《布衣集》。虽然它是那么薄的一本小集子，远不能与那些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或什么全集、选集之类相比，虽然它没有获得过什么文学奖。您真挚地召唤并在思想上、情操上实践着“布衣精神”。这种精神目前似乎被某些人认为已经过时了，似乎已经不那么光荣了，似乎已经是知识分子的“迂腐”之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