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一二到七一五：这两人的态度，如何让汪精卫下决心“分共”？zt 头发与财富成反比文学城

头发与财富成反比2022-07-18 14:22:59

汪精卫回国以后，蒋、汪矛盾又突出起来。

为了反蒋，他必须到武汉，凭借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权力，凭借苏联援助和中共的力量。但是他到武汉不久，就发现他要依靠反蒋的几种势力都在发生变化。

国民党中央在分化；军队中唐生智、朱培德、张发奎、冯玉祥在变化；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政策在变化。这样汪精卫只好终日在各种势力的“夹攻”中耍手腕。

首先，汪精卫没有决心依靠共产国际和中共势力，因为中共手里没有军队，加之过激的工农运动政策及非资本主义前途中小资产阶级仅仅是同路人的地位，同汪精卫“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所不容。

其次，他也不敢断然依靠唐生智，因为依靠唐生智会失掉张发奎；而且唐生智早有野心，绝不会久居汪精卫的羽翼之下。

再次，他也不敢完全依靠张发奎，因为这会引起唐生智的立即反目；而且依靠张发奎就有依靠共产党之嫌，因为张发奎部队中共产党员的数量最多。

最后，他也无法依靠冯玉祥，一是冯玉祥左右逢源，不以全心；二是汪精卫同冯玉祥无历史渊源，也无从依靠。时局的剧变，各种势力急剧分化，汪精卫最后选择了联合冯玉祥、唐生智、朱培德的道路，实行“分共”。

这其中，尤其以冯玉祥和唐生智的态度对汪精卫下定最后的决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郑州会议的细节

上文说到，罗易把共产国际紧急指示给汪精卫看，是6月5日。由6月5日到7月15日武汉正式“分共”经历了40天。

按说，汪既然认为共产党密谋取代国民党，应当立即“分共”，为什么拖了40天以后仍以此电报为口实提出分共呢?

事情很明白：条件不成熟。这时唐生智、张发奎的部队都在河南作战，留守汉口的李品仙无力对付留守武昌的叶挺。而且，汪精卫也不了解这时唐生智的态度。至于张发奎，很可能不同意分共。

于是郑州克复后，汪精卫等武汉要员立即去郑州，以了解唐生智和冯玉祥的态度。

6月13日，汪精卫于郑州会议结束后回武汉，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二十八次会议上报告了郑州会议情况。而张国焘虽然没有参加郑州会议，但是他当时也在郑州，他事后的回忆倒比汪精卫的报告更能反映实质问题。

他写道：

“河南战役胜利之后，武汉政府要人们与冯玉祥约定于六月十日在郑州举行会议。会议结果又促进了武汉的分共。

汪精卫的反共理论与冯玉祥的反共需要，就在这次会议上汇成一股洪流，冲垮了国共合作。再由冯玉祥与蒋介石接触，形成了宁汉合流的形势。

那时，中共中央鉴于形势的险恶，对郑州会议已不感乐观。汪精卫等人趋向已经显明了；冯玉祥的动向如何则还没有表明。因而我自己仍想作一次最后的努力，试图挽救。

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准我到郑州去。我说明：‘我的任务是到河南去布置一下，使中共的河南组织能在地下生存，并设法查明郑州会议的情形；如有可能，希望能影响郑州会议，不致过分损及我们。'政治局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但不妨一试。

“我在行馆里，忙着设法寻找中共郑州组织负责人，了解当地的情况。很快我就见到中共河南区委由洛阳来的同志。

他转来刘伯坚同志(那时任冯的政治部主任)的口信：大致是说，冯玉祥对武汉的态度不好，倾向于南京的蒋介石……

“会议一开始，情形就不容乐观。武汉的要人们，包括汪精卫在内，都在向冯诉苦，无非是诉说一些武汉财政困难，中共和工农'捣乱'等类故事；无形中就把冯推到仲裁人的地位，似乎武汉这群苦孩子在请求这位大帅解救他们的苦难。这那里是在争取冯来支持武汉政府的表现呢。

“当时在河南前线奔走的邓演达，是国民党内一位杰出的左派人物，他不满汪的最近言论，认为汪指共产国际六月一日的电令是在消灭国民党，未免小题大作了。他极力想维持武汉现存的局面；曾向汪进言，要求维护孙总理的三大政策；但未为汪所重视。他目击郑州会议的情势，更感失望。十一日，他的一位亲信秘书告诉我，邓说到汪精卫在会议上为了迎合冯玉祥的意旨，大发其反共的议论，只希望冯能尊重武汉和他个人地位；可是，冯除欣赏那些反共议论而外，对武汉则意存轻视。至此，分共是必然的了。邓就要回武汉去料理后事”。

2、冯玉祥的态度

冯玉祥的态度此时成了时局的枢纽。冯玉祥这时的基本态度是蒋汪必须合作，国民党不能分裂，更不能因共产党从中作用而分裂。

所以，他首先说服武汉政府不要受共产党左右，郑州会议前后他都是这种方针。早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当时正是维护党权反对蒋介石独裁高潮之时，冯玉祥就三次打电报给武汉国民政府，表面上是调停宁汉，实际上是不同意批判蒋介石独裁。

《国民军革命史》记载：冯又派李鸣钟为代表驻南京，“面请南京各军政领袖，捐弃一切意见，共同北伐"。5、6月份，冯玉祥为敦促宁汉双方共同北伐，又写了几封信另致宁汉。7月14日，又与孔祥熙等，联电宁汉双方，陈述自相备战之三不可，提议召集开封会议，和平讨论。20日，冯又提出四项具体办法，分电宁汉沪粤赣诸要人。

冯的电文说：

(衔略)前上寒电，接奉精卫先生、组庵先生、孙夫人、廖夫人、孟潇先生、哲生先生电；又奉展堂先生、惕生先生、稚晖先生电；均承不弃鄙言，且各表示消弭战祸之意，何幸如之。玉祥不敏，敢再以党员资格，贡献愚见于诸同志之前。

诚以国民革命，非本党则失其领导。而以党治国，无中央亦莫由统一。此次党争原因，既经解决，要不可不谋立即恢复正轨。否则纵使北京攻下，而革命无中心，恐军队之收束将成问题，此所以尚不得已于言者也。

谨拟尊重中央党权，消弭个人意见之法有四，陈备采择。

(一)武汉所定，分离共产党，解鲍罗廷职，应请明令宣示。(二)中国国民党，本为本党同志，共同建设，原为一家。只以前有共产分子，及所请外国顾问，擅权弄柄，挑拨离间，以致同志间，意见渐远，致成分离之局。现双方但觉本党须由本党同志主持，所有以前藉本党之名，而并灭本党者，已经解除职务，则意见实已一致，请即恢复原日局面，统一中央；或按原议，政府迁宁；或设南京政治分会，指导东南等省党务政治。(三)各领袖在开封开一预备会，决定此次党潮，孰应下野，孰应继任，由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任免之，并即取消通缉及开除党籍各命令。(四)未解决前，停止军事行动。以江西安徽为缓冲地，仍继续北伐。

以上四端，如蒙采纳，则可恢复外交及财政之统一，庶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反动势力，无隙可乘，各部队亦无给养分配不均之患。总之，党的中央，由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产出，不可不尊。而在中央服务之人，并非中央，亦无不可更换。且执监各委员会议决之案，非不可由全体会议改正。似此则党与人的问题，不致牵连不决。

至于详细办法，悉由会议，以大多数之意见而决定，目前唯一恳求希望，各方部队，克日停止军事行动，则内战即可止息，国民革命，不难继续完成。总理有灵，实式临之。是否有当，伫候惠教。

十六年七月廿日

以上是冯玉祥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到“七一五”后对国共关系及对国民党内部关系的基本态度。冯玉祥以这种基本态度参加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为宁汉合流牵线搭桥。正由于冯玉祥的这一态度，也促使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心早日分共。

3、徐州会议的细节

关于徐州会议，有以下几个史料：徐州会议后，吴稚晖回南京即向南京中央政治会议报告徐州会议的结果。

1927年6月27日，胡汉民在南京报告了徐州会议经过，内容如下：

当北伐军过了徐州，蒋介石同志视察前方的时候，冯焕章同志已到了郑州，约蒋同志见面，并且约中央党部诸同志也见见面。蒋同志便打电报给我们，一面问冯同志何时动身来徐。既得冯氏已从开封动身的信，我们这里吴稚晖、张静江、蔡孑民、李石曾、钮惕生、李协和、黄膺白诸同志和兄弟，共计八人，一同前往。本月十九日夜二时到徐州，第二天早上，才和冯见面。其时冯和蒋同志，已经会晤过一次了。

这天我们所谈的共分两点，一点是关于北伐的，一点是关于讨共的。

对于北伐一事，冯同志极其热心，极其诚恳，想约山西的阎锡山同志，共同工作。对于北伐军事上的障碍，都有具体的办法去打破。对于蒋同志北伐的功绩甚佩服，并且甚客气，说以后一切听蒋总司令的命令去做，和蒋总司令的感情意见，极其融洽。

至于政治方面，既有当局者完全负责，他极其放心云云。冯既明白表示如此，我们在军事上当然格外乐观了。因为从前北伐军从广州奋斗出来，可算是孤军只旅，不到一年，成绩已经如此，现在既有冯阎加入，力量格外的雄厚，自不待言，所有北方残余的军阀，自然格外容易扫除，一切格外有把握，必操胜算了。

关于讨共一事的谈话，先由吴先生和兄弟把个人的意思说出来。如共产党在学理上主义上的不对，在革命事业上的不对，在两湖盘踞巢穴，各种情形的不对……同行的诸位同志也说了许多话。大家的话说完以后，冯氏才开始发言。

他根据事实上经验上所得的痛苦，很切实地数说共产党的罪恶。说他们无非在一种整个的计划中，来收拾我们，命令我们，要将我们的全国来做牺牲品。

我们光明磊落，大度包容的国民党，有许多地方不留心，他们便秘密行动，捉弄起我们来了。共产党的为害吾党，简单说起来，就是如此……

至于武汉方面，据冯同志说，他们已经明白过来了。谭组庵、汪精卫、顾孟余、孙哲生等人，在郑州会议席上的报告，无一不说共产制度的不能实行，和他们在两湖农工运动的已经错误。并且说两湖的工厂，多数已不能开了，工人只管失业下来。

有许多几十元资本的小店，如小剃头铺子，平日店东同店伙一样的工作，现在店伙捉起店东来，要他加工钱，这样那样，店东不从，便加以凌辱，拖着游街，赶出店外，代他开张，结果是关起门来，大家没有工作。农民方面，可就更乱了，随便杀人，毫无法纪。谭汪一干人，始而不知道，既而知道了，下令阻止，那知令文上墙，浆糊未干，已被人扯去了。

徐谦也说，“共产党人怂我们胁迫我们总是要左一点，已经左了，还要更左。左到现在已经左得无路可走了”。

问他们还有何办法，他们也说只有请这班捣乱的人离开两湖，同南京政府一致。所以现在冯氏对于两湖，很为乐观，觉得不必多费力，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冯同志报告完了以后，大家便议决两件事。

一件是蒋冯两总司令联名通电，继续北伐，完成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一件是冯单独电致武汉，根据他们郑州会议中所说的话，加以劝告。当时我们就说，发出这两个电报去极好，不过武汉方面，若对于这个电报不理，又待怎样。冯说，到那时再说，他似乎颇有办法。

胡汉民等人还透露了徐州会议期间，冯玉祥积极活动的目的是要收复他丢掉的北京和天津。

为此，他先向武汉要军饷，武汉拿不出，继而向蒋介石要军费和粮食。

蒋介石却大方得很，当即答应。蒋介石的条件是，只要冯反共，要钱给钱，要地盘给地盘。冯玉祥也知道蒋介石的唯一条件是反共，于是会议结束当天就致电武汉汪精卫等人驱鲍分共，而且冯玉祥首先又在自己的部队和辖区内清共。

冯玉祥的反共态度既已明朗，蒋介石也毫不拖拉地迅速送钱给冯玉祥，又积极筹办军粮。

4、唐生智的态度

汪精卫一生，以受现实利益驱动而反复无常著称。1927年春，汪精卫从欧洲归国前，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向汪精卫发出愿意支持汪返华重新掌握政权的信息。汪精卫抵达莫斯科，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与汪秘密会谈，明确许诺向汪领导下的武汉政府提供1500万卢布巨额款项，以支持他对抗蒋介石。

汪精卫对此深感慰藉，一是他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地位可望得到苏联的支持；二是1500万卢布使他能够扩展武汉政府的实力。

当然，汪精卫也很清楚，倘若离开国民党，他对苏联和中共都不会有多少价值。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给予全力支持的许诺，固然是汪精卫回到上海后与陈独秀共同发表《汪陈宣言》，信誓旦旦地表示与中共相互尊重，事事开诚的一个基本动力。但是，汪精卫到武汉不久，便发觉事情并非像他事先所估量的那样乐观。

他后来回顾时说，“其时武汉已成为共产党把持的局面了”，“没收土地”、“没收工厂”的工农运动完全脱离了国民党的控制。

他难以接受工农运动走向不受控制的局面，更难以容忍俄国人和中共来支配国民革命的整个进程。当张作霖查抄苏联驻华使馆，陆续公布国民党得到苏联秘密援助的文件后，汪精卫于6月17日决定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6月中下旬，汪精卫通过罗易致电莫斯科，要求兑现斯大林许诺的1500万卢布。汪精卫相信，只要莫斯科的巨款兑现，他就能够吸引更多的军队到武汉方面来，并向蒋介石发动东征。然而，汪精卫的希望破灭了。

6月24日，斯大林从南俄索契写信给莫洛托夫，称：

关于中国问题，我想现在就可以从1000万项目下汇出300―400万，但1500万的问题暂缓。他们还要求我们提供1500万，看来，如果我们不提供这1500万，就拒绝立即反对蒋介石。

6月27日，斯大林从索契又写信给莫洛托夫、布哈林，称：

需要千方百计坚持不让武汉屈从于南京，只要还有这种可能的话。因为丧失武汉这个独立的中心就是丧失某个革命运动的中心，丧失工人自由集会的可能，丧失共产党公开存在的可能，丧失公开出版革命刊物的可能，一句话，丧失公开组织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可能。请相信，因此给武汉追加300万到500万是值得的，只要有所依靠，武汉就不会向南京无条件投降，钱就不会白花。

斯大林既不愿多给钱，又想拉住动摇的汪精卫反对蒋介石，不能不说是如意算盘。可是，这区区几百万卢布对汪精卫的武汉政府犹如杯水车薪，远不足以用来吸引各方武装为武汉政府卖命；更不足以使汪精卫为此舍弃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声望和地位，继续与共产党联袂反蒋。