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黄小同

上世纪90年代，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准备收集有关刘少奇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的史料，计划编辑出版一本《刘少奇在天津》的史料集，当时决定由我负责。我通过曾在天津工作过的王光英联系到了王光美的秘书王小苏，不久便很顺利地和王光美见面了。王光美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后来为收集刘少奇同志的资料，我又多次到王光美家去采访。

■ 王光英打开了话匣子

天津决定要拍一部反映刘少奇1949年初到天津视察，解决干部和资本家思想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天津尽快恢复经济建设的电视片，需要就有关历史情况采访王光英，因而在采访王光美的同时，我也在和王光英联系。1996年夏初，我接到了王光英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王光英可以见我。

 

约定见面的那天下午，我来到人民大会堂王光英的办公室。说明来意后，王光英就打开了话匣子，他先讲了1949年刘少奇去天津前后的一些情况，特别提到当年天津资本家的思想状况，也讲了他自己的情况。他认为，刘少奇当年的天津之行对于当时天津的接管、经济恢复工作，对于支援解放军南下，对于全国的解放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说，当时全国的工商业者，特别是上海的工商业者都非常关注刘少奇在天津的活动和讲话，应该说，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对稳定民族工商业者的情绪是非常有帮助的。

据王光英回忆，当年在刘少奇去天津前，王光英曾专程到北京见了刘少奇，并根据刘少奇的要求，详细介绍了天津资本家的情况。可以说，刘少奇去天津，是做了充分准备的。王光英记得，他还给刘少奇介绍了天津哪些工厂可以为打仗进行生产的情况，而刘少奇当时考虑的却是如何尽快恢复国家经济建设。

 

听了王光英的一番话我越发感到，我们党重视团结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更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

■ 少奇也有浪漫的时候

同年8月，我因参加《薄一波回忆录》文稿的修改，赶到了北戴河，当时住在中央二号院。一天下午，在住处不远的一栋楼偶遇王光美和王小苏。聊天中，我和王光美说了，为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天津拟拍电视剧的计划，希望能正式采访她。王光美高兴地答应了，还说：“是我陪少奇去的天津，等找个时间给你们说说。”

 

1996年10月，我去安徽滁州参加学术研讨会。很巧，王光美也在滁州。经过预约，我赶到滁州宾馆和她见面。因为我们要编写刘少奇1949年视察天津的电视剧，想在其中表现刘少奇作为一个领袖，政治方面、工作方面以外，更人性化的内容，所以希望王光美能讲讲刘少奇的性格特点以及他俩的情感生活。王光美听完没有丝毫犹豫，很痛快地就讲开了：

我和刘少奇第一次见面是在延安。我去延安前，在北平军调处工作，1946年秋冬我离开北平，乘飞机到了延安，一下飞机见的是李克农。1947年胡宗南部队要进攻延安我们曾一度撤离，后又回到延安，住在王家坪。

 

我第一次见刘少奇是在杨家岭的一次舞会上，记得刘少奇当时问了我许多北平学生运动的情况。斯特朗说过，刘少奇跳舞跳得很好。那次跳舞后的第二天，徐冰又通知我去枣园，说是朱老总请我们几个北平来的大学生吃饭，这样就又和少奇见了一面。记得当时刘少奇问起我跟北平地下党的关系。我说，中央首长是不是都是直接关心北平来的大学生？少奇说，那得看我们有没有时间了。说实话，当时我还是挺害怕他的。那时我已经读过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本书，少奇给人一种非常严肃之感。

又过了几天，朱老总打电话给我，说少奇要约我谈话。我到枣园时，少奇正和周恩来谈话，周恩来见到我，立刻说：“光美来了，我们正好也谈完了，你们接着谈吧。”说完就走了。这时少奇要吃饭了，让我也吃，我没有吃。少奇吃得不多，小碗米饭就着一些蒜。看我不吃，他挺不好意思，就拉开抽屉，给我拿出一个小梨，估计放的时间不短，都黑了，我也没吃。后来少奇跟我说，要我好好学习，注意和人民打成一片，要注意学习别人的长处，还鼓励我入党，并说，入党后是没有自由的。当天晚上中央在王家坪开会慰问北平来的学生，也是给周恩来过生日。回来后，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当时，中央对我们家的情况了解得很细致。

那时因为正在搞土改，我去了晋察冀根据地……土改回来后，经过西柏坡，我就留在了外事局做翻译工作。

和少奇认识差不多快一年的时候，有一天，少奇和我谈话，流露出想结婚的想法，他说：“我年纪大了，而且有孩子，工作又忙。”意思是让我好好考虑，他还让我找安子文谈一谈。其实，我当时已经有思想准备了，因为我的家庭比较复杂，我也让少奇去找李克农多了解了解。我想，我和少奇从相识到结婚，应该是有缘分的。

1948年8月，我们在西柏坡举行了婚礼，没有搞什么仪式，食堂给做了个大蛋糕，当时毛主席、周恩来等人都来了。结婚后，我想帮他做点事，就提出帮他清理报纸，没想到他不同意。还说了一句话：“要真的有共同语言，还得有几年呢！”听到这话，我就愣住了，很不理解。少奇又跟我说：“知识分子都有个自大性。”后来我才理解少奇说的这几句话，也对少奇这个人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外人看来，少奇似乎很严肃、很冷淡，其实他也讲些笑话。少奇观察事物非常细致，他在沉思时是不喜欢被别人打扰的，所以家里的电话都放在我的屋里。少奇非常喜欢干活，在住处后面开了块地，自己种些菜。看到有木匠干活，他也手痒痒，也动动刨子等工具。他还喜欢吹笛子、弹琴。少奇有肺病，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就是因肺病去世的。为了我好，他就让我多下去锻炼，以便让我以后能独立工作。每次下去锻炼，少奇都嘱咐我要注意些什么。

少奇工作太忙了，唯一放松的方式就是散步，风雨无阻。1949年我陪他去天津，因为住的地方就在海河边，每天晚上我们俩都要在海河边散散步。因为那时天津刚解放，只要少奇出门，后面就有警卫战士跟着。散步时我习惯挽着他的胳膊，他总是悄悄对我说：“后面有战士，要注意影响。”

少奇也有浪漫的时候，记得从苏联回来时，一下飞机，当着许多人的面，他就搂着我亲了下。我当时倒不好意思了。

当年去天津时，我已经怀孕了，特别挑食。当时少奇很忙，但还是挺照顾我。后来，因为要生孩子，我提前离开天津回北京。到北京的当晚就和毛主席见了面，毛主席问了我不少天津的情况，我做了比较详细的汇报，又谈了天津资本家的一些情况和少奇的工作，毛主席笑着说：“让少奇同志去天津就是去做这个工作的。”

王光美和我谈了将近3个小时，这次谈话对我们更多地认识刘少奇人性化的一面有很大的帮助。

1998年春夏之际，我们编写的电视剧《刘少奇：1949在天津》经过审查，在天津正式开机。开机那天，王光美也到了，还非常高兴地讲了话。同年10月，我参与撰写的《刘少奇与天津讲话》也出版了。我知道，不论是电视剧的完成，还是专著的出版，都包含了王光英、王光美等老同志的热情支持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